「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深刻地塑造了紐奧良的法國移民社群。在1789年至1815年這短短的二十多年間，紐奧良經歷了獨特的政治和人口變遷，從西班牙統治過渡到法國統治，最終於1803年併入美國，並在1812年成為路易斯安那州的首府。在此期間，該市接收了大量不同背景的法語移民潮。
這些移民潮主要包括：
「法國大革命」的政治難民：許多法國本土居民為逃避法國大革命而流亡海外，其中一部分人選擇在紐奧良尋求庇護。
「海地」革命(1791年–1804年)的流亡者：
海地革命（原法屬聖多明哥）爆發後，大量法國殖民者被驅逐，其中許多人在加勒比地區避難後，最終也來到紐奧良。這一群體分幾波抵達：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直接受海地革命影響的第一波。 1803年11月至1804年2月，法國遠征軍潰敗和海地宣布獨立後的第二波。 1803年，被英國當局從牙買加驅逐的法國難民的第三波。 最重要的一波發生在1809年夏天到1810年春天，約有9,059名登記乘客（包括2,731名白人、3,102名有色自由人及3,226名奴隸）從古巴抵達，因為拿破崙在西班牙的行動導致西班牙當局驅逐了非歸化的法國人。這一波移民使紐奧良的人口瞬間翻倍，總數達到約15,000人。
拿破崙戰爭與「第一帝國」垮台後的流亡者： 這些包括逃離帝國統治的革命者、拿破崙帝國垮台後的帝國支持者，以及後來為逃避波旁復辟或1830年和1848年革命而來的法國人。
這些法語移民的背景極為多樣，他們來自法國本土的不同地區，也包括在美洲定居的殖民者，其政治立場也各不相同，有保皇黨、革命派和波拿巴主義者。儘管歷史學家長期以來傾向於將所有這些法語人口歸為一個統一的「克里奧爾人(Creole)」群體，並將其與「美國人」相對立，但當時的居民對彼此的地域和政治出身有著敏銳的認識。例如，一位名叫讓·博澤（Jean Boze）的移民在1818年的書信中，不僅區分了路易斯安那本地的克里奧爾人，還會仔細標明來自法屬聖多明哥的難民以及其他法國移民的具體省份或城市，顯示了當時法語社群內部對其多元來源的清晰認知。
然而，由於早期人口普查數據不全，且缺乏出生地等關鍵資訊，歷史學家很難精確量化這些移民潮的規模和構成。儘管如此，這些大量且多元的移民對紐奧良的影響深遠。
促成統一認同的因素：
儘管法語系人口內部存在顯著差異，但出於多種原因，他們最終傾向於呈現一個統一的形象：
戰略團結：
隨著路易斯安那融入美國聯邦，盎格魯-撒克遜人(英語系人)逐漸在路易斯安那州乃至紐奧良成為多數。為了在與盎格魯-撒克遜新移民（他們多為新教徒）的權力鬥爭中保持平衡，法語系天主教徒戰略性地選擇不區分自己內部群體，以期建立一個統一的陣線。
官方文件的沉默：
儘管1809-1810年間大量來自古巴的聖多明各難民湧入，使城市人口瞬間翻倍，引起了總督等官員的擔憂和關注。然而在隨後的幾年裡，官方文件對這些多樣的法語群體幾乎不再提及。這「相對的沉默」使得語言和政治上的聯盟逐漸鞏固為表面上的文化統一。
盎格魯-美國人的視角：
盎格魯-美國人傾向於將這些具有「奇特文化」的法語系天主教徒視為一個單一的群體，很少區分他們之間的差異。克萊本(William C. C. Claiborne)總督在1804年寫道，路易斯安那人對「母國的強烈偏愛」不僅限於法國移民，也或多或少地注入了「所有法國人的後裔」之中，這簡化了後來歷史學家對他們的理解。
這種多元的「法國性」最終在紐奧良逐漸融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紐奧良認同」或「路易斯安那認同」。這種融合並非源於強迫的「美國化」，而是一種在美國背景下發展出的身份認同。促成這一轉變的關鍵事件是1815年1月的「紐奧良戰役」。所有紐奧良居民都參與了這場戰役，它成為了新的「路易斯安那身份」的象徵。戰役紀念日（1月8日）長期以來一直是紐奧良市最具團結性的節日。它促成了「美國神話」與「拿破崙神話」的相遇，創造了一個「愛國的共同點」，形成了大西洋地區法蘭西多重經驗的獨特綜合。
紐奧良的獨特之處在於，相較於美國東海岸其他接收法國流亡者的城市，其移民規模更大，融合過程也更為徹底。這是因為在紐奧良，法語人口為了在逐漸成為多數的英語新教徒面前，維持自身的影響力，戰略性地選擇了團結一致，而英語系居民也傾向於將他們視為一個統一的群體，這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表面上的統一性。
參考書目： Dessens, Nathalie. “La Nouvelle-Orléans, brasseur de francité”. Les Français et les États-Unis, 1789-1815, édité par Tangi Villerbu.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