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在咖啡館閱報的淑女，圖為GPT所製。
“Taverns, coffee—houses, inns, ordinaries,‘ and “merchants’ exchanges,” the public houses of the various colonies, developed newsgathering services well before the Revolution.”
--Alfred Lee, Daily Newspaper in America.
十七至十八世紀的英格蘭，咖啡館（coffee house）成為公共生活的重要舞台。這些場所不僅供應咖啡、茶與熱巧克力，也成為商業往來、政治辯論與知識交流的中心。剛上岸的商人，會進到咖啡館，花上一便士，買得一杯咖啡與入場資格，進入一個無階級壁壘的世界，將牙買加那端的消息帶回倫敦。從王侯到將相，乃至貴夫人與販夫小卒，他們在這邊交換了各行各業的情報。相較於喧鬧的酒館，咖啡館不販賣酒精，反而營造出一種能進行嚴肅對話的氛圍。
歷史學家布萊恩‧考恩（Brian Cowan）在2005年由耶魯出版社出版的專著指出，英國的咖啡館是「人們聚集飲用咖啡、了解每日新聞、並與當地居民討論共同關切議題的場所」。政治、哲學、自然科學、八卦與時尚，都是咖啡館裡的熱門話題。許多歷史學者甚至將十七、十八世紀的咖啡館視為啟蒙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的象徵——它們是大學以外的「平民學院」，孕育出早期報業、金融市場與公共輿論。
歐洲人最早是透過對「東方帝國」的旅行記錄認識咖啡的。根據記載，旅人報導阿拉伯男子「從早到晚都在喝一種黑色飲料，由磨碎的漿果沖泡而成，精神振奮、談笑不休。」這股異域飲品的風潮在歐洲被迅速傳播出去，成為日常生活與文化的一部分。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等博學之士，便將咖啡視為實驗材料，用以研究其藥理與效用。當時的歐洲學者認為，咖啡能治療憂鬱、痛風、壞血病與酗酒等問題；但也有人懷疑它可能導致心臟疾病與神經衰弱。無論正反，咖啡成為了理性、清醒與公共討論的象徵飲品。而當這股風潮堆到了新英格蘭的口岸，還將進一步促進了現代意義的「日報(Dailies)」的發明。
從大西洋彼岸延伸的咖啡文化
英國的咖啡文化很快越洋，跟著殖民的大英帝國紅裝士兵一同入駐北美。約在1660至1670年間，在美國，於是，咖啡館與旅店、酒館的界線逐漸模糊——它既提供住宿與餐飲，也成為人們聚集交流的場所。然而，與倫敦不同的是，殖民地的咖啡面臨烈酒與進口茶的激烈競爭，未能立即成為上流社會的主流時尚。
波士頓是新英格蘭的社交中心，大多數知名咖啡館皆設於此。雖然普利茅斯、塞勒姆與普羅維登斯亦有供應咖啡的酒館，但名氣遠不及波士頓的幾家。最具代表性者，當屬綠龍（Green Dragon）酒館與咖啡屋(這一間於今仍在波士頓公有市場旁邊），自1697年至1832年，它矗立於聯合街（Union Street），見證並參與了美國獨立運動的關鍵時刻。
紅衣英軍、殖民地總督、王室官員，又或是革命志士與愛國將領——都曾在綠龍共聚一堂，邊飲咖啡、茶或烈酒，邊討論革命與政治。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形容這裡是「革命的總部」（headquarters of the Revolution）。在波士頓，咖啡館成為政治動員的核心空間，如同倫敦的報社與金融咖啡館一般，是思想與行動交匯的地方。
而隨著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經濟的發展，咖啡館的文化在美國遍地開花，許多的小報、短報、各種傳遞新知的本本，自然也成為了現代報紙主要的供應場所。
根據Alfred Lee的研究，在當時的美國，任誰走進咖啡館，就會想要看一下桌上的報紙，配著大冰奶，啊不是，配著酒或咖啡來一同評論時事。起初的報紙是週來更新，各地都有自己的週報（Weeklies)，因為早期在美國「波村紙貴」，印刷也貴，所以以四頁合訂的四頁報紙形式為主流，而且比倫敦貴得多，好些週報的要錢高達十便士。
美國開國元勳之一富蘭克蘭，便曾在1775開了一個印刷館，不只可以印一些高尚的希臘、羅馬字體，也為了當時革命勢力的各個小本本的主要影印中心。在獨立戰爭之後，大家對於週報（或週期更短的半週報）不甚滿意，「日報」的形式率先在美國誕生，可謂是媒體科技的一大創新，當時的英國雖在倫敦有某種「類日報」，卻不見這種遍地開花。
事實上，美國報頁的「日報化」，跟英軍搞宣傳戰爭有一定關係。
保皇黨大戰愛國者
「日報」的誕生某方面是市民高度需求新知的產物，就算在殖民時期，在英國總督府的強力言論審查之下，也杜絕不了美國鄉民對於新知的好奇心。不少大報起初只是每週刊印一次，但因為世局變化的太快，有些報紙發現如果從七天改成六天印一次，會有賺頭，那改成每五天呢？三天？而在殖民時期時，「英資」的報紙在紐約狹其資本優勢，大量且高頻率的流通保皇派的言論。
比方說，在獨立戰爭前，紐約有三份周報分別於星期一、星期四與星期六出版；然而在戰爭前夕，報業人詹姆斯・里文頓（James Rivington）便策劃將它們的發行頻率提升為每週五期，並在約十五個月後又增添第六期。
里文頓的《皇家公報》（The Royal Gazette），原為星期六出版，自 1778 年 5 月 13 日起改為每週兩次發行。亞歷山大・羅伯遜（Alexander Robertson）的《美洲皇家公報》（The Royal American Gazette），原在星期四出版，於 5 月 19 日（星期二）增刊另一期。休・蓋恩（Hugh Gaine）的《紐約公報與每週商報》（The New-York Gazette: and the Weekly Mercury）則仍維持星期一出版。1779 年 9 月 3 日，威廉・路易士（William Lewis）創辦的《紐約商報或通用廣告報》（The New-York Mercury; or, General Advertiser）開始發行星期五版，使得「幾乎每日出版」的報紙格局正式形成。
歷史學家以賽亞・湯瑪斯（Isaiah Thomas）證實了這種「準日報」的頻率，他指出：「戰爭期間，紐約市幾乎每天都有報紙出版……這些報紙全都在英軍總司令的批准下發行。」
這種每日發刊之所以可行，在當時靠的是英軍補貼——報業能憑自身商業利益獲利要等到19世紀。早在 1775 年，當英軍指揮官蓋奇將軍（General Gage）駐守波士頓時，他每週購買 400 份里文頓的報紙，分發給軍隊、海軍與保皇派人士。愛國派的《紐澤西公報》（The New-Jersey Gazette）在 1781 年 7 月 4 日估算，英國政府「去年花費超過五萬金幣（guineas）聘用傭人撰寫歐洲與美洲報刊上的謊言」，並預測 1781 年的相關支出將達到前一年的兩倍。
至於華盛頓的養子Custis怎麼在獨立戰爭時透過各種攻心鬥技，發現保皇派的報業人士其實是間諜來盜取革命方的消息等等，故事太長了，按下不表，但美國獨立史非常有趣。
而當美國獨立軍隊控制了紐約之後，這些「保皇派」報紙的下場就可知了。然而這時期的報紙，只知道「高頻率流通假消息」可以控制人心，還缺少對於當代報紙的想像：每日發行，分成頭版跟內頁....等等。
日報的新聞革命：來得太早而缺乏利潤來源
上述的美國報史研究權威Alfred Lee，便從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館藏中，找到了最早的美國日報，乃到二十五份兩頁或四頁的報紙，標題為《賓夕法尼亞晚報與每日廣告報》（The 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 and Daily Advertiser），出版日期介於 1783 年 6 月 17 日至 1784 年 10 月 26 日之間。
根據Lee的研究，這些報紙由本傑明・湯恩（Benjamin Towne）出版，他是一位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態度搖擺的報人，同時也是費城首份成功的三日報（triweekly）與首份晚報《賓夕法尼亞晚報》（The 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的創辦人，該報於 1775 年 1 月 24 日創刊。湯恩兼任編輯、出版人、印刷助理，有時甚至親自上街叫賣——他創辦的報紙是美國第一份從單一印刷廠持續發行的日報。現存的這二十五份報紙，是此報業當時創新的唯一已知遺跡。
這位湯恩何許人也？Lee花了非常大的力氣去重構他的一生，竟是一段關於美國報 於其黎明時代、一個野心辦報人身世沉浮的故事。
湯恩原籍英國，在英國學成印刷技術後，來到美國費城，在印刷商威廉・高達德（William Goddard）手下工作，辦了《賓夕法尼亞紀事報》（The Pennsylvania Chronicle）後來因政治與利益爭執決裂。1775 年，他在費城的「倫敦咖啡館」附近創辦《賓夕法尼亞晚報》（The 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成為費城第一份成功的三日刊，這應該是美國最早的「晚報」。他聲稱要「捍衛新聞自由、忠實記錄商業、政治與文學」，並以低廉的價格吸引普羅讀者。
這時期他們辦的《賓夕法尼亞紀事報》，有個有趣的座右銘，是塔西陀的「RARA TEMPORUM FELICITAS, UBI SENTIRE QUAE VELIS, ET QUAE SENTIAS DICERE LICET!」（「能隨心所思、自由言說的時代，是極其罕見的幸福！」）
隨著獨立戰爭爆發，湯恩最初傾向愛國派，但在英軍佔領費城後迅速倒戈，成為保皇派的印刷商。《晚報》經營不善，在英軍的支持下才得以出版，成為了英軍宣傳的傳聲筒，刊登英軍戰報與官方消息。1778 年英軍撤離後，他又轉回美方陣營，甚至向華頓頓一方的大陸會議尋求合作。然而，這種反覆變節的行為，讓他成為雙方皆不信任的對象。
獨立戰後，湯恩試圖重建事業。他將報紙改名為《賓夕法尼亞晚報與每日廣告報》（The 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 and Daily Advertiser），Lee認為，這是美國第一份真正意義上的「日報」，比後來被公認為首份日報的《賓夕法尼亞郵報》還早十五個月。他甚至在報上刊登「誠徵報童」的廣告，開創街頭叫賣的先例。
然而這個商業模式發生得太早，當時不存在「於報紙上投廣告」的概念，報業依然仰賴政客的入股跟大量承購。這種「直接跟大眾讀者接觸」的想法雖為日報的商業模式核心，但由於缺乏廣告與後續輸血的資金，他的報紙規模愈來愈小，最終淪為貧弱的兩欄小報，受盡同行嘲笑。
湯恩為了重拾聲譽，曾懇求普林斯頓校長、國會議員威瑟斯龐（John Witherspoon）幫他撰寫懺悔文，他卻因對方文字過於尖銳而拒絕刊登。1783 年，他仍試圖以「愛國」姿態取信讀者，卻諷刺地印出「叛徒不得居留賓州」的州政府決議。幾個月後，他本人便被控「叛國重罪」，1788 年遭賓州最高執行委員會正式定罪。
這位搖擺兩邊的報業人，晚年身敗名裂，據說他親自走上街頭叫賣報紙，在費城的街頭高喊：「兩銅幣看天下新聞！」（All the News for Two Coppers!）——湯恩為開創美國日報傳統的先驅，最終以一介貧困報販的身分結束了一生。他的故事，象徵了美國新聞自由萌芽過程當中的夢與背叛，是一個理想與虛妄共存的矛盾時代。
訂閱制跟廣告利潤迎救美國日報
既然湯恩率先實驗的方式「直接降價銷售日報」行不通，理論上，沒有利潤可圖的日報要退出美國歷史舞台，何以現實發展極為不同？我個人認為，報業人不是利潤極大化的生物，他們存在另一個世界。想辦日報的報業人決心前撲後繼。
Lee認為，日報的新聞模式延續，是出於其他報業人發現可以將「訂閱制」與「廣告制」跟「日報」這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
在革命戰爭時期，美國革命也弄出了一個「訂戶市場」（subscribers’ market）。因為戰爭是每分鐘演變的，使人們急需即時訊息時，讀者願意負擔更高的訂閱費來獲取「活生生的新聞」，當時許多的Weelies，隨著訂閱人數上升，報社的關注焦點也從廣告主轉向讀者本身，革命時期的報社接連發行的「號外」（extras）與「新聞單張」（broadsides），以及半週刊與三日刊的興起，都反映出版者對這種需求的回應。
然而，隨著戰爭結束與和平回歸，許多讀者開始退訂，發生了一波恐怖的退訂潮（抖），不少報業同仁因而倒閉，使得日報必須找到新的營運基礎。最早的答案，是那些代表商人階層利益、結合商業與政治資訊的報紙。
Lee（pp 59-60)整理了從 1790 年至 1820 年各個十年的報紙名稱變化，可以看出它們在性質上的演變——1790 年以前以商業導向為主，1800 年之後逐漸轉向政治導向。1790 年時，現存的八份報紙中有五份名稱中含有「Advertiser」；1800 年時為二十四份中的二十份；1810 年則是二十六份中的十三份；1820 年則是四十二份中的二十一份。若觀察各年代中能持續整個十年的日報，帶有「Advertiser」名稱的報紙顯然更具生命力：1790 年的六份中有五份、1800 年的十六份全數、1810 年的二十四份中有十二份、1820 年的三十七份中有二十份。
1790 年唯一的例外是《紐約日刊》（The New-York Daily Gazette），雖未冠以「Advertiser」，但仍帶有明顯的商業色彩。而當年的五份「Advertiser」之一——《聯邦公報與費城日報廣告報》（The Federal Gazette and Philadelphia Daily Advertiser）——便是由《聯邦公報與費城晚報》（The Federal Gazette, and Philadelphia Evening Post）於 1790 年 4 月 1 日改名而來，顯示「Advertiser」一詞具有強烈的宣傳與市場吸引力。因此，在 1800 年以前，幾乎所有成功的日報都以刊登廣告為榮。
Lee更指出，隨著 1812–1815 年戰爭前後的政治動員、印刷技術改良與資金來源增加，報業逐漸走向政治化的主導階段，並在 1840 至 1850 年代所謂「個人化新聞時代」（personal journalism）中達到頂峰。1820 年的統計若再加入三份成功的商業報紙，「Advertiser」類報紙的數量將更高；但此時新的政治標籤也開始出現——報名中出現「Republican」兩次、「Patriot」四次、「Democratic」一次，以及「Political」一次。後文第七章將進一步討論報紙與政黨之間的關係。
現代新聞還有一哩路
走筆至此，我大致交待了「日報」系統是怎麼在美國誕生的，但有許多東西還沒有交待。在1820年代以來的「政治指導報業」的時代，如何在催生了「華盛生特區的報業大亨集團」，這些大亨集團壟斷了華爾頓地區的印刷，控制了首都圈的消息，導致兩黨在1850年罕見的聯合出手重挫他們？又電報新聞的普及，如何徹底改變了地球上的新聞概念？最終，「客觀報導」的概念，是如何因為科技改變，成為了新聞的標準？筆者跟哈佛商學院的合作者黎君正在進行一系列相關的研究，有待我慢慢連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