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群當道的時代

前台北市副市長彭政聲受柯文哲案牽連官司纏身，日前其妻不堪壓力墜樓輕生。網路上反應不一，民眾黨的一位發言人在“少康戰情室”上憤憤地透露：網路上竟然有人冷血地說“若是墜樓是陳佩琪我將慶祝三日！”

此事沒見報，想必已相當氾濫，見怪不怪、防不勝防、舉報無效。同場一位國民黨立委即展示網路上青鳥們已替他“私設靈堂”。台灣的檢調基本上不理會這類“言論自由”案件，惟迅雷般辦理因彭政聲亡妻案對檢調人員“血債血還”的網上聲討。鳥熊貓狼的行列，似有桀犬和紂鷹入伍。至於台灣的傳媒，則更是一片綠林裡“兩岸猿聲啼不住”的吱叫。

在遭鎮壓前，香港的仇恨政治醞釀已久。21世紀初，本地民粹已稱呼大陸遊客為“蝗蟲”，至2019反中暴動期間，則舉中國統稱之為“支那人”。港獨腦袋的歷史真空有待裝填，歷史盲惟信手拈來最晚近的日本右翼史觀，卻懵懂不覺歌頌“大東亞聖戰”得罪東南亞各國，恨日本沒能滅掉中國，則顛覆了二戰同盟國史觀。

“支那人”之說極蠢，但有其功能：在建構一個仇恨對照組，方便建構“香港民族”。港獨之學問遠遜台獨，沒有“南島語系旗魚圖騰國”一類的創意。全球講廣東話的人遠超香港人，何來“香港民族”？同樣道理，福建省的閩南語群大於台灣的，東南亞的閩南語群與台灣的幾乎相當，何來“台語”？遂有從“南島語系”搬救兵之創意。然而，在史盲上只是五十步與一百步而已。

蠢歸蠢，人必須依“對照”方能定義自身認同卻是普世的機制。沒有女人，如何定義“男人”甚或去座標兩者之間的各種變奏？同樣道理，沒有兒童，如何定義“成人”？傳統的共識是將比照條件當做各自孤立的絕對狀態，待至後現代主義的“身份認同政治”，則認為“身份認同”乃刻意為之者，人們理所當然地視為天經地義的相異，例如兩性、黑人白人，其刻板印象皆來自有待批判的傳統社會與文化。

這點不容易懂，我曾用“基督徒”為例試圖說明：世上沒有無對照的、本質主義化的“基督徒”。在（上個世紀）的北愛爾蘭，“基督教徒”的定義是舉槍朝天主教徒射擊；在同代的黎巴嫩，“基督教徒”的定義則是舉槍朝穆斯林射擊。或云：日常信教的鮮有這般極端，然而“基督教徒”並非一個物理事實，它屬於意義領域，“意義”則惟有誕生於對照，而且是不同的對照：不要把被你本質主義化的“基督教徒”等同全世界人心目中的同一個。台灣若有從美國留學歸來、聽慣英語佈道的，則除了週日去美國學校做禮拜之外，心中還希望子女若找不到教內的對象，則寧選無神論者也不要拜媽祖和關帝的。

上面，“基督徒”處在三個“相異系統”中，即變成三種不同的對象，惟有第三組對照無需舉槍射擊另一造，乃優越感而非民粹化。在民粹化的對照裡，建構“自我”的方式必然透過豎立一個仇恨對象作為“他者”。尤其根本同文同種卻猛然撕裂的話，就會將相異點急遽簡單化、狹窄化為一個仇恨聚焦點。皆為北愛爾蘭人，血戰的雙方卻因新舊教之別，戰場還在市區裡。黎巴嫩則是法國把敘利亞基督徒佔多數的一個角落分割出來建國的，一度由基督徒主導、穆斯林居次，巴勒斯坦難民遷入後扭轉了比例，廝殺的各方都是阿拉伯同胞。

目前是進行式的俄烏戰爭，基本上是斯拉夫人的內戰—俄烏原本屬於一國、語言互相聽得懂—內在矛盾與外力挑唆的因素都有，但本文關注的是烏克蘭如何不當地處理內外兩重矛盾。境內俄裔是17.3%（按2001年的人口普查），但2014年的“顏色革命”用政變的方式推翻了一位不同意加入北約、守中立的總統，俄國的反應是立即收回克里米亞半島，分離主義也在俄裔區的頓巴斯抬頭，招致俄軍介入，因此俄烏戰爭在2014年已開打。

烏克蘭軍在頓巴斯清除“雜質”，2016年被一名法國女記者Anne-Laure Bonnel發行了一部紀錄片《頓巴斯》(Donbass)揭露，鏡頭有被砍成兩半的屍體，但放映時不宜顯示，女記者則被西方傳媒斥為俄國的傳聲筒。然而，烏克蘭極端份子的“阿速營”正是在2014年頓巴斯戰爭爆發時建軍的。俄國發動戰爭目標之一“去納粹化”並非無的放矢。

目前台灣的黑熊和青鳥還不夠格成為“阿速營”，我前一篇文章還給他們定性為“給納粹丟臉的那種納粹”呢。但為了締造“新國家”訴諸仇恨動員，釋放的邪靈卻非可以隨意回收的。用仇恨對象來建構一己的身份認同者，仇恨越怨毒化，對象亦必越趨妖魔化。在頓巴斯發生的，鏡頭被刪，無從查證，但近在咫尺曾發生的卻歷歷在目：2019年香港暴動期間，在一座天橋上，一位市民不以黑暴的作為為然，在未及爆發激烈口角前，已遭對方淋汽油，點火焚燒。

《聖經·舊約》說：“播種風暴者將收割風暴。”已不足為台灣當權者誡，因為風暴已經被他們播種了，被波及者將是全民，包括彼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