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發表了《畜群當道的時代》一文，由台北前副市長彭政聲受柯文哲案牽連官司纏身、其妻不堪壓力墜樓輕生破題，驚嘆人道之式微，網路上竟然有“鳥”冷血地吱叫：“若是墜樓的是陳佩琪、我將慶祝三日！”史上有先例，以供參考：在2019年港暴醞釀期，即其前夜的2017年，香港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兒子墮樓身亡，網上出現不少幸災樂禍言論，甚至有人在教育大學民主牆上貼上“恭喜蔡匪若蓮之子魂歸西天”字句。蔡之成仇恨對象，乃因推動“國民教育”，成為港獨的眼中釘。
文中剖析了仇恨動員者建構“身份認同”的邏輯：他們“自己是什麼”全憑“仇恨什麼”來定義，因此，基督教徒在（上個世紀下葉）的北愛爾蘭是向天主教徒舉槍射擊來定義自己的，同為基督教徒，在同一時期的黎巴嫩則朝穆斯林舉槍射擊來定義自己。
文中不以歷代世仇國為例，而列舉同一國、同文同種卻有撕裂的必要，乃至抓內部一個主要分歧、把它作為“相異系統”的唯一標籤，培育一個仇恨病灶，用最鋒利之刃把一個社群切成兩半。這種事正在台灣上演。此處不談是否該撕裂，蓋撕裂已在進行，不如推敲它的動向。《畜群當道的時代》一文之結尾是以斯拉夫人內戰的角度看烏俄衝突。烏克蘭文與俄文的近似類同閩南話與客家話。普京與澤連斯基二人不同姓而同名，一曰Vladimir, 一曰Volodymyr，幾可說一人名“李世民”，另一人名“趙世民”。既然交戰必有殺戮，文中不以烏俄戰爭為例，而是追溯至2014年烏東爆發分離運動時的族群仇殺，烏俄雙方除了軍方介入外，烏方極端民粹份子亦在該區清除“雜質”，被一名法國女記者拍到了把人砍成兩半的鏡頭。
但放映時不宜顯示，女記者且被西方傳媒斥為俄國的傳聲筒。既然我沒看到那個鏡頭，遂在7月7日文末說：“在頓巴斯不必發生的（鏡頭被刪，無從查證），在台灣就不一定不會發生。”這個結語稍嫌蒼白。
三日後（7/10），把這個結尾改寫了，文章再發表一次，文前聲明：“本文的未段已修改。頓巴斯的慘案鏡頭被刪，無從查證。但近在咫尺的2019年港暴期間，行人天橋縱火焚人事件卻是上了電視的。”這是一個被人用手機拍下的怵目心驚的鏡頭：在行人天橋上，只見兩人在爭辯，甚至說不上口角，一位市民大概看到不順眼的標語或擺設，溫和地對另一人說：“你難道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啊？”竟然有第三人潛到發話者背後，拿出一小瓶汽油，從頭淋下去，用打火機點燃。這些配備當時在很多黑衣暴徒身上都有，作隨機縱火用，身上既懷此物，用起來會不假思索。
當然，這個情境在台灣不必發生，亦可能會發生更糟的。進行這類兵推，不能照比卻需比照同類的仇恨動員，即使發生一模一樣的事件，即C1+C2+C3…Cn=E完全重演，亦因時空環境已更動，反正不會是零差別，卻是漸近線(asymptote)。必須拿已發生的事作參照，因為有些行為實屬超出想像。
當台灣不只發生市民對嗆，而是仇恨對象—也是罷免對象—在街上設站宣講遇到襲擊時，這個“漸近”就更近了一分。某位葉姓的立法委員被一罷團走近吐口水。2019年11月，香港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擺街站宣傳，一名“支持者”拿了一簇花走近，要求合照，他以為是粉絲，不料對方取出一把刀刺入他的左胸，何並沒有喪命，但在制止刺殺過程中卻造成四人受傷。
事後，反送中派發言，說是何聘請“刺客”自導自演。在2019年反送中事件中，建制派的何君堯可說仇恨值最高，甚至賽過林鄭月娥。同年7月，港暴黑衣份子到元朗串聯時，在地鐵站遭一群白衣人襲擊，反送中派說是建制派發動了黑道來對付他們，但這並非是全港現象，而是元朗地方勢力的保鄉活動，偏偏何君堯是元朗區代表，被視為幕後黑手。事後，一片撻伐聲中，何被一位名嘴揭露了他兩處辦事處的地址，該兩處隨即遭人搗毀，何在屯門的父母的墳亦被刨，因為墓碑不是被敲成兩截，而是平放在地上的，因此亦被說成是“自導自演”。
不能說台灣人比香港人溫和（誰相信？），因此不致發生這類事。台灣的仇恨動員還沒到頭，等著瞧吧。說某種人不會幹某種事乃犯“本質主義的謬誤”的說詞。美國是“民主的燈塔”吧，今年6月，明尼蘇達州眾議院的議長民主黨人倆夫婦在家中被槍殺，同一個早上，州參議院的民主黨參議員也是夫妻兩人在家中已遭同一殺手槍擊，住院急救。殺手是擁川普的極右派民粹份子，被捕時身上懷有一份待“洗滌”的70人名單。
仇恨動員的元兇是誰？川普在第一任上，把新冠肺炎重新命名為“中國病毒”和“功夫流感”，導致美國針對亞裔與太平洋島裔的街頭暴力劇增至一萬多宗，答案再明確不過。台灣的“畜群之主”也該被揪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