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子王》與非洲想像：當動物寓言成為文化挪用
一、前言：一部「沒有非洲人的非洲電影」
1994年的《獅子王》（The Lion King）被視為迪士尼文藝復興時期的巔峰之作。然而，當人們讚嘆其史詩氣勢與開場合唱「Circle of Life」的震撼時，也有一個令人深思的事實：這部以非洲草原為背景的電影，沒有出現任何非洲人。
它的角色全是動物，語言全是英語，價值觀全是西方的。於是，一個問題浮現——
當文化被去人化為自然與野性時，這仍是「致敬」嗎？還是某種形式的文化挪用？
二、動物寓言作為文化面具
在動畫史的語言中，「動物」往往是最安全的隱喻載體。
它能模糊民族與膚色，讓觀眾跨越現實界線去共情。
然而，《獅子王》選擇的並非中性背景，而是具明確地緣與文化象徵的非洲草原。
從開場的太陽升起、非洲鼓聲與祖魯語合唱開始，電影就以強烈的「異國自然」形象吸引觀眾。
但這個非洲卻是被西方幻想所重構的空間——沒有殖民創傷，沒有族群矛盾，沒有現代社會。
它是一個被動物取代、被浪漫化的他者世界。
這種描寫，其實延續了西方自十九世紀以來對非洲的想像模式——
「荒野、原始、神秘、等待被理解與治理」。
《獅子王》只是將這個想像，轉化成可親可愛的動畫形式。
三、音樂與語言的象徵性挪用
《獅子王》的配樂由Hans Zimmer與Elton John創作，同時邀請南非音樂家Lebo M負責開場合唱〈Circle of Life〉。
開場的祖魯語歌詞「Nants ingonyama bagithi Baba」——「看啊，一頭獅子來了」——已成為全球流行文化的經典符號。
然而，這句歌詞在電影中被抽離語境，只作為聲音符號存在。
觀眾並不需要理解它的含義，只需被那種「原始與神聖」的氛圍所感動。
這正是文化研究學者所稱的「象徵性挪用（symbolic appropriation）」——
當一種文化的聲音或符號被取用來製造情緒效果，而非真實呈現文化脈絡。
非洲語言成為「神秘開場的調味料」，
非洲音樂成為「自然秩序的節奏背景」。
文化被聽見，卻不被理解。
四、權力秩序的再現：
從自然王國到殖民隱喻
《獅子王》表面講述生命循環與責任成長，
但其潛在敘事結構卻深受歐洲宮廷政治與莎士比亞悲劇（《哈姆雷特》）的影響。
獅子王木法沙象徵「正統王權」與「秩序的維護」，
刀疤與鬣狗則象徵「邊陲的威脅」與「混亂的他者」。
在這套象徵體系裡，秩序＝權威，野性＝危險。
鬣狗的陰暗巢穴被設計成灰黑、貧瘠、雜亂的空間，
而榮耀國土（Pride Lands）則是陽光、富饒、井然有序的世界。
這種二元對立在視覺上極具戲劇張力，
但同時也複製了殖民敘事的潛在邏輯：
「中心文明對抗邊陲混亂」。
即便角色是動物，觀眾仍被引導去認同「統治者的視角」。
五、誰的非洲？誰的故事？
《獅子王》的「非洲」是一個被西方改寫的神話空間。
它沒有非洲社會的真實多樣性，也沒有歷史與人類文化痕跡。
這樣的處理固然讓電影更具普世性，
但也讓非洲被「自然化」——彷彿永遠停留在史前時代，
沒有科技、沒有城市、沒有語言主體。
後殖民學者Edward Said曾指出，「東方主義」的核心不是仇視，而是建構。
它將非西方世界塑造成可被欣賞、解釋與消費的美學對象。
《獅子王》正是這種美學化建構的完美例證：
它以誠懇的情感與壯麗的畫面包裝了一個去政治化的非洲幻象。
六、藝術的誠意與文化的陰影
不可否認，《獅子王》以動畫技術、音樂情感與敘事節奏創造了驚人的藝術高度。
它啟用了非洲音樂人，展現了對自然的敬意，
也讓全球觀眾第一次透過動畫「看見非洲」。
但問題在於——
觀眾看到的真的是非洲嗎？
還是西方鏡頭下的非洲幻象？
這部電影既是致敬，也是再造；
既是愛，也是控制。
它代表了一種全球化娛樂的矛盾：在欣賞的同時，也在重構他者。
七、結語：當自然被文化化，文化也被自然化
《獅子王》的魅力在於，它讓所有人相信「生命的循環」與「王者的命運」。
但在這個自然秩序背後，潛藏的其實是文化秩序。
非洲不再是擁有自己聲音的主體，而是被動的舞台與象徵。
於是，這部電影既是動畫史的里程碑，也是文化政治的鏡子。
它讓我們看見：
即使在動物寓言的外衣下，權力與文化仍以潛意識的方式運作。
在那道旭日升起的榮耀之巔，
我們看見的不只是獅子的王國，
還有——
一個被想像出來的非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