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證據、機制與辨識：在數據與政治之間建立分析框架
要把「中國因素」說清楚，不能只靠敘事，還需要可操作的證據框架。兩個常被追問的面向，剛好提供切入口：陸資投資的動機辨識，以及如何在旅遊數據中排除景氣干擾。
先談投資。2009—2014年，政府核准的陸資來台投資累計947件、總額約17億美元量級；其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截至2016年12月底統計為50件、約1.67億美元，占比約一成。LED通常被歸入此類，但目前尚缺2009—2014年間特定「陸資LED案」的確切投資額、股權比例與協議書檔名；2009年前後坊間曾提到LED大廠與陸資「二安光電」的連動，引發被購併與技術外流的疑慮，然而公開文件不足以還原每一筆交易的細節。這種「總量清楚、個案稀疏」的現況，恰好凸顯資料治理與資訊揭露的重要性。
動機如何區分政治與商業？可從「聲稱目的—資金結構—治理後果」三層交叉驗證。其一，看聲稱目的與統計結構：陸資對外多以市場拓展（約四成）、國際布局（約四分之一）與產業鏈結（約五分之一）作為主軸，「政府鼓勵」亦在自述動機中佔一成左右。其二，檢視資金結構與關係人：資金來源是否受國家金融體系背書？是否搭配政策性貸款或地方政府優惠？交易完成後，董事席次、關鍵研發與供應鏈決策權是否向陸方集中？其三，觀察治理後果：技術路線、採購名單、廣告投放與媒體策略是否同步朝對岸政策偏好收斂？若三層同時指向政治一致性與策略協同，即可合理推定「以商促政」的權重高於單純商業動機。
再看旅遊數據。2008年起陸客來台快速成長，卻在政治節點呈現結構性轉折：2009年8月高雄電影節事件後，旅行社以「口頭限縮」影響特定城市的團量；2016年政黨輪替後，團客與自由行雙雙下滑。這些變化與台灣本身景氣循環不具同步關係，反而與北京對簽證配額、航班與旅行社管控的政策訊號密切對應。若要在方法上排除景氣因素，可採三種策略：其一，與其他客源國（如日、韓、東南亞）做差異中的差異（DiD）比較，若僅陸客出現斷裂式變動，則景氣因素可大幅排除；其二，做政策事件研究（event study），檢視在公告或非正式「口頭指令」時點前後的結構性變化；其三，分析「一條龍」旅遊供應鏈的收益去向，若毛利大幅回流陸資控制的環節，則旅遊量與台灣內需景氣的連動性應較弱，反而更貼近政策節奏。
媒體與教育的案例提供了外部驗證。2013年的課綱爭議在7—8月進入公聽會與審議高峰（7/27首場大型公聽會、8/28審定會議），但完整逐字稿與會議紀錄未必公開可得；此一資訊落差，強化了社會對程序正當性的追問，也推動了學生與公民團體的動員。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則把《服貿協議》背後的政治經濟連動推到日光下，促使媒體、學界與產業界重估「市場交換」與「政治承諾」的綁定關係。這些反作用力不只是抵抗，更是資料與程序的再要求——要求政府揭露、企業說明、媒體自清，讓權力的路徑被看見。
綜合而言，辨識「中國因素」的關鍵不在單一證據點，而在於把分散線索編成可驗證的模型：以總量統計界定範圍，以個案文件查核關鍵節點，以制度觀察理解在地協力網絡的運作。當經濟誘因與政治偏好持續在同一方向合流，作用力便會積累；而只要社會能以資料、程序與公共辯論形成持續監督，反作用力也會隨之成熟。這是一場長周期的拉鋸，但正因如此，建立透明、可稽核的知識基礎，才是台灣在複雜兩岸關係中維持主體性的最務實路徑。
額外補充案例｜一、宗教交流的兩條路徑：媽祖與基督教
媽祖信仰是最具代表性的跨海交流場景之一。自 1997 年湄洲祖廟媽祖金身赴臺巡安之後，「祖廟神尊來臺巡境」逐步常態化，宗教活動帶來人流與香客，也帶動周邊觀光與地方產業鏈。隨著往來日增，中方在 2000 年代中期建立起更有組織的交流樞紐，例如以「中華媽祖文化交流」為名的機構與平臺，串接地方政府、宗教團體與旅遊業者，將宗教朝聖、文化節慶與城市行銷包成一體。這一套模式在臺灣社會一方面被視為文化互動的活水，另一方面也引發對「宗教網絡—政商網絡」彼此疊合的警惕：宗教活動帶來的不是單純的香火往返，也可能是政商人脈的穩定連結與政策好感度的培養。為了避免將宗教固定貼上單一政治標籤，較為妥帖的說法，是把這類交流理解為「以神緣為名的宗教交流團體」所促成的跨域互動；它確實創造文化與經濟效益，同時也可能成為政治溝通的渠道。
基督教路徑與媽祖不同。中國基督教的官方對口主要是由「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與「中國基督教協會」組成的「兩會」體系。兩岸教會之間多年來保持交流、訪問與人才互動，但臺灣教會（尤其長老教會體系）長期對組織隸屬與宗教治理的政治邏輯保持距離，較重視教會自治、信仰自由與社會參與的獨立性。因此，兩岸基督教交流常在「合作」與「自持」之間找到一個微妙平衡：既不拒絕接觸，也避免在制度上被納入對岸的宗教治理框架。從宗教社群的角度來看，這種審慎不是冷漠，而是對信仰與公民社會價值的守護。
宗教交流與觀光政策在某些時間點彼此呼應。2016 年後，來臺陸客數量明顯下降，這一波下行趨勢與北京對自由行、團客配額與審批節奏的政策調整關聯密切。對地方而言，少了觀光客，宗教與文化活動的外部收益也隨之收斂；但從制度面看，這也讓社會更直觀地意識到：市場流量並非全由需求決定，政策可以成為閥門。2019 年起對 47 城個人遊的暫停，更強化了這種「可調節的流量」印象。
額外補充案例｜二、課綱與認同：臺灣與香港的兩種軌跡
教育是另一個清楚可見的戰場。臺灣在 2013 年完成高中社會領域草案並公告歷史課綱微調，引起學界、學生與公民團體的高度關注。爭點不只是某幾個詞語，而是敘事的框架：近代史如何編排？殖民時期如何書寫？「中國」與「臺灣」在歷史課本中以何種關係呈現？七月至八月，公聽與街頭討論交錯進行，之後幾年更發展成更大規模的課綱爭議。這段過程讓社會重新檢視課綱決策的程序、透明度與專業性，也讓學生與家長意識到：課本不是純技術問題，它牽動認同與公共價值。
香港的進程則集中在 2012 年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官方以培養公民素養與國家認同為名推進課程，卻在教材與定位上引發巨大爭論，從學校走到街頭，激發了十萬人規模的行動。最終，當局並未硬推，課程指引回到「校本決定、是否與何時推行由學校自定」的狀態，形同擱置。與臺灣相比，香港這段經驗更凸顯「制度推進」與「社會回應」之間的拉鋸：當政策高度集中推行、社會監督難以制度化時，街頭就會成為主要的反作用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