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的陽光灑在卡拉尼克家小小的前院裡，這個中產家庭裡的孩子從小就有兩種力量在心底滋長——來自母親的銷售直覺，和來自父親的工程腦袋。特拉維斯・卡拉尼克很早就明白，自己不是那種會乖乖照著軌道走的人。
六年級，他第一次敲下程式碼；十八歲，他已經把第一個產品賣了出去 : 一套SAT備考程式。他總愛半開玩笑地炫耀：「第一個使用這套程式的人，成績直接進步四百分。」但真正讓人瞠目結舌的是：他自己考了1580分。特別是他擅長的數學部分，僅僅只花了八分鐘。
高中畢業後，他沒有離開洛杉磯，選擇了UCLA的電腦科學系。
在那裡，他遇見了Michael Todd和Vince Busam。這三位年輕人一拍即合，便著手開始打造 Scour，網路上第一個知名的P2P搜索引擎。那年是1998年，當時洛杉磯不像矽谷，資源匱乏、創投寥寥。要想活下去，只能靠「 hustle 」。這是一種不惜一切、硬幹到底的街頭精神。
而特拉維斯就是最擅長hustle的那個人。
他不是房間裡最會寫程式的，但一定是最擅長製造話題的。
為了推廣 Scour Exchange，他乾脆把它簡寫成SX (Sex 的諧音），還在宿舍門口掛上潤滑劑和警告貼紙：「不要進來，我正在SX。」
這招既吸睛又惹怒不少學生；但也讓Scour真的紅了。
但是這一切紅得太快，也紅得太危險。
Scour的成功引來了娛樂圈大佬 Michael Ovitz。他伸出橄欖枝，也設下陷阱。投資遲遲不到位、不可接觸條款將 Scour 綁住，等特拉維斯察覺不對勁、想找其他資金時，Ovitz 立刻以違約把 Scour 告上法庭。
第二天，這件事便登上《華爾街日報》。之後再也沒有人敢投 Scour。
然而更大的暴風雨旋即到來：
全球 33 家媒體公司連同 Napster 一起控告 Scour——非法文件分享，索賠 2500 億美元。
特拉維斯和團隊做出唯一能活命的決定：申請破產。這場戰略撤退讓他每天都要打無數電話向客戶解釋，也讓他開始每天睡十四個小時。因為醒來，就必須面對自己創造的夢想正在瓦解。
接連的失敗並沒有擊倒他。他再次投入創業，創立Red Swoosh。這一次，他吸取了 Scour 的教訓，堅決走合法路線，用技術服務內容分發。
六年後，Red Swoosh 以 1900 萬美元出售。這不是巨額財富，但足以讓他重新站穩腳步。
真正的大冒險，正等著他。
2010 年，舊金山。特拉維斯與 Garret Camp 一起推出Uber。最初的 Uber 很小，只有幾輛黑車，只開放給100位用戶。
但他們抓住了所有人心中的渴望：用手機按一下，就能像百萬富翁一樣叫車。
便利、精準、透明。科技完成了魔法。Uber很快通過口碑傳播而廣受關注。4個月後，舊金山市交通管理局和加州公共事業委員會開出20000美元的罰單，發出禁令，其中一項是不允許使用cab( 出租車 )這個詞。
但正是這張罰單，逼著Uber擺脫傳統出租車框架， 從此成為全球第一個真正的 RideSharing 平台。六個月後，平台已有3000名註冊者。再幾年，變成超過一百萬名司機的全球巨獸。
現在，在全球範圍內，Uber有超過100萬名司機。
Uber的每一次擴張都伴隨戰爭。
邁阿密、奧蘭多、奧斯汀、德國、泰國、韓國、西班牙…… Uber不是被禁，就是被告。在德國、泰國、韓國、西班牙等國家，Uber甚至遭到全面或者部分封殺。
但特拉維斯從不退縮。他形容首爾政府「活在過去」，稱德國出租車行業「像一群混蛋」。
他始終相信著「原則性對抗」：若對方守護的是公共利益，就談； 但若對方保護的是既得利益者，就開戰。
「想當顛覆者，就難免成為混蛋。」對特拉維斯而言，這既是讚美，也是詛咒。
他說Uber是「生活方式與運輸方式的交會點」。五分鐘，你可以叫一輛車。同樣五分鐘，你可以移動貨物、外送物品、改變城市運作方式。
這就是共享理念打破「所有權」。科技讓一座城市可以以「按需分配」的方式運轉。
他甚至描繪了 Uber 改變世界後的城市：減少塞車、減少停車需求、降低空汙、創造就業。
更少車子，更聰明的調度，更智慧的城市。
2019 年底，卡拉尼克出售手上價值25億美元的 Uber 股票，並在12月31日正式離開董事會。從創辦到退出，才過了短短不到十年。
從UCLA宿舍到全球最具爭議的科技公司；從被訴2500億美元到公司估值630億美元；從破產到重生，再到顛覆全球運輸市場。
特拉維斯・卡拉尼克始終是同一個人。他固執、不服輸、愛戰鬥、永遠不安於現狀。
他相信城市可以更好，交通可以更聰明，他相信科技可以把生活縮短成「按一下」即可實現。
而他自己，也從來沒有停止過追逐下一次顛覆。
卡蘭尼克曾在湖畔大學的演講末段，提到了作為冠軍的競爭態勢。
「當你去到球場，你需要把所有的能量、所有的激情，都在球場上展現，而不是有所保留。」
資料參考 : wiki、meet、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