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因素」不是單一名詞，而是一種運作邏輯：中國共產黨體制與國家資本主義混成的權力，靈活調度資本與市場，服務於政治目的——借市場之力，行政治之實。它之所以難以直視，在於滲透面向廣、通道多、證據常以關係網絡與制度設計的方式呈現；但只要把「作用力／反作用力」作為觀察框架，脈絡會逐步清晰。
經濟面向最早可見跡象。2008年4月起，陸客團體遊恢復；2009年7月，北京、上海、廣東等地試辦自由行，來台規模迅速擴大。緊接著，2009年11月27日《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發布，2010年2月3日施行；2010—2014年間，陸資以「拓展台灣市場」「產業布局」為名進場，觸及批發零售、銀行與電子零組件製造等領域。LED即是一例：2009年前後，台灣LED晶粒龍頭與陸資「二安光電」的動向引發業界對併購與技術外溢的擔憂。經濟交易的表面，連著產業治理與國安的底層。
教育場域承接了意識形態的攻防。1990年代起，教科書逐步由「中國中心」轉向「台灣主體」。2001年《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將「認識台灣」納入國中社會領域；2005年再度微調。2012年7月，教育部成立十二年國教課綱審議機制，著手撰擬高中歷史課綱；2013年3月29日公布草案，7月正式核定微調版，旋即引發學生與公民團體在7—8月間的抗爭與公聽會攻防（首次大型公聽會為7月27日）。爭點不僅是史觀，更是誰來定義這塊土地的敘事權。
與此相互映照的是香港的教改試驗。自2002/03學年起，香港將「國民教育」元素分散納入課程；2012年4月提出將「德育及國民教育」獨立成科，引爆9月約十二萬人的街頭抗議，10月宣告擱置。這套在地協力機制（行政長官、中聯辦、建制派與愛國社團）示範了意識形態如何以制度路徑推進，也提醒台灣：教材並非純學術爭論，而是國家認同工程的一部分。
旅遊政策揭示「市場誘因—政治目標」的聯動。2009年8月，高雄電影節臨時取消人權紀錄片《愛的十個條件》，引發陸方旅行社以「口頭限縮」影響團客赴高雄，旅流量短暫下滑。2016年民進黨上台後，團客與自由行同步減少，顯示北京可藉簽證與旅行社配額精準調節流量。所謂「一條龍」商業模式，讓大量收益透過陸資在台的供應鏈回流中國，經濟效果遂具選擇性與可控性。
媒體與訊息環境則體現滲透的第二層次。1998年後，台灣新聞自由度大幅提升，但近年中國因素以收購、置入、廣告投放與高層人脈疏通介入內容供給；「旺中事件」便是一個爭議焦點。影響機制未必公開強制，更多是結構性誘因與商務關係改寫編輯室的日常判斷。
作用力總會引出反作用力。2014年3月18日至4月10日，太陽花運動佔領立法院，矛頭指向《服貿協議》背後的政治與資訊不對稱；反課綱行動也促使社會重新檢視課程決策過程。宗教與文化交流——從媽祖繞境到佛教、基督教的跨海互動——同樣存在政治統合的企圖，但也孕育了在地團體的自我警覺與對話。
把這些事件串連起來，可以看到三條清楚的線索：其一，「中國因素」善用經濟利益做為槓桿，將市場與政治捆綁；其二，在地協力網絡（企業、媒體、社團、專業代理）是落地的關鍵節點；其三，台灣社會的反作用力——街頭運動、專業自律、地方治理與選舉結果——不僅抵抗，也在不斷重申民主與主體性。將這些隱形機制化為可被討論的議題，是「可見可說」的第一步；唯有如此，才能在複雜的兩岸互動中持續守護自由社會的邊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