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老師被誣陷為「殺人教師」，當孩子的謊言被家長用作武器，當媒體推波助瀾，真相能否戰勝人性？三池崇史執導的電影《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改編自日本2003年震驚全國的「殺人教師事件」真實案件，不僅是一部紀實改編，更是一面鏡子，揭露了謊言如何編織成一場殘酷的社會性謀殺。
無助的真相：當教育體系與媒體成為共犯
冰室律子（柴崎幸飾）指控藪下誠一老師（綾野剛飾）歧視、霸凌兒子拓翔（三浦綺羅飾）有美國人血統，除了片頭的捏造（太標準的想像明顯虛假，但也因為太過刻板適合媒體渲染以致真實可信），電影透過藪下老師的視角，深刻傳達了真相無助的困境：即使沒有明確的霸凌證據，他依舊在無止盡的指控中，走向幾近自我崩解的邊緣。
面對家長的強硬問罪，學校採取了息事寧人的態度，校長（光石研飾）只想著退休，迫使藪下老師一味道歉，之後週刊記者鳴海三千彥（龜梨和也飾）沒有求證甚至刻意製造新聞，非相關者的譴責，都使藪下老師的處境愈加惡化，幾乎社會性死亡──如果妻子希美（木村文乃飾）同意離婚，大概就會成真。無論是橋下的崩潰、踢踩電視的失控，抑或在大雨中被記者刺激到痛苦掙扎，在媒體毫無公正與查證的連番傷害下，真相只是一張脆弱的紙，不堪一擊。幸好有家人的支持，還找到了願意接案的湯上谷律師（小林薰飾），才讓藪下老師有平冤的機會。藪下老師在法庭上的自白，展現了一位認真、理性的教師最真摯的抗辯：糾正孩子的謊言不僅是家長與教育者的責任，更是對孩子真正的愛；破除加諸身上的謊言，則是理應對不公不義的反抗。
怪物家長：被扭曲的童年與教育補償
然而，這場無助的真相背後，是更為可悲的謊言根源──孩子說謊沒有制止糾正，往往源於家長的縱容，甚至有意為之。電影中的母親冰室律子，就是善於編謊的高手。開場的兩場家訪，就是律子的有心測試：明知孩子拓翔的問題，卻先用ADHD（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為其辯護，表明孩子「看不到周遭的事物，不會看人臉色」，實則意圖推卸雙親教養與協助老師的責任。藪下老師接受了不合理的家訪要求，加上個性樂於看見孩子的優點，傾向協助輔導而非斥責抱怨，「孩子沒有問題」得到確認後，就引導老師說出「血」、「美國人」等敏感詞語。剛開學希望跟家長打好關係，藪下老師無法拒絕家長的喋喋不休即時離開，都讓家長確認有機可趁。如果再確知學校的處事態度，想要藉由民事訴訟索求高額賠償，藪下老師是絕佳目標。
電影亦透過律子的童年視角，揭示了她行為背後的根源：單親、母親缺席、家中雜亂不堪，與她現在一塵不染的冰室家形成強烈對比。欣羨能說流利英語的同學，便說謊來滿足缺憾：以有工作更改了家訪的時間，但老師到了之後卻說自己在家翻譯與口譯工作；是純日本人卻謊稱曾祖父是美國人，說去美國留學卻說不出學校名稱推測云云，推測謊言使她獲得現在的社會地位並藉此建立自我，因此不惜堅持謊言，利用日本社會的息事寧人與媒體獵巫來滿足私慾，丈夫（迫田孝也飾）與她物以類聚。但拒絕承認孩子的問題，一味逃避或推給老師只會製造更大的問題。律子的童年讓我想到最近在Threads上看到有家長分享由於小學被逼練字的痛苦，不願要求孩子練字，如今發現孩子字醜到不會「自然進步」才想補救；更有家長以「以後都打字不用寫字」放棄要求，也逃避了責任。有時家長會因童年記憶決定如何教育孩子，作為對自身的補償，但沒有適當要求與管教，養成不良習慣後要再調整，將要花費更多力氣，反而讓孩子額外受苦。
不教而殺：孩子成為父母的附屬品
律子的行為則是變本加厲：過動症的孩子本就需要更多協助才能自制，然而拒絕失序使她無法容忍孩子犯錯，孩子在外闖禍未見約束，遇到在意的事就逼孩子不得不說謊逃避責備，擺弄孩子以滿足私欲，這樣的不教而殺是隱性的虐待。相較之下，當湯上谷律師發現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診斷可疑，藪下老師一時忘記「審判這件事，就是戰爭」，率先慶幸孩子並未受到創傷；法庭上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是律子播放拓翔「發作」的影片：讓孩子情緒崩潰，拍攝過程再安撫營造無助形象，是控告者母親刻意為之的手段；被控告霸凌的藪下老師卻因不忍，責備母親險些在現場失控，這段猶如反向的「所羅門的審判」，極為諷刺：真正愛孩子的人會心疼孩子受苦，而律子卻刻意讓孩子痛苦來達成目的。當孩子被父母視為附屬品，所謂的愛也就成了換取價值的工具。
故而細思整個診斷、治療，和旁觀母親說謊的過程，令人擔心拓翔不知會如何看待自己？比起律子謊稱「骯髒的血」，父母對老師的指控，實則是將對孩子的不滿向外轉移，不願承認孩子「不夠理想」，不願承擔教育的責任──亦即徹底否認孩子本有的特質。之後藪下老師勝訴，冰室夫妻撤告，但仍上訴「承認藪下老師體罰」的向井市政府要求賠償，還提高了金額，此事當時全國皆知，藪下老師遭到的對待，是否可能轉向冰室夫妻？孩子之後求學恐怕也會接連受挫，父母完全不考慮這點，令人不寒而慄。雖常有人說「以後讓社會來教」，但「社會教育」的結果，往往要無辜者付出代價。
《捏造》vs《怪物》：兩種謊言與兩種悲劇
藪下老師的經歷，不禁讓人聯想到是枝裕和的電影《怪物》中的保利老師。兩部作品都探討了學校息事寧人與媒體偏離真相與過度渲染如何助長了悲劇，但其核心的謊言卻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在《怪物》中，悲劇源於保利老師未能察覺並阻止星川依里所遭受的校園霸凌與家庭暴力，導致麥野湊在無助中被迫以謊言求助，母親早織過度擔心孩子未能查出事實，各自遭遇的限制猶如《羅生門》般蒙昧不清，使湊誤以為「推給老師就能解決問題」的謊言未能即時得到澄清。
《捏造》則是母親律子擴大疊加拓翔的謊言，暴露了日本教育界對「怪物家長」的姑息：家長因為不信任教師、過度在意孩子、逃避教養責任、補償童年缺失等逼迫老師，造成被針對的老師社會性或自殺死亡。片中藪下老師幸運得到援助，卻也被逼到幾乎崩潰。所幸這場「戰爭」並未奪走他對教育的熱忱，十年後撤銷處份也證明了冤罪洗清。
從日本到台灣：相似的社會現況
《捏造：史上最惡殺人教師》的紀實性揭露了人性的複雜與脆弱，雖然事件發生在日本，台灣的教育與媒體環境亦有相似之處：過去老師是權威的存在，被隱匿的過度體罰甚至性侵騷擾在受害孩子長大後仍然創傷未癒，使類似事件發生時更容易引起義憤，卻也成為不願負起教養責任的家長過度要求與責難老師的武器。然而，受害最深的仍是孩子，也將成為社會的隱藏危機。
若過度擴張「家長權益」、讓教育淪為服務業的同時，任由情緒、卸責與謊言等人性抹滅了真相與教師尊嚴，教育者與孩子都可能成為犧牲品。要避免這樣的悲劇重演，社會亟需重建一個互信、尊重，且權責分明的教育環境，孩子的受教權、教師的管教權與家長的教養責任，都應有適當的分配，都應得到社會的關注與協助。唯有如此，才能保護老師的專業與權益、保護每一個孩子免於成為謊言與偏見的犧牲品，也為整個社會築起一道更堅固的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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