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DNA親子鑑定的統計往往指出，非親生比率可達20-30%。你應該不會真的以為，人口中有近三成父親養了別人孩子吧？會去驗DNA的人，通常已有種種跡象讓他們懷疑有鬼。至於沒什麼好懷疑的人，不會特地去驗DNA。儘管不排除有人被蒙在鼓裡，但這種人的比率肯定要低得多。
涂爾幹在《自殺論》中，也識破這一類迷思。當時許多精神科醫師指出，自殺者大多有精神錯亂的症狀。但是涂爾幹指出，精神科醫師知道的自殺者當然都是精神病患。但我們不能說精神科醫師沒看到的自殺者也是精神病患，而且這種人可能更多（看這裡）。
這提醒我們：我們常以為我們看到的是人們的某種傾向，其實看到的是他們讓我們能夠看到的社會過程。這個問題，在透過網路做問卷或找受訪者時，尤其凸顯。林澤民教授做過一個關於囚犯困境的實驗調查，很能說明問題。
經典的囚犯賽局是這樣的：兩名犯人被抓到了，隔離審訊。如果兩人都不認罪，因證據有限，只能輕判，例如半年或易科罰金。如果兩人都認罪了，證據確鑿，各判5年。如果一個堅不認罪、一個招了，污點證人獲得免刑，另一人加重刑期為10年。假如你是其中一人，招不招呢？兩人都不招，對整體來說最好。但背叛同夥的話，你個人會更好。若遭到背叛，你會更糟。你該怎麼辦？
林澤民先做一次網路問卷，其中有38%的填答者選擇背叛（當另一人是陌生人）。接著他又做一次機率抽樣的電話訪問，有67%的受訪者選擇背叛（當另一人是陌生人）。為何會有這樣的差距呢？那些特地點開你的網址來幫你填答的人，本身就比較信任他人、傾向合作。機率抽樣則觸及一些不會點你網址的人。事實上，我推測電話訪問中67%的背叛率可能還低估了，因為更缺乏信任感的人可能掛掉你的電話，沒有回答。
除了訪談研究面臨這種問題，歷史研究也是。因為只有符合特定目的的事情會寫下來，成為史料，讓你看到。於是你看到的，其實是這種特定目的。例如，從宮中奏摺檔來看清代臺灣，會覺得那真是一個劍拔弩張的社會，到處充滿衝突。但是思考一下，什麼事情會被寫成摺子呈給皇帝？不就是地方出亂子，但在我的英明領導之下擺平了嗎？沒出事情的話，寫什麼摺子？你寫「目前芒果很好吃，陛下要不要來一顆？」皇帝恐怕要不爽，朕一天得看多少摺子，別寫那些垃圾資訊來煩！
清代臺灣社會有沒有衝突？當然有。假設100天當中，99天相安無事，1天打起來，通常只有那1天寫下來。然後你透過寫下來的東西重建歷史，以為天天都衝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