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九月三日，旗津中洲駛往前鎮的渡船航線上，擠滿了要搭船的人潮，除了販售漁獲、商品的小販之外，多數乘客都是加工出口區的工人，趕著到對岸上工。沒想到，因為超載、設備老舊、人為疏失及缺乏監督等種種原因，船隻即將抵達前鎮碼頭時卻不幸翻覆。七十幾名乘客中，幸運站在甲板的人，馬上就跳下碼頭，平安無事；多數落水乘客平安獲救，但是，最後仍有二十五名乘客不幸喪命，更離奇的是，喪生者清一色是未婚年輕女性。根據調查，最年幼的只有十三歲，年長的也僅有三十歲。她們皆是加工出口區的女工，為了拿到全勤獎金，一大早趕著出門上班，沒想到卻搭上喪命船班。據說，某些喪生者的嘴裡還有食物，明顯是她們的早餐⋯⋯。
身為旗津人，這是我年幼時就聽家人講過的故事。當然，那時我所知道的細節沒有這麼多，腦海中留下的關鍵字只有「沈船」跟「二十五個女性」。小時候，我都把這個故事當成傳說來看待──怎麼可能二十五個受難者都是未婚的女性呢？巧合替這起船難事故蒙上傳說的面紗，多年以來，旗津也流傳著關於這二十五位罹難女性的靈異故事。
直到近期讀了《女工之死》，才終於瞭解整起事件的前後脈絡。本書中，作者李安如除了還原事件的全貌，也細細爬梳了罹難者家屬、女權主義團體及政府三方對這起事件的態度，以及後續期望的處理方式。三方各懷抱著不同的價值觀（甚至說宇宙觀）來看待這起事件。
其中，罹難者家屬可說是傳統父系文化的代表。一方面，他們的女兒辛苦工作補貼家用，卻死於橫禍，令家屬十分心痛；另一方面，由於她們尚未出嫁，不能葬於家族中，只能變成無處可去的孤魂。愛女之心與禮法的限制相互衝突，導致家屬的心情十分矛盾。也因此，在後續討論紀念公園的整建時，家屬多半希望興建廟宇，供奉二十五位仙姑。如此一來，她們就有被信徒記住的可能。
不過，在女性主義團體的眼中，家屬的觀念反倒是性別不平等的證明，其中以男性為尊的觀念，是應該被打破的權力不對等關係。他們將整起事故上升到集體層面，將個人的追憶轉變成集體的哀悼。除了紀念罹難者之外，也要突顯女性在父權意識下所面臨的結構性暴力。
最後是高雄市政府。政府是國家權力的展現，在面對船難事件時，他們接納了女性主義團體的說法，強調性別平等的同時，也凸顯了罹難者的勞工身份。此番作為具有明顯的最終目的：凸顯南方的主體性。高雄不僅是工業重鎮，也坐擁有全台最重要的港口，引領全台在二次大戰後的發展。不過，一九八〇年代末，台灣的經濟轉型導致高雄嚴重的經濟衰退、失業及人口流失問題。在往後的去工業化過程中，高雄迎來一系列都更計劃，船難罹難者合葬墓地的改建即是其中一環。藉由將墓地整建為公園，同時，將名稱由帶有性別不平等意涵的「二十五淑女墓」改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由此，高市府想傳達的訊息是：高雄是個重視性別平等與勞工權益的進步城市。加上一系列都更計畫的推動下，逐漸建立高雄的主體性，向外傳達高雄有資格代表整個民族國家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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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之死》以相對平均的篇幅，帶讀者看見三方觀點如何彼此碰撞、協商。書中呈現的視角相當全面，大至整體的歷史脈絡，小至各方協商過程，乃至個人的聲音均有呈現。公園落成後，究竟是哪方的聲音被凸顯，誰的聲音被忽略、壓抑下去？作者提醒：「問題的核心在於，高雄市政府的行政權力究竟為逝者喚回什麼樣的社會生命？」
即便政府希望將墓地除魅，改建為適合人民觀光、休閒的好去處；不過，身為旗津人，我其實鮮少踏上那座公園。作為公園與紀念場所，它是否有發揮被期待的功能？這點我抱持懷疑態度。老實說，即便紀念公園位於旗津主幹道上，它也不是觀光客或人流會駐足之處。或許是因為過於空曠，不具備一般公園應有的設施；緊鄰生命紀念館或許也是原因之一。
不過，所謂「紀念」不只是依靠物理空間或紀念碑來提醒世人，也包含實際的行動。在書中，作者引用了學者Ann Rigney的觀點，強調「紀念」一詞的行動面，而非只是依靠場所來產出被動的意義。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於二〇〇八年修建完成。此後，於每年的工殤紀念日（四月二十八日）前後，政府都會在公園內舉辦春祭活動；並且，自二〇一二年開始，高市府會邀請當地小學生前來表演。我想起，自己小學時就曾經在這邊表演過太鼓。雖然當時不曉得為何來此表演，不過，十餘年後，回過頭來瞭解這段故事，竟發現自己也以某種程度參與了這段歷史，當下不免也覺得感慨。
總之，謝謝作者也謝謝這本書，讓我有機會更貼近旗津。過去被我忽略的家鄉地景，漸漸在閱讀的過程中重新有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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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之死》
❒ 作者｜李安如 Anru Lee
❒ 出版單位｜左岸文化
❒ 初版日期｜202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