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算什麼藝術，根本就是嘲諷嘛！蔣委員長帶領我們打共匪，你們又在哪！？」一聽到老翁的咆哮聲，我慌忙跑到樑柱後窺視，那景象至今仍清晰如昨。
直到二〇二五年，我在脆滑到「轉型正義」的串文，察覺底下的留言仍明示了時間難以淡化的歷史傷痕 。老翁的咆哮則是發生在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彼時，我誤打誤撞闖入此議題的是非之地——中正紀念堂。館內的中央通廊，正在舉辦一場名為「想像紀念堂」的藝術展覽。
首次踏入中央通廊，舉目四望，高聳的宮廷式建築、繁複的天花板雕飾映入眼簾。幼時被教育的蔣公故事浮現腦海，隱然一個偉人形象居高臨下，審判我這個微不足道的月光族。
我是來欣賞藝術的嗎？非也。我擔任兼職的顧展人員，由於正職履歷都石沉大海，這工作無疑是救命稻草——倘若再掙不到生活費，下個月手機就得停話。
披上藍背心，我才清醒當下的任務：巡邏、引導、確保安全。通廊約莫三四十公尺，幾座正方型鷹架互相銜接，四邊掛著海報或液晶螢幕，內部展示著各種裝置藝術；那些藝術品營造出反諷獨裁、反思戒嚴的氛圍。
沒一會兒，老翁們聚集在某件藝術品前大吼，打破一片靜謐，聲波震出一道時空裂縫，國共戰爭的殘酷閃現。陸續進來的觀眾，有人眉頭深鎖，有人悻悻然地嘀咕。他們的情緒是與歷史共振的激昂旋律，隨時會開口宣洩。
剛開展幾天，我時常遊走在每個樑柱後方探頭旁觀。
「你還好吧？看起來很緊張的樣子。」負責藝術展覽的組長走到我身旁。
「有些民眾的反應滿大的。」
「我們已經習慣了，別擔心，有狀況就找警衛。」她溫柔的語氣讓人空澹下來。
二三個星期後，觀眾的不滿反應已退潮，展場漸漸風平浪靜。在組長屢屢的關心下，我已調整好面對觀眾的心境。
「年輕人啊。」戴著破洞軍帽的老翁猛然叫住我。
「你知道那一夜有多恐怖嗎？」
「咦！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
「我們收到情報，阿共今晚準備上岸，坦克車都開出來了。」
「什麼東西，哪裡上岸？」
「就古寧頭啊！你不知道嗎？」
「喔～在金門，歷史有讀過。」
「你知道嗎？阿共不曉得我們已經掌握路線，他們什麼時候會游泳過來，什麼時候會上岸，在哪裡上岸，我們都一清二楚。」
他停頓幾秒，說：「你想知道結果嗎？」
「我記得國軍勝利了⋯⋯疑，伯伯有在現場？」
「我看見坦克車壓扁阿共的身體，子彈射穿他們，大家一直在尖叫，不知道叫了多久，直到只剩下海浪聲。」
滿地殘缺的屍塊、壓扁的頭顱、四溢的腦漿，湧上我的心頭。
「我想去上個廁所。」
「可是，誰還會理我？當初為了國家出生入死，現在我跑不快了，清槍也不會了，難道老了就沒價值了？那些當官的根本就不在乎，社會還批評我們領太多錢……」
「邊走邊聊好了。」我腦袋一片空白。
我們肩並肩走到外面的廁所，短短的路，老兵萬語千言，我恍若也從戰場中撤退，五味雜陳說了再見，他卻三番兩次轉頭看我。
重回展場，我在一張大圓桌坐下，心神被老兵的無奈與孤獨佔據。此時，走路一拐一拐的婆婆在我的正對面坐下，雙肘靠著桌面雙掌撐著臉頰，喘著氣。待她呼吸平緩後，我輕聲問：「婆婆您好，您是來看展的嗎？」
「我走累了過來休息，不過，你有聽過十萬青年十萬軍嗎？」
「有點耳熟耶，以前抗戰的事吧。」
「我老公是其中一份子。國民政府遷台後，他成為警察，有些案子辦也不是不辦也不是，我每天都擔心他。」
「白色恐怖？匪諜？」
「結果他是出車禍走的，我抱著他，全身是血，直到他閉上眼睛⋯⋯」婆婆淚水盈眶，還來不及追問細節，她轉身離開，那步履蹒跚的背影緩緩地消失在通廊的盡頭。
回想著與老兵、婆婆的相遇，心中的執念被更龐大的力量抽離，人生暫時像一張質地圓滑的白紙；我好奇地探問其他人對於中正紀念堂的未來想像：
警衛伯伯，掛念搞夾娃娃機台的兒子是否有能力養活孫子；退休的志工阿姨，與老公相偕來服務，琴瑟和鳴，視這裡為修行之地；年輕媽媽則反對拆掉迴廊的圍牆，那裡遮風蔽雨、光影美麗，是她與小孩散步的心靈淨土。
一位青年男子在嚴冬的早上，露出淺淺微笑，向我遞上折得很小塊的紙條，一層層拆開後，寫著：「我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家屬，這裡要用炸彈爆炸掉。」相反地，展場的黑板上，童言童語寫著：「希望今後可以在這裡畫畫寫信。莘莘，六歲。小魚我，最愛中正紀念『糖』。」
四個月的展期，各式各樣的想像，在我這張白紙上盡情塗鴨。
每每遊客圍觀欣賞國軍儀隊表演時，我早已不再感到新奇，僅覺得被人間悲歡的光暈所包圍，看著各國人種齊聚一堂的畫面，顯得好不真實，彷彿處在一個永遠和平的土地上。望向拱門外的陽光，有那麼一瞬間，巨大的偉人與渺小的自己都化為虛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