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編於1947年真實刑案
1992年，台北，吳明遠教授的書房瀰漫著舊書與煙斗的氣息。
我（張介安）翻開泛黃的剪報本，指尖停在1947年一篇題為《虎尾蔗園血案》的報導上，作者署名：吳明遠。「老師，這案子……」我抬頭看向恩師。
老教授鏡片後的目光穿透煙霧，落向虛空，彷彿又看見那片無邊的青綠蔗田。
「介安啊，」他聲音沙啞，「那年頭的甜風裡，裹著人血和鐵鏽的味道。那雙胞胎的鞋印，踩在爛泥上，更踩碎了整個時代的脊梁……」
(開篇：1990年代，台北，張介安拜訪恩師)
1992年的台北，秋雨初歇，空氣裡帶著濕漉漉的涼意。我，張介安，《時聞週刊》的資深記者，剛過四十五歲。案頭堆積著關於社會治安的討論稿，思緒卻總被一份塵封的檔案牽引——那是關於1947年雲林虎尾一樁轟動全台、卻又被時光掩埋的舊案，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殘酷分屍案。
線索的源頭，是我的大學恩師，台大法學院退休教授吳明遠先生。他不僅是法學泰斗，年輕時更是《新聲報》的知名戰地與社會記者。電話裡，他只沉聲說：「介安，關於虎尾那案子，有些東西，剪報上看不到。來家裡說吧。」
吳教授的書房，時光彷彿凝滯。高大的書架擠滿了典籍，空氣裡是陳年紙張、上好煙絲和舊木頭混合的沉鬱氣味。七十五歲的吳教授坐在寬大的藤椅裡，白髮梳理得一絲不苟，鏡片後的眼神依舊銳利，只是多了歲月沉澱的深潭。他示意我坐下，沒有寒暄，直接將一本邊緣磨損、紙張泛黃的厚重剪報本推到我面前。翻開的那頁，赫然是1947年4月的《新聲報》，頭版一篇觸目驚心的報導：《虎尾蔗園驚現童屍，孿生兄弟涉重嫌！》，署名記者：吳明遠。
「老師，這案子……我查資料時看到了判決結果，未成年人判死刑……這在當時簡直是石破天驚。」我指著報導，語氣帶著探尋與困惑。
吳教授沒有立刻回答。他拿起鋥亮的黃銅煙斗，慢條斯理地填著煙絲，劃燃火柴。橘紅的火苗跳躍著，映亮他佈滿皺紋卻輪廓堅毅的臉龐。青白色的煙霧嫋嫋升起，模糊了他的神情。良久，他才緩緩開口，聲音低沉，帶著一種穿越時空的疲憊和沉重，彷彿不是對我講述，而是沉入了四十多年前那個特定的時空：
「民國三十六年，春天。虎尾鎮……」他吐出一口煙，目光投向窗外沉沉的暮色，焦距卻落在遙遠的過去，「空氣是甜的，是『雲豐糖業公司』大煙囪日夜不停噴出的蔗糖味。可那甜膩底下，裹著什麼？是戰爭剛結束的廢墟氣，是失業漢的汗酸味，是夜裡冷槍帶來的鐵鏽腥氣……整個台灣，剛從日本人手裡『光復』不到兩年，像一個大病初癒卻丟了枴杖的人，搖搖晃晃。」
他頓了頓，煙斗在指間輕輕轉動。「我那會兒在《新聲報》，總編老陳把我派下去，說要寫點『光復實況』。到了虎尾，才知道什麼叫『實況』。警所？就在原來日本巡查駐在所那破屋子裡，新刷的牌子紅得刺眼。所長叫趙大勇，行伍出身，一條好漢子，可對著我，只有苦笑。他桌上堆的卷宗快塌了，煙灰缸滿得溢出來。他說：『吳記者，我這裡除了苦主，就是催命符！前天，糖廠路那邊，老林家七歲的閨女小梅，晌午出去撿柴火，再沒回來。』」
吳教授的聲音壓得更低了，帶著一種親歷者的寒意：「……找到的時候，在甘蔗田深處。不是囫圇的了。頭，手腳，軀幹……分開了，丟在不同的地方。血，早滲進黑泥裡了。」 他閉上眼，彷彿還能看見那場景，「趙大勇給我看現場草圖，簡陋得可憐。唯一的線索，是一串泥地裡的腳印，其中一種鞋印很深，紋路很怪，像……輪胎壓出來的波浪紋。」
「輪胎底？」 我忍不住問，雖然知道答案。
「對。」 吳教授睜開眼，眼神銳利起來，「那年頭，普通人家穿得起膠鞋的有幾個？這鞋印，在拋屍的幾個點附近都有。我當時腦子裡就閃過鎮西頭那對出了名的『壞仔』——李天明、李天亮，一對沒爹沒娘、跟瞎眼阿嬤過活的孿生兄弟。像野狗一樣在鎮上晃，偷雞摸狗，眼神兇得很，腳上穿的，可不就是他們阿嬤用撿來的破輪胎給他們割的『鞋』？」
他描述起和趙大勇帶人衝進李家那搖搖欲墜的破屋的情形。床底下拖出的兩雙沾滿乾泥的輪胎底布鞋，那獨特的波浪紋路，與現場拓下的鞋印嚴絲合縫。「……那對雙胞胎剛好回來，看到警察，看到趙大勇手裡的鞋……」 吳教授的聲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兩張一模一樣的臉，刷一下變得慘白！那眼神，介安，我至今記得！瞳孔縮得像針尖，不是害怕，是野獸被逼到絕境時那種兇光！就那一瞬間，什麼都明白了。」
審訊的細節，雙胞胎供述的殘忍過程——用「撿到寶石」的謊言誘騙小梅進入蔗田深處，哥哥天明從背後勒死掙扎的女孩，因恐懼敗露而用砍甘蔗的柴刀分屍、拋散……吳教授用近乎冷酷的平靜語調複述著，每一個字都像冰錐。
「法庭上，」 他繼續道，語氣變得複雜，「那場面……小小的法庭擠得水洩不通。林家父母，小梅的阿公，哭暈過去好幾次。那兩個小子，穿著寬大的囚衣，站在被告席上，像兩具被抽空了的殼。公訴人念驗屍報告，展示血衣和柴刀……辯護律師提他們不滿十八歲，提家境……可在小梅那件染血的碎花小褂面前，蒼白得像紙。法官……是個頭髮全白的老先生，臉繃得像鐵板。他宣判的時候，法庭裡靜得能聽見針掉地。『……犯罪手段極其殘忍，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影響極其惡劣……雖未滿十八歲……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
「『死刑』那兩個字砸下來……」 吳教授長長地吸了一口煙，煙霧繚繞中，他的表情晦暗不明，「旁聽席炸了！有人叫好，有人痛哭。林小梅的父親，那個叫林金土的雜貨店主，像狼一樣嚎了出來。李天亮癱在地上，屎尿齊流。李天明死死抓著欄杆，眼裡的光……徹底滅了。那是我記者生涯裡，聽過最沉重的一聲法槌。敲下去，整個台灣的司法界都在震。」
他陷入了短暫的沉默，書房裡只剩下煙絲燃燒的細微聲響和窗外隱約的車流聲。
「後來呢？老師。」 我輕聲問，被這沉重的敘述壓得有些喘不過氣。
「後來？」 吳教授嘴角扯出一個苦澀的弧度，「輿論吵翻了天。有人說殺得好，亂世用重典；有人痛罵沒人性，違背恤幼古訓。我寫完報導，心裡卻像壓了塊大石。那判決，是結果，是平息民憤的雷霆手段。可根源在哪？」 他的煙斗重重敲在剪報本上那張模糊的現場照片上，指向那片象徵性的甘蔗田。
「根源就在這片『甜』風裡！」 他的聲音陡然提高，帶著積鬱多年的憤懣，「是光復後那可怕的權力真空！舊的日本警察體系砸爛了，新的呢？趙大勇手下小貓三兩隻，幾條破槍，管得了虎尾那望不到邊的蔗海？管得了那些在飢餓和絕望裡長出獠牙的半大孩子？那雙胞胎是惡魔，沒錯！但他們也是這混亂無序的世道，用貧窮、失管和戾氣餵養出來的怪胎！那法官的死刑判決，是飲鴆止渴，是用最極端的方式，在秩序徹底崩壞前，絕望地重新樹起『殺人償命』這條最原始的底線！是給麻木的上頭看——看啊，亂成什麼樣了！」
他喘了口氣，靠回椅背，疲憊感如潮水般湧上：「槍斃了那對雙胞胎，震動夠大。沒多久，上頭就發下來一個《加強各級警察機關組織及充實警力綱要》。趙大勇後來寫信告訴我，他拿到那份公文時，一點也高興不起來。他說：『吳記者，亡羊補牢，羊早被狼啃得骨頭都不剩了。』」
吳教授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我臉上，深邃而蒼涼：「介安，你知道這案子留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什麼嗎？不是法庭上的宣判，不是那對雙胞胎死灰的臉。」 他頓了頓，聲音變得異常低沉沙啞，「是案子了結後，我鬼使神差又去了那片出事的甘蔗田。傍晚，風很大，吹得蔗葉子嘩嘩響，像哭。就在田埂最深最密的角落裡，我看見了……半掩在泥裡，一隻很小的、褪了色的紅布鞋，鞋頭還繡著一朵歪歪扭扭、看不清顏色的小花……」
書房裡陷入長久的寂靜。吳教授不再說話，只是默默抽著煙斗，目光悠遠，彷彿又回到了那個瀰漫著甜膩與血腥氣息的黃昏。那隻小小的童鞋，像一個冰冷的句點，釘在了那個荒誕而殘酷的時代畫卷上。
我合上那本沉重的剪報本，泛黃的紙張上，「吳明遠」三個字力透紙背。窗外的台北華燈初上，霓虹閃爍，一片繁華。然而，恩師沙啞的敘述，那隻消失在蔗田深處的紅布鞋，還有那混雜著甜膩、鐵鏽與絕望的「虎尾味道」，卻沉重地烙進了我的意識深處。這不再僅僅是一樁駭人聽聞的陳年舊案，它是一個時代的傷疤，一首秩序崩塌與艱難重建的悲愴敘事詩，在四十多年後的這個雨夜，通過老教授顫抖的聲音，向我這個未曾親歷的後輩記者，發出了穿越時空的、無聲卻震耳欲聾的迴響。
後記：甜風裡的鐵鏽味
合上這份由恩師吳明遠教授口述、我（張介安）執筆整理的故事，台北窗外的夜雨不知何時已停。濕漉漉的街道映著霓虹，一片屬於九零年代的、略顯浮躁的繁華。然而，指尖彷彿仍殘留著剪報本泛黃紙頁的粗糙觸感，鼻腔深處，那縈繞不散的、由蔗糖甜膩、泥土腥氣與濃重鐵鏽混合而成的「虎尾味道」，卻愈發清晰刺鼻。
撰寫《蔗田裡的童骸》，並非為了獵奇或渲染一樁陳年血案的殘暴細節。它像一塊沉甸甸的黑色琥珀，將一九四七年春天，那個名為「光復」卻深陷失序泥沼的時代切片，連同其中掙扎、扭曲、毀滅的生命，一併封存。恩師吳教授在煙霧繚繞的書房裡，用那沙啞而疲憊的嗓音，將我拽入了那個時空。他的講述，沒有過度的煽情，只有記者冷峻的觀察與法學教授穿透迷霧的洞見，這份克制，反而讓故事的重量更加駭人。
李天明、李天亮這對雙胞胎，無疑是惡魔。他們對七歲林小梅所施加的暴行，泯滅人性，令人髮指，任何時代的道德與法律都無法為之開脫。他們的死刑判決，在民怨沸騰、秩序崩壞的當下，似乎成了一劑猛烈的強心針，試圖重新焊接那斷裂的社會神經。然而，正如吳教授所言，這聲槍響，不僅是對罪行的終極懲罰，更是那個特定時代背景下，一個痛苦、無奈乃至於「飲鴆止渴」式的選擇。它用最刺耳的方式，將戰後權力真空、基層治理癱瘓、人心在貧窮與絕望中滋生暴戾的時代病灶，血淋淋地暴露出來。那對少年犯，是兇手，也是這混亂時代結出的、最苦澀畸形的惡果。
林小梅，那隻遺落在蔗田深處的褪色紅布鞋的主人，她無辜消逝的生命，是這場悲劇最尖銳的控訴。她的存在與消逝，像一根細針，刺破了宏大敘事（如「光復」、「重建」）的華麗氣球，露出底下千瘡百孔、危機四伏的現實。她提醒我們，任何時代的震盪與轉型，其最沉重的代價，往往由最無力、最微小的個體來承受。
而趙大勇所長和他那捉襟見肘的警所，則是那個秩序真空時代最無力的縮影。他們面對罪惡的茫然與力不從心，以及那份遲來的《充實警力綱要》所帶來的荒謬諷刺感，無情地揭示了：缺乏有效治理與基層建設的「秩序」，不過是沙上樓閣，一場風雨便能使其顯露原形。
寫作過程中，我常想起恩師描述的那個黃昏，他在寂靜的蔗田深處發現小梅遺鞋的場景。風吹蔗葉如泣，甜膩的空氣裡裹挾著死亡與腐朽的氣息。那隻小小的鞋，早已超越了具體的證物意義，它成為了一個冰冷的時代隱喻——一個關於遺忘、關於創傷、關於繁榮表象下可能永遠無法徹底消散的鐵鏽味的隱喻。
歷史的塵埃會掩蓋許多痕跡，司法檔案會泛黃，新聞剪報會模糊。但有些傷痛，深深刻在集體的記憶深處，如同那甜風裡的鐵鏽味，縱使時光流轉，縱使霓虹取代了蔗影，只要輕輕一嗅，便能喚醒那份沉重與警示。
謹以此文，獻給所有在時代裂痕中無聲隕落的微小生命，並警醒生者：秩序的根基，在於對每一個生命的尊重與守護，而非僅在崩壞後的雷霆一擊。甜風易醉人，莫忘鐵鏽腥。
張介安 謹誌
一九九二年秋 於台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