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女性主義的歷史中，沒有哪場論戰比「性戰爭（Sex Wars）」更持久、也更撕裂內部。這場辯論的主軸在於：女性究竟該如何看待「性」與「色情」？
同一場戰爭裡的兩種戰線：
一邊是主張將色情視為父權暴力象徵的反色情女性主義（anti-porn feminism），也稱為性反面。另一邊則是「性是女性自由」的性解放女性主義（sex-positive feminism），也稱為性正面；性反面方認為「性是暴力」，性正面方主張「性是自由」；一方呼籲警惕色情產業背後的權力與剝削；另一方高舉身體自主與情慾解放。這不只是理論爭議，更是一場對女性身體、欲望與社會秩序的深刻角力。
這場分裂在1970年代被稱為「性戰爭」（Sex Wars），直至今日仍未休止。
這兩派都以女性解放為目標，卻在「如何解放」上產生根本衝突。
性反面者要防止慾望被父權利用；性正面者要奪回慾望的主導權。
看似同一條路，實際上卻是女權主義者在女性身體的邊界上拉扯不休的拔河。
一、同樣要自由，卻走上不同的路
反色情女性主義誕生於1970年代的美國，代表人物如Andrea Dworkin、Catharine MacKinnon，她們將色情視為「父權制的延伸戰場」──不是性本身的問題，而是權力結構的問題。她們認為，當性被包裝成商品、被拍成影片、被男性導演和資本操控時，性就不再是自由，而是被販賣的屈辱。
在她們眼中，色情不是解放，而是文化暴力的教育機制。它教會男人如何看女人，也教會女人如何被看。這種凝視是權力的象徵，而非欲望的平等交換。
相對地，性正面（Sex-positive）女性主義者則提出截然不同的主張。她們認為，問題不在於「性」本身，而在於「性被誰定義」。若女性能自己創作、表演、拍攝與享受色情，那這就是一種權力奪回——是「我選擇」的政治。
她們批判反色情派過於保守，認為那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貞潔神學」：仍然把女性的身體放在需要被保護、被規訓的位置。
二、從「說不」到「說我願意」
這兩派的根本差異，也體現在對「性自主」的理解上。
對反色情派而言，女性自主的起點是有能力說不。在父權社會的暴力與性騷擾陰影下，能拒絕、能發聲，已是艱難的勝利。這一立場造就了性騷擾立法、反性暴力運動等具體成果，也推動了像香港近年針對「未經同意拍攝或散佈私密影像」的法改，確立了「同意」作為性行為的法律核心。
但性解放派認為，「說不」只是防守。真正的自主，應該是女性能自信地說我願意。她們強調女性也有慾望、有主動追求快樂的權利。若女性永遠被教育成防禦性地面對情慾，那「解放」就永遠無法實現。
事實上，這兩派的分歧並非絕對。她們都在反抗父權，只是選擇了不同的戰術。
簡言之，反色情派守護的是界線，性解放派追求的是主動權。前者在防止受害，後者在爭取享樂。這兩者都重要，卻因為定義不同與浮動標準，所以往往讓社會大眾無所適從，甚至一頭霧水。
在此衝突下，「身體界線」成為焦點。
但問題在於，當界線被法律化後，誰在劃、怎麼劃、劃給誰？——這些都成了新的權力問題。
三、當「界線」變成法律：男性的困境與模糊地帶
在臺灣，近年關於OnlyFans創作、Deepfake AI情色生成與影像性暴力的討論，正好再次引爆這場性戰爭的延伸戰。
反色情派關注的是受害者保護與法律責任，性解放派關注的是創作者的自主與表達自由。
這兩條戰線看似對立，實則是同一條戰線的不同端點。因為在資訊社會裡，女性既可能是影像的創作者，也可能是影像的受害者。
科技放大了權力，也放大了風險。階級與現實：誰的自由？
性反面派推動的法規，如《性騷擾防治法》與《跟蹤騷擾防制法》，確實強化了女性在社會中的安全感，但也導致了另一種「片面懲罰」的現象。
在理想情境下，這些法規應該保障每個人免於被侵犯；然而在現實中，它往往成為單向的防禦性武器，將所有男性視為「潛在加害者」，於是出現了那句名言：
Not all man, but always man.
更棘手的是——當某些女性在「性正面」與「性反面」之間反覆橫跳時，就可能出現灰色地帶： 從「自願」到「後悔」之間，僅有一線之隔。 於是出現了那些令人頭痛的案例：「事後越想越不對勁」，並造就了台灣「仙人跳文化」
這樣的狀況，不僅讓法律難以判定真偽，也讓許多男性陷入「舉證地獄」。
在這樣的結構下，女性的權利似乎擴張了，但男性的生存空間卻在被壓縮。
當「性自主」變成「性責任不明」，就可能演變成另一種對男性的制度化壓迫。
三、階級與現實：誰的自由？
然而，性解放的理想也面臨一個難堪的問題：誰有條件去解放？
對許多基層女性而言，「身體自主」並非浪漫的哲學命題，而是現實的生存抉擇。當性交易成為謀生方式，當資本將情慾變現，所謂「自由選擇」還能算是真正的自由嗎？
反色情派因此主張，所謂「自願」往往是被迫。他們支持「瑞典模式」——罰嫖不罰娼，企圖用法律切斷剝削鏈條。
但性正面派則反駁：禁止只會讓黑市壯大，讓性工作者更難求助。他們認為真正的保護，是合法化與去污名化，讓性工作者能以平等的身份進行交易與求助。
於是問題變成：我們要保護女性免於性，還是保護她們擁有性？
結論：別讓妳們的「解放」變成新的枷鎖
性反面與性正面，其實是同一面鏡子的兩側。
一邊關心女性被如何看，一邊關心女性能如何看自己。
問題是，當這場內戰延伸到法律與社會制度後， 界線不再只是「保護女性」，也開始「懲罰男性」。
這就是為何現代第三波女權運動變得如此扭曲。
女性在爭取權利的同時，卻可能以另一種形式製造不對等。 當部分女性在性反面與性正面之間來回切換—— 一會兒主張身體自主，一會兒又訴諸脆弱與受害—— 這種「左右橫跳」的策略，最終讓男性無所適從，也讓性別對話失去誠意。
女權要爭取權益，沒人反對；但標準必須一致，界線必須清晰。
否則所謂的「反色情+性解放」，只會變成另一種對男性的「選擇性審判」。
對於女權內部這兩種近乎精神分裂式的派系內鬥，我相信沒幾個人能說得清楚明白。作為反女權方，我必須負責任地說：我比許多女權主義者還用功。
如果女權內部無法在性自主的界線與意願上得到共識，那真的拜託，別急著隨便設立界線或法律。因為：
妳們兩派在女性身體的邊界上拔河的那條繩子，是用男性群體的權益所編織而成的。
女人上下兩張嘴，合意或不合意都在妳們一念之間。
別再拿女權=平權這事來說嘴了。
要追求平權，就追求人權。
文明社會，人人都有發聲的權利。所有人都能自由而不懼怕地說出『願意』或『不願意』。只有當這兩句話都同樣有力，且女性不再擁抱受害者立場，能為自己所說的言論負責，性別戰場才會結束， 而女性的解放，才算真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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