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汶伶
「這是全部臺灣人咧奮鬥，我是因為某種機緣，拄拄好行佇上頭前。」（這是全臺灣人的奮鬥，我只是因為某種機緣剛好成為先行者。)
──黃晴美
1970年4月24日，黃晴美第一次意識到，原來人生的一瞬，真的可以變成一部慢鏡頭的電影。那一年，黃晴美31歲，她跟作為建築師的丈夫鄭自才，育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日青五歲，日傑兩歲，一家子住在美國紐約市皇后區羅斯福路上的一間民宅。
黃晴美與鄭自才與長女鄭日青攝於哥倫比亞大學。
她離開臺灣近七年了。原本跟父母約好三年內學成歸國，她沒有做到。1963年，當她踏上美國的土地，聽見美國人可以指稱美國總統的名諱，看見不同種族及國籍的學生與民權人士在校園、街頭遍地開花。她相信世界可能改變，包括臺灣。
黃晴美選擇留在美國，目的是為了成為民權運動的浪潮，成為席捲臺灣戒嚴體制的那一波大浪，試圖鬆動蔣家的獨裁統治，讓臺灣人可以決定自己的言語與未來。她也知道，成為浪濤的啟示是大浪也會變成浪沫──丈夫、孩子還有她，那間安放他們一家生活與理想的小屋，終將變換。
1970年4月24日，紐約市烏雲密佈，細雨飄落整座城市。黃晴美拜託全美臺灣獨立聯盟（UFAI）其中一位女同志照顧孩子。彼此都有從事運動的丈夫，都是孩子的母親，很能理解從事運動的心情，總是相互照應。她沒跟對方多說甚麼就離開了，徑直走進車裡，大哥黃文雄、丈夫鄭自才、全美臺灣獨立聯盟的同志賴文雄就在車內，而她的包包裡靜靜躺著貝瑞塔（Brretta）的點二五口徑自動手槍。
她不後悔她要做的事。這件事極為秘密，只有丈夫自才、大哥黃文雄、同志賴文雄，還有她知情。他們相信刺殺蔣經國這件事的能量足以鬆動蔣家在臺灣獨裁體制。
前幾晚，丈夫自才走進儲藏室，從高架上拿出貝瑞塔的點二五口徑跟二二口徑的自動手槍，放到客廳的桌上。這兩把槍是同志陳榮成遠從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專程用飛機送來。無論電話聯絡或是面對面交談的過程中，陳榮成都沒有過問用槍原因，只在他們皇后區的住處打開行李箱，交付兩把槍跟槍各自的五十多發子彈。
客廳桌前，三個男人，一個是她的丈夫鄭自才，一個是大哥黃文雄，另一個是同志賴文雄。他們三個看著手槍，爭議誰要當刺客，大哥黃文雄為了她和她的孩子，排除眾議，以他的未婚身分為理由，執意作為刺客。
在他們的行刺計劃裡，若要確保不傷及無辜，降低安保人員的警戒，讓行刺人極為靠近行刺對象，一發的中，完成任務。那麼就需要除了槍手以外的人，在現場擔任「掩護槍手」的角色，混淆視聽。那誰來做掩護的任務？黃晴美二話不說，答應跟大哥黃文雄假扮情侶，掩護大哥靠近目標。
三個男人圍著她，她依然篤定，信任大哥跟丈夫的決定。她也相信，「不管結果如何，我自己有能力照顧日青跟日傑。」她對在場的三個男人發下宣言，溫暖細緩的聲調傳達出剛強猛勁的意志。
大哥跟丈夫驚訝她的堅定無畏。自計畫尚未成形，黃晴美見證刺蔣計畫從零到趨於一。大哥與丈夫為了作刺殺的練習，攜帶陳榮成提供的兩把槍枝，驅車繞道山區跟長島的海邊。他們倆在海風中，躲進樹叢，讓浪濤聲跟風聲捲走槍聲，隱密而安全地鳴槍射擊海灘上的可樂罐。她看在眼裡，跟孩子們待在不遠處的車上，照顧孩子，也靜靜陪伴他們。
事實上，黃晴美不是不想走上運動的第一線，而是顧慮孩子。為了年幼的孩子，她不大可能每次出現在街頭的示威遊行，許多時候，只能在交付同志照顧與自己照顧之間游移。她自己的時間是孩子們睡著後的時間，閱讀關於臺灣和女性主義的書籍，或是連夜點燈，用布刀裁減孩子們的舊衣，踩著裁縫車，製作示威的布條。同志們連同布條把她的精神一塊帶到抗議現場去，從街頭到白宮前，甚至是美國賓夕尼法州威廉斯波特舉辦世界少棒的棒球場。
這樣的自己，大哥黃文雄最清楚。她做違反威權國家意志的事情不是第一次，早在就讀新竹女中高中部之際，打聽到初中部的恩師陳偉四度被叫去審訊問話，恩師的妻子以淚洗面。她跟大哥想出辦法閃避情治人員與警察的視線，帶了一點慰問品，陪伴恩師的妻子。
如果這是一件對的事情，應該盡力去做。這是她自小以來的信念。所以，她沒有後悔，跟大哥一同先行「廣場飯店」（Plaza Hotel）一帶視察刺殺路線，最終在1970年4月24日坐上這輛開往「廣場飯店」的車子，開啟臺灣命運的轉捩點。
廣場飯店
1969年4月，美國國務卿羅吉斯（William P. Rogers）邀請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訪美，並以接待國家元首的高規格待遇接待蔣經國一行人，預計自4月18日至28日作停留，為期11天。蔣經國此一訪美行程，外傳是美國為了壓制蘇聯，秘密接觸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試圖安撫與中共敵對的蔣氏政權，特意所做的招待。
1970年4月24日這天，蔣經國預定前往「廣場飯店」，對「美國工商協進會」（East Asian-American Council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發表演說。「廣場飯店」位於美國曼哈頓中城，在號稱「夢之街」第五大道（Fifth Avenue）與第59街交界處。
蔣經國還沒抵達廣場飯店，30多位不滿蔣氏高壓統治的示威者齊聚在飯店前的噴水池廣場，舉起寫有「台灣人要自決」、「台灣人爭自由」標語的抗議告示牌，齊聲抗議蔣氏政權迫害人權及自由。
黃晴美與大哥黃文雄、同志賴文雄下車，依照預定路線與計畫，她與大哥穿好雨衣，假扮情侶，排除路上施工的困難，從廣場大道南邊的巷子走近較無安保人員警戒的「亭仔腳」。
眼看接近預定的刺殺位置，黃晴美神色一如往常的平靜，從包包裡拿出點二五口徑自動手槍，將手槍交付給大哥黃文雄。她很快地抱住大哥黃文雄，抬頭望進對方的眼裡，說了一句：「I love you.（我愛你。）」
已屆演講時間，蔣經國一行的車隊行經第59街，從他們倆旁邊經過，即將轉入「廣場飯店」入口前的下車處。
大哥黃文雄聽了她的告白，沒辦法再多說甚麼，親了她的前額，轉身跑向廣場飯店的入口處。
黃晴美安靜的落下眼淚。那天，她永遠記得是正午的十二點。
「廣場飯店」的入口處左右各一排迎賓的服務人員，盛大恭迎蔣經國的到來，附近亦有安保人員警戒突發狀況。蔣經國的行車在入口前停下，他下車落地，帶著隨行人員，不疾不徐地走向旋轉門。大哥黃文雄攜槍走向蔣經國，掏出點二五口徑的自動手槍，一槍擊發。
附近視察狀況的安保人員眼尖察覺黃文雄手中的意圖，朝黃文雄躍起而來，托升黃文雄的手肘，改變子彈彈道。子彈直接打穿旋轉門的玻璃，留下網狀的碎痕。子彈的聲響帶來異常的氣氛，示威的人們一陣騷動。
蔣經國沒有回頭，神色自若走入「廣場飯店」，留下被多位安保人員反扣在地板上的黃文雄。鄭自才眼見安保人員壓制黃文雄，原本還站在旁邊發送示威傳單來引起安保人員注意，立刻飛身靠向黃文雄，想要救援黃文雄。
從旁冒出的警棍揮下，鄭自才眼冒金星，頭破血流，眼鏡碎成一地。刺殺事件衍伸出流血衝突，恐慌蔓延四周，人群騷亂。除了事件的當事人，沒有人知道究竟發生甚麼事情。
黃晴美作為事件當事人，也無法耐住性子袖手旁觀。她推開騷動的人群，擠進事件的中心，目睹警棍落在鄭自才的頭殼，深紅色的熱血從鄭自才頭部的傷口處湧出。她難以忍受，身體就要動起來，腦袋使勁地把她拉回現實──她的孩子日青跟日傑還小，需要家長照顧。
大哥黃文雄以「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讓我像個臺灣人站起來！）」的呼告，要求安保人員讓他站起。黃晴美說不出話，大哥無畏撐起腰桿子，大哥也把頭舉得很高，兩個人的視線就這樣越過安保人員與警察的人牆交會。
她遵守諾言，沒有出聲，退到後面。警察用手銬限制大哥黃文雄與丈夫鄭自才的人身行動，她靜靜跟在警察後頭，眼睜睜向警車押送大哥與丈夫遠去。
「廣場飯店」前的群眾喧囂沒有止息，有人大喊：「Calm Down! Calm Down!（冷靜！冷靜！）」。各家記者簇擁而上，在噴水池廣場裡尋找可以解明事件真相與全貌的受訪者。電視機裡，每一臺新聞頻道都在播送最新一條即時重磅新聞，「蔣氏之子蔣經國遇刺」。
沒有人知道，對黃文雄，那條即時的重磅新聞也是他給女友的情書。為了保護女友，他沒告訴她，他要在這一天行刺蔣經國，只秘密告訴了兩位同樣從事運動的外籍友人。兩位朋友表示反對，他一次次與友人深究、激辯刺殺的目的與效果，說服自己，也說服朋友，最終兩位好友為他舉辦行前送別會，祝福彼此。
女友不一樣，她甚麼也不知道。他想像女友如期在下午來到他的住處──她走過店家與街道，電視屏幕上全是播送他行刺被捕的畫面，知道危險，遠離他的住處，也遠離他。
黃文雄大概很難想像黃晴美是如何活過1970年4月24日那天。至親之人，光天化日之下，從眼前被帶走，也無能為力挽救，那究竟是甚麼樣的心情與狀態？黃晴美在這一天懂得。
1964年的夏天，父親黃耀輝在臺灣公務體制裡遭到陷害，身陷白色恐怖囹圄。黃晴美人在美國念書，讀著家裡捎來的訊息，氣憤不已。1970年的春天，大哥黃文雄跟丈夫鄭自才被拖進警車，衝擊她的身心。她作為事件的參與者，在事件裡，體會到「親身經歷」的重量，無法回神。
那天晚上，同志賴文雄、呂天民驅車，載她回到皇后區的家。她打開家門，走進客廳，看見幾把槍枝靜靜躺在桌面上，她認不得這些槍，也不太清楚槍枝來源。
她以為桌上的槍枝是陳榮成攜來的槍枝之一，是為了地下革命所用的無牌槍枝。既然刺殺的任務結束了，不該留下更多證據，也最好不要讓警方跟檢方有機會在他們的住處搜出這些槍枝，避免檢方將事件跟全美臺灣獨立聯盟牽上線。畢竟，是他們四個人決定刺殺蔣經國，組織並不知情。
她、賴文雄、呂天民包好槍枝，走出家門，開車在皇后區尋找棄置槍械的所在，直到選定一座大橋，下車，將槍枝扔進橋下湍流的河水。橋下的流水聲與橋上車流的轟鳴交結成聲音的團塊，刺蔣計畫看似結束了，但她很清楚，槍聲除了象徵死亡，也是時代的匯流與突變的開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