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科技的發展曾經與國家和文明的命運緊密相連。
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關鍵的推手，很多我們現在使用的科技原型，都是為了戰爭需求而來。像是網際網路的前身（ARPANET）、GPS 定位系統、電腦的雛形（如：ENIAC），這些科技的創新無一不是為了解決整個國家、全世界面對的宏大問題和生存威脅而誕生。在那個時代，科技是硬實力、是集體目標的體現。
然而，現在的矽谷卻已經與這個方向背道而馳。
這個匯聚了全世界最聰明的頭腦、最龐大資本的創新中心，現在更關注於人類生活的「瑣事」與「便利」。
Meta 想要奪取你的注意力，讓你花更多的時間關注朋友的生活動態，Uber 想要把食物更便利地送到你家門口，Amazon 想讓你可以在網路上買到各種東西。矽谷的焦點，從「解決國家問題，推動世界科技發展前進」，轉變到了「為了人類的生活瑣事服務」。
當今的矽谷是否過度專注於迎合個人需求，而忽略了國家級的宏大抱負，甚至是文明的存續？
這正是 Palantir 創辦人 Alex Karp 在《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念與西方未來》的核心主張，軟體業必須與政府重建關係，將精力從膚淺的消費市場轉向能解決國家和集體的挑戰，尤其是在 AI 能力建構上。
為什麼重要？
矽谷的「黑客精神」從對集權的反抗，演變成今日「害怕衝突、喪失立場」的道德困境，但就算在一個強調「包容一切」的社會風氣中，仍需有人站出來堅定地選擇立場
在這期的內容將涵蓋：
- 黑客精神的起源：對集權的反抗
- 和平時代的幻覺：從集體轉向個人
- 價值觀的轉向：從包容到喪失立場
- Palantir 的實踐與組織哲學
- 不舒服卻必要的立場選擇
- 國家認同的失落與重建
- 結語：選擇自己的立場，並堅持捍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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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精神的起源：對集權的反抗
矽谷的文化根基，源於一種深刻的「黑客精神」（Hacker Ethos），其核心是對權威的反抗與對個體自由的賦權。
這不單純只是一種技術框架，更是一種政治哲學的體現，我們可以從網際網路最初的分散式架構中窺見一二，這是一種刻意設計來抵抗單點控制和審查的系統。
到了 1970 年代，人們將新興的技術（後來演變成現代個人電腦）以及廣義上的軟體，重新塑造成為個人賦能、對抗國家的手段，而不是讓國家用來促進國家利益。
那是矽谷創新的時代，這些人的動力來自對國家政府的不信任，不滿政府遲遲未能在國內推動進步的改革，也不滿政府在國際舞台進行大型實驗與遭遇軍事挫敗。
在這個精神的基礎上，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成為將技術轉化為文化宣言的代表人物。
對 1980 年代初期的 Apple 來說，個人電腦是用來挑戰政府和國家權威的手段。
Apple 的經典廣告《1984》呈現出盲目服從的反烏托邦世界，畫面裡有幾百個晦暗的靈魂聚在大螢幕前，呆滯地聽著螢幕上歐威爾式統治者的命令（老大哥）。
賈伯斯用這則廣告挑戰當時科技界的巨頭 IBM 的老大哥形象，更暗示了對任何形式的國家或集體權威的挑戰。一位身穿鮮橘色短褲的女子在人群中衝向前方，將一把大鐵鎚擲向螢幕並將其砸碎。對觀眾來說，這暗示著解放大眾，確立了技術的「自由個體」哲學。
1984 Super Bowl APPLE MACINTOSH Ad by Ridley Scott, Source: YouTube
和平時代的幻覺：從集體轉向個人
同時，歷史的潮流也促使了這股個人主義風潮的發展。
隨著蘇聯解體、東西方冷戰結束，世界局勢離二戰越來越遙遠，整個人類社會進入一個歷史上少見的長期和平時期。
許多人開始相信「歷史終結論」，就是冷戰結束象徵人類政治制度的「大爭辯」已告一段落。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的組合，在意識形態的競賽中擊敗了法西斯與共產主義，成為“最終形式”的政治制度。
如果所有國家都朝向自由民主與全球市場整合，衝突的誘因就會下降，國家間大規模的戰爭會變得越來越不值得，甚至不再出現，有人把這種觀點演繹成「大規模戰爭已成過去式」。
當宏大的集體目標（如：對抗共產主義）消失，「為了國家、為了價值觀」而奮鬥的精神變得逐漸被人淡忘，人們的焦點從「宏大敘事」轉向了生活的瑣事。
柏林圍牆倒塌，Source: 美聯社
和平讓世界上最聰明大腦開始轉向。 矽谷匯聚了人類最優異的智力與最龐大的資本，開始轉向打造生活風格的技術，電子商務、社群媒體、外送等等，而非國家級的集體基礎設施，整個矽谷的聰明大腦，都走向了迎合個人生活滿意度的方向。
價值觀的轉向：從包容到喪失立場
人類社會的價值觀本身就是個週期，從戰爭時的堅定「右傾」（強調紀律與國家），到和平時期的「左轉」（強調包容與多元）。在這種長期和平與衝突緩解的背景下，人們開始更講求包容、多元的價值觀。
包容與多元不是問題，也絕對不是錯誤。 但問題在於，當人們開始要求包容所有事情，害怕得罪任何人時，這就變成了一種道德潔癖，使立場開始模糊。
這種對衝突的迴避，體現在科技菁英的文化中，Alex Karp 在書中多次抨擊 Google 的價值觀。
像是 Google 的企業口號從「不作惡」（Don't Be Evil）到後來模糊的「做對的事」（Do the Right Thing），體現了科技公司試圖擺脫任何可能帶來爭議的堅定立場，採用更模糊、虛無的口號。
還有 Google 在 2017 年發生的內部衝突，當時 Google 與美國國防部合作了一個名為 Project Maven 的計劃，準備利用人工智慧協助軍方分析無人機影像。但 Google 內部上千名員工簽署公開信拒絕參與，甚至有人選擇辭職，抗議公司涉入戰爭用途。最終，Google 在壓力下宣布不再續約。
Project Maven 事件就是這種心態的典型體現。當政府需要科技力量協助國防時，矽谷選擇了迴避，不是因為這在道德上有問題，而是因為害怕衝突、害怕被批評。
Alex Karp 的批評直刺要害：「太過膽怯而不願參與我們這個時代的辯論」。而最終的結果是，不會說錯話的人，往往等於什麼都沒說。
Google 退出參與 Project Maven，Source: The Daily Dot
Palantir 的實踐與組織哲學
在矽谷科技巨頭們紛紛迴避爭議、害怕得罪任何人時，Palantir 選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當 Google 因為內部抗議而退出 Project Maven 國防合約時，Palantir 卻反其道而行。他們不害怕站穩立場，Alex Karp 的立場很清楚：如果西方民主國家不武裝自己最先進的科技，那麼武裝起來的將會是它們的敵人。
其中一個最具代表性的專案，就是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中的「土製炸彈」（IED）專案，在 2011 年左右，IED 是美軍士兵在前線傷亡的最大威脅，因為他們出現的隨機性，在道路旁不易發現，且成本極低又可以造成高傷害。
讓前線士兵和情報人員極度挫折的是，面對土製炸彈的威脅，他們並非沒有掌握資訊，他們掌握了過去攻擊的地點、炸彈材料、俘虜的指紋和手機號碼、甚至祕密線人的報告。
問題是，這些資訊分散在「幾百個」互不相通的政府系統之中，要把這些數據孤島整合成有用的「行動依據」，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例如：規劃下一條巡邏路線，或決定該審問哪個囚犯等。
Gotham 系統整合各方數據資料，協助決策者做出最佳判斷，Souce: Palantir
這個結構性的問題，源於軍隊軟體的開發模式。
當時，設計軟體的人和實際使用軟體的人太脫節了，這些位於美國的承包商，對前線美軍的需求非常陌生，導致了軟體開發速度緩慢，無法應對瞬息萬變的戰場需求。
Palantir 的組織文化，就是為了解決這種官僚主義與陌生化而生的。
緊密的開發者-使用者關係
Palantir 不只是在加州總部開發軟體，而是將工程師直接派駐到戰區的前線基地，與士兵和情報分析師一起工作。當士兵提出一個攸關性命的需求，工程師可以在幾小時內修改軟體、整合數據並立刻交付。
建設性不服從（Constructive Non-compliance）
為了達成「成果」，Palantir 鼓勵員工質疑來自客戶（軍方）或上級的目標。如果一個指令是錯的，或一個採購清單無法解決根本問題，那麼盲目服從就是浪費資源。
分散自主權（蜂群原則）
Palantir 將決策權分散給在第一線、最了解情況的小型團隊，讓他們能像「蜂群」一樣自主行動、快速協作，徹底避免中央集權、組織階層導致的停滯不前。
這場改革的勝利，最終在 2019 年 3 月得到了官方的驗證，美國陸軍在投入了 30 億美元的失敗投資後，宣布放棄傳統承包商，在未來的情報平台開發案中，選擇了 Palantir。
象徵著美國國防部終於承認，舊的官僚模式、採購承包模式已經失敗，他們必須轉向 Palantir 所代表的、更敏捷、更貼近使用者、更敢於承擔立場的科技實力。
不舒服卻必要的立場選擇
為什麼 Palantir 的選擇在當下如此重要？
Alex Karp 認為，因為 AI 人工智慧的發展，將迫使人們必須選擇立場。
戰爭的型態已經徹底改變。未來的決定性戰爭，無論是熱戰還是新形態的冷戰，都將由 AI 人工智慧所驅動。這不再只是依賴更強大的飛機或船艦，而是一場在軟體、演算法與算力層級上的全面競爭。
過去的戰爭是以硬體為主，軟體只是輔助硬體的角色，但是在未來將會轉變成以軟體為主，硬體只是為了協助軟體達成在實體世界的戰略媒介，像是決定無人機、機器人的部署、攻擊目標，都是為了服務軟體的戰略判斷而使用的實體工具。
因此，科技實力將會決定未來強權的版圖。
這就帶來了一個殘酷的現實，若美國對追求技術優勢猶豫不決，對技術抱持道德潔癖，他們或許認為自己捍衛了崇高的理想，但卻忽視了力量的現實面，缺少科技賦能的美國軍事力量，很有可能在新時代落居下風。
如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在其威懾理論中提出的名言：
製造傷害的能力，就是談判的籌碼
The power to hurt is bargaining power.
美國要取得優勢地位，需要先解決「與地緣政治對手相比，誰更有能力傷害對方？」，這個不舒服但卻極度重要的問題。
如果一個國家失去了製造傷害的能力，那它在談判桌上就沒有籌碼，它所珍視的「包容」與「多元」價值觀，最終也將無法自我捍衛。
威懾力量，並不是為了主動發動戰爭，而是為了保衛相信的價值。
2005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Thomas Schelling，Source: Wikipedia
國家認同的失落與重建
Alex Karp 的核心主張很直接：科技業必須重拾公共利益，正視自己對國家的責任。
在美國建國初期，對技術與實務的崇尚，被視為「追求公共利益」和「國家計劃」的自然延伸，許多美國領袖人物，例如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或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他們當時不僅僅是政治家，同時也是當時頂尖的科學家、發明家與工程師。
富蘭克林對電力有深入的研究，催生了「避雷針」的發明，傑佛遜是《獨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同時也在農業技術上，設計了很多新工具，幫助農民更有效地提升產量。
對這群政治領袖而言，掌握並運用工程與技術，並不是為了打造個人商業版圖或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追求公共利益」的自然延伸。那是一個以「工程師」為焦點的年代，整個社會都相信科技進步是國家發展的基石。
這正是當代矽谷所失落的精神。
班傑明·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在暴風雨中飛風箏，發明了避雷針，Source: history.com
而重建它的關鍵，在於對「集體認同」的重新確認。數十年來，學術與文化思潮不斷解構「國族認同」，將愛國心視為危險且幼稚的情感。這種超越國家的理想主義滲透到矽谷的文化基因，使得「為國服務」變成了需要被質疑甚至感到羞恥的事。
但 Alex Karp 的回應是尖銳的：一個嚮往容忍一切的社會，最終將會淪為什麼都不支持。
當我們失去了對自身政體與生活方式那種「根本崇高性」的自信時，我們也就失去了捍衛它的意志。建立一個國家所必需的艱鉅工作，就是打造「集體認同」和「共同神話」。如果我們放棄了這種期望，就等於放棄了社會長期存續的可能。
結語：選擇自己的立場，並堅持捍衛它
如果說，一個國家需要「集體認同」才能存續，一家公司需要「企業文化」才能卓越，那麼一個人的生命，就是尋找「中心思想」的過程。
每個人的生命歷程，都是在混沌的資訊與價值觀中，尋找自己真正相信的事物。
而一旦你找到了，你就必須去捍衛它。
這個立場，你不需要對所有人解釋，也不需要被每個人認同。事實上，一個真正堅定的立場，幾乎必然會得罪某些人。
但我們必須找到自己的中心思想。我們不能因為害怕衝突、害怕不被喜歡、害怕失去人緣，就選擇迴避、選擇模糊。
因為，如同文章開頭對矽谷的批判：一個害怕說錯話的人，往往等於什麼都沒說。
在當下這個最需要立場、也最缺乏立場的時代，「包容一切」的虛無主義是最容易的選擇，卻也是最危險的陷阱。
科技業的未來，取決於它是否敢於承擔責任。 而我們每個人的未來，則取決於我們是否敢於選擇自己的立場，然後堅定地捍衛它。
Alex Karp，Source: NP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