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帝國在高速擴張的時候，傾向在征服地區的省會/首都附近，另蓋一個新的城市，起初是行營或衛所（很多是沿用羅馬原本的堡壘），而後發展成一個新的都會區。阿拉伯人則不與當地人混居，反倒採一種隔離的策略，唯一採取不採取這策略的地方，則是其在伊比利半島的統治。
以另蓋新城，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今天的埃及開羅。
在阿拉伯大爆發之前的埃及首都乃孟菲斯，其離開羅很近（但其實有小段距離），孟菲斯在尼羅河西岸。羅馬帝國時期，羅馬軍隊本來在孟菲斯附近的尼羅河東岸另建了一個有名的堡壘---Babylon Fortress（巴比倫要塞），這地點在法老時期就算有名，因為許多叛亂常發生在這附近，是戰略要地。東羅馬也長期將軍隊駐紮於此，並在東羅馬對抗阿拉伯征服時，是少數支撐最久的據點。不過在羅馬統治下，當時埃及最發達的城市，則是距離開羅有200公里遠的亞歷山卓城。
阿拉伯征服埃及後，便在巴比倫要塞該址附近蓋了新城，也就是福斯塔特（Fustat），意思大概是「帳之都城(Metropolis of Tents)」，之後成為伊斯蘭征服者的都城。後來埃及的省會/首都，雖然位址有改來改去（阿拔斯朝時有往北移，後來開羅建城則又移了一點點），但都圍繞在Fustat附近。
征服埃及的Amr ibn al-As就以福斯塔特為中心，開始統治埃及，採取的是比較間接統治的方法，與以基督徒為主的科普特人合作，對於當時埃及繁榮的商業區跟住宅區，就抽些簡明的稅，也不強迫大家信伊斯蘭教。
除了埃及之外，阿拉伯帝國征服都有類似的模式：在首都跟省會附近另蓋新城，不強迫改信，抽些稅，這模式跟早先的羅馬、後來的十字軍、更晚近的歐洲殖民模式都有些不同，這種「相安但隔離」的情況，對於阿拉伯帝國的中央集權化有很大的阻力，之於地方總督卻是長治久安之道。
伊斯蘭的伊比利半島
不過上述的過程也有例外是阿拉伯帝國在歐洲，尤其是伊比利半島的發展，即所謂的安達盧斯。因為原先已經統治伊比利半島的西哥德人沒辦法收稅，阿拉伯人來了，只能住到當地去，所以並沒有形成「隔離」。
再加上西哥德的地方菁英也很願意改宗並與阿拉伯征服者合作，所以伊斯蘭征服者跟當時「歐洲」地方菁英反而有密切交流，文化上、技術上、基因上，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Muladí（即Muwallads，地方改宗宗者，或字義上為被抬升為阿拉伯者)相關的研究，包過Roger Collins寫的經典作品，The Arab Conquest of Spain, 710–797，特別是頁204，還有Banu Qasi的研究，比如Routledge Handbook of Muslim Iberia的相關章節，都非常有意思，特別是第九章。
伊斯蘭化不等價阿拉伯化
在Routledge Handbook of Muslim Iberia的第九章，Jessica A. Coope 在〈Arabs, Berbers, and Local Converts〉一文中指出，「穆斯林西班牙」並非一個統一的伊斯蘭共同體，而是一個被族群與出身分化的社會。
自 711 年穆斯林征服伊比利半島以來，安達盧斯的穆斯林主要分為三大群體：掌權的 Arabs（阿拉伯人）、作為征服主力卻地位較低的 Berbers（柏柏人）、以及大量由本地基督徒改宗而成的 Muwallads（地方改宗者）。這三者雖然在宗教上同屬伊斯蘭社群，卻在社會地位、政治權力與文化認同上形成明顯分層。阿拉伯人控制 Umayyad 王朝與科爾多瓦宮廷，柏柏人多為邊境軍事力量，而 muwallads 雖人數漸增，卻經常被視為社會邊緣人，甚至成為叛亂主體。
在 Umayyad 統治下，阿拉伯菁英以血統、語言與婚姻策略來維繫身分。Coope 認為「阿拉伯性（Arabness）」不僅是血緣標籤，更是一種社會與文化地位。阿拉伯部族的菁英男性可娶非阿拉伯或基督徒妻子，子女仍被視為阿拉伯人，形成父系決定的身分體系。即使非阿拉伯人，只要成為 Umayyad 家族的 mawālī（可譯作客屬），亦可被納入上層社會。文中便以法學家 Ibn Ḥazm 的家譜著作反映了這種父系中心與族內婚（endogamy）觀念。然而，這種阿拉伯以血統與榮譽為主的觀念，與伊斯蘭教法（sharīʿa）所強調的「信徒平等」形成矛盾，使宗教上的平等理念與社會階層現實產生張力。
至於柏柏人在早期征服中扮演關鍵角色，卻未能在政治體系中獲得對等地位。他們的反抗時常以地方叛亂的形式出現。Coope 以 Banū Dhī’l-Nūn 家族為例，顯示柏柏貴族一方面採用阿拉伯名字、與安達盧斯的阿拉伯菁英結盟以獲取利益；另一方面又維持實質的地方武力自治。這些柏柏勢力在北部與邊疆地區形成半獨立的權力中心，顯示當時的安達盧斯其實是一個 鬆散的聯邦體系，中央王權需透過軍事與婚姻聯盟來維持統一。
在西哥德改宗者Muwallads 之中，最著名的叛亂者是 ʿUmar ibn Ḥafṣūn。他以南方山城 Bobastro為據點，長期對抗 Umayyad 政權，甚至又改信基督教，象徵性地連結西哥德貴族傳統。他的運動結合 muwallads、Berbers 與部分基督徒貴族，被視為挑戰阿拉伯支配的社會革命。
於是Coope 指出，這種「聯合基督徒的改宗者的起義」，其思想可能受到北非伊斯蘭 Kharijite（哈瓦利吉派） 平等主義的啟發。相比之下，北方的 Banū Qasī 家族則透過與巴斯克(Basque) Iñiga 貴族通婚維持地方勢力，模糊了基督徒與穆斯林的界線。這些例子反映出，在邊境地區，「宗教」往往屈從於家族與權力的考量。
Coope這篇文章最後指出，至 11 世紀 Umayyad 王朝崩潰後，族群分界逐漸淡化，阿拉伯語與伊斯蘭文化成為統一菁英的共同語言與身份標誌。Arab、Berber、Muwallad 之間的差異逐步被文化融合取代。然而在早期的三個世紀裡，族群身份卻決定了權力結構與社會流動的可能性。她總結道，所謂的「穆斯林西班牙」其實是一場漫長的融合過程——從征服者間的族群對立，到最終形成共享語言與宗教的安達盧斯文明，體現出伊斯蘭化與阿拉伯化（本身可能互斥）的複雜與張力。
復國運動的「驅逐韃擄」
不過，伊比利半島反而是在「十字軍運動」中，特別排外的那個。伊比利的十字軍精神，大量針對膚色、文化、信仰，除了特別嚴格與排外，復國運動屢見對猶太人跟穆斯林的大屠殺，並徹底要求改宗基督教。
隨著地理大發現，葡、西更便把這種精神一路帶到西非、東非並隨著哥倫比大交換帶到美洲去。不過最近許多考古挖出來，所謂的「摩爾人」基因上其實是阿拉伯人、柏柏人跟伊比利人的混種。
不過無論伊比利的復國運動，如何透過「基督教」跟「排外」想清除這種「混合」，但伊比利的經濟體仍然可以見到伊斯蘭的影子：地理大發現是隨著柏柏人帝國的商業網路擴散出去，而利用奴隸來興建熱帶種植園，包括種甘蔗，則是阿拉伯帝國帶到伊比利半島去的，也就是歐洲人用著伊斯蘭的經濟制度，以十字軍的精神帶到了全世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