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說，在2018年「連習會」時，習大大便直接向當時國民黨主席連戰提到了鴉片戰爭，提到了中國百年復興的大是大非，便是要終結這羞辱的世紀，又或是習近平愛講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華民族任人宰割、飽受欺凌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正於University of Nevada, Las Vegas任教的王宏恩教授，在2018年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美國大學生怎麼學中國政治？以杜克大學為例〉，便提到現在美國學界研究中國政治，也是圍繞鴉片戰爭理解這「百年國恥」來展開。用王宏恩自己的話來說：「在學者眼中，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核心主義「中國夢」就是企圖終結這個百年國恥的夢想。」
或許是因為現在鴉片戰爭的詮釋又成為了政治舞台的主角，之於鴉片戰爭的經濟史研究，便回到浪尖上。
究竟西方強迫開港通商，對於中國經濟是好是壞呢？在1930年代的論戰裡，認為有幫助的多半是托洛斯基派，而多半的意見則認為鴉片戰爭使得中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的悲慘處境當中。進而在中國戰後的經濟史研究裡，如吳承明等學者，大多認為條約口岸體系扼殺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
不過近代學者中，利用現代經濟學方法，開第一槍的應該是USCD的賈瑞雪教授，其發表的"The Legacies of Forced Freedom: China's Treaty Ports"，賈瑞雪教授利用了「差異中的差異法」跟「工具變數法」，去評估了中國於鴉片戰爭開港通商後的區域發展(主要的被解釋變數是各縣/廳的人口），發現開港的地區的人口快速增加，其效果更是延續至今天：1979後主要高速發展的地區，幾乎都是舊日的條約口岸。
最近則有另一組研究者也探討了鴉片戰爭的效果。於NBER working pape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Opium War"(鴉片戰爭的經濟結果）中，Wolfgang Keller跟Carol Shiue進一步說明為何開港通商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
兩位作者利用以資產定價模型為基礎「穀物保存成本法(storage cost approach」，從穀物價格的波動去回推出清帝國各個地區的利率，而利率越低，代表該地區的資本市場越發達。
利用這個新方法，再加上了「差異中的差異」這個計量方法，作者們發現，在條約口岸開通之後，一個縣/廳的利率會降低四分之一，代表當地人更容易取得信貸、資本市場更為整合，信貸發達與否，對於經濟發展有長遠的影響。而之於利率的效果，影響大概涵括了各個口岸的四百公里。
附圖二
作者還畫了一個地圖（上面的附圖二)，比較了利率在鴉片戰爭前後的變化，可以看得出來，在鴉片戰爭前，資本市場較為發達的地方是華北，在鴉片戰爭建立口岸體系之後，則移轉到華東跟華南。
這效果是怎麼來的呢？除了洋商、外資銀行會給予信用之外，在條約口岸，也更容易有中國本地的銀行開設。作者們更整理了我國中研院院士張玉法老師的清代工廠資料（傳說中的張四篇，不過作者們只code了其中三篇的資料，說真的有點奇怪），發現這些地區也更容易成立現代工廠，換句話說，中國今天的工業聚落，許多是在鴉片戰爭後形成的。
換句說，目前西方經濟史界的研究成果，指向的結論接近當年托派的說法：西方開港通商，中國連接了世界資本主義，因而有了資本主義萌芽。
不過，之於目前的研究，有一些東西我態度是比較保留的，主要原因有幾點。
第一個是，Keller跟Shiue估計出來對於工業的效果，係數跟他們整理出來的「自強運動」的地區性效果差不多大。但我們今天知道自強運動並不是很成功的運動。如果他們估出來的效果跟自強運動差不多，我們能夠說這開港通商對於中國現代工業化真的很有幫助嗎（或至少我們是不是應該也要重探自強運動的成果）。
第二個是，從附圖的利率變化來看，清帝國在開港通商後，其實經歷了巨大的「地區性的經濟重分配」，在比較地區性效果時，跑出來有口岸的地方比較好，但華北可能變糟，這不代表整體來說一定有比較好，這在處理trade shock的文獻其實就有蠻多在講了。
第三個是，佔當時中國絕多數人口的農民，雖然借款利率下降，但他們的主要生產品：穀物（米、麥）跟絲織品，也面臨了世界市場的競爭，根據我與古慧雯老師的清代地契資料，臺灣在1860年代開港通商後，整體地價是往下跌的，岸本美緒整理了中國各地糧價的資料，也有類似的觀察，而這些土地多半是小地主跟自耕農的主要資產。等於跟西方貿易之後，許多人的資產是縮水的了。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我的論文。
照理來說，開港後，利率下跌，地價應該要上升才對（一般經濟學啦，央行的不一定），但是貿易衝擊導致糧價下跌的影響要更大，均衡上才會觀察到地價下跌，但之於貿易衝擊本身的分析，是目前鴉片戰爭文獻普岸所沒有的，這文獻也沒提到晚清以來普遍的農村破產問題。
如果想到這一層面，便可以想像為何清末的南方太平天國、北方捻亂，乃至後來的孫文革命，有這麼多人參予，而後來中國共產黨王明以租界都市無產階級工人為主的運動路線，為何遠不如毛澤東以農村為主的革命策略來得有破壞力。
最後，鴉片戰爭之於清政府的財政壓力，似乎也沒有出現在文獻當中，研究一條鞭法聞名於世的學者梁方仲，便曾寫文章認為這財政壓力是農村破產跟太平天國興起的原因之一。
回到意識型態之爭，鴉片戰爭的影響本身是高度政治化的，是「屈辱的世紀」還是像費正清說的那樣「帶給中國現代化」，都是極端的看法。我比較關心的還是常民---也就是那些構成無數data points的小人物，究竟怎麼面對鴉片戰爭後的巨變。
以臺灣1860年代來說，雖然米市受到衝擊，卻也有「茶、糖、樟腦」，某方面也影響了後來的長期發展，而這經驗可能跟也受衝擊的湖南極為不同。不只臺灣之於開港通商有自己一套經驗，當時清帝國不同地區也有自己的經驗，真的把資料擺出來探討是更為有趣一些，也就是同一個鴉片戰爭，對不同地區有極不一樣的影響（也就是所謂的heterogenenous treatment effects)。
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