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大濛》的那天，我的身體是疲累的。
那不是因為熬夜，也不是單純的精神消耗，而是一種在觀影過程中不斷打開感受、讓自己完全沉浸其中後，留下來的重量。
我幾乎是用身體在看那部電影的。
在每一個場景、每一個角色出現時，我都會不自覺地把自己放進去，去理解他為什麼會這樣做、為什麼只能這樣做。那是一種直覺大過理智的狀態，是共感遠遠跑在思考前面。那樣的疲累，像汽水裡不斷冒出的氣泡，一顆一顆往上浮，慢慢破裂，需要時間才能消散。
那裡面有哀傷，也夾雜著一種難以形容的清醒。
因為即使電影結束、戒嚴成為歷史，我們現在所處的世界卻並沒有真正遠離那些曾造成的傷害、曾存在的威脅。現今的臺灣，依然承受著各種形式的威脅與壓迫，它們只是換了形式，在不同世代之間流動。
也因此，我們仍然需要在各種縫隙中辨認方向，在模糊與壓力之間，努力保有自己的意志。這些年來走上街頭的人、參與公共行動的人，甚至只是默默承受與觀察，但仍然願意走進投票所的人，與劇中的人物顯得如此相似，我們只是試著在自己的時代好好地活著，做自己認為該做的事。我們渺小、力量有限，卻彼此牽動；像水波一樣，有時微弱，有時擴散。也許正是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漣漪，讓臺灣得以慢慢成為一個有自己聲音、有自己形狀的地方。
《大濛》給我的感覺，並不是宏大的歷史敘事，而是一種霧。
不是資源匱乏年代的荒涼，而是一種更混濁、流動、難以看清方向的狀態。裡面混雜著恐懼、責任、期待、疲憊，還有不知從何而來、卻始終存在的意志。那是一種很難說清楚，卻始終揮之不去的狀態。
片中的人之所以顯得純粹，也許正因為他們沒有被龐大的資訊與判斷壓垮。他們只需要專注在「此刻該做什麼」，不必同時承受無數版本的現實。那是一種現在已經很難再擁有的生活方式。
除了主角阿月以外，我更難忘的是范春帶來的那種氣氛。他不需要用力做什麼，危險就已經在場。他的出現像一種制度性的直覺、一種近乎本能的恐懼，提醒每個人該怎麼說話、該怎麼收斂、該怎麼活，才是被允許的存在。
而趙公道像是另一種對照：在同樣的霧裡，仍有人試著保留一點人味，保留一點不合時宜的良心。他並不完美，但他始終都試著在縫隙裡做對的事。也正因如此，我在他身上看見一種更接近現實的善 -- 不是英雄式的，而是小心翼翼、帶著代價的。
我之所以會被這些小人物深深打中，或許是因為我在他們身上看見了自己的渺小與無力。
近期，我的生活節奏並不算緊湊，卻依然感到疲憊和焦慮。內在那個不斷催促自己、自我要求的聲音，在長期累積之後開始侵蝕。不是忙碌，而是一種即使停下來，身體也無法真正鬆開的狀態，好像隨時要回應什麼尚未發生的危機。
或許正因如此，我特別能感受到電影裡那種「沒有被說出口的緊繃」。
（有劇透）有一幕至今仍卡在我的喉嚨：阿月在認屍之後，必須要當場火化哥哥，最後抱著骨灰罈與逝者說話。那畫面之所以讓我特別有共鳴，是因為我也曾經經歷過，無法將親人帶回臺灣，只能先火化、再把骨灰帶回來的時刻。隨著鏡頭中阿月看著哥哥被火化，我也想起了自己曾經處於同樣的位置，當下還會不斷的質問自己：「這樣做真的是對的嗎？」那種無力與悲傷，已經成為身體記憶的一部份。
電影到了後段，我們也才知道原來「兩個水滴」的故事有兩個版本：
一滴水離開，化作雨水滋養土地；一滴水融入大海，成為更大的存在。但還有一種水滴，它沒有升空，也沒有遠行，只是化成霧，在地表緩慢遊移。
霧沒有高度，看不見遠方，也無法成為滋養萬物的雨水。它只是存在著，不斷移動，卻不確定方向。那是一種迷惘的狀態，也是一種仍然活著的狀態。
時至今日，也許我們都還處在那樣的霧裡。
看完《大濛》，我沒有更理解白色恐怖。但我更清楚地看見了從那個年代一路走來的臺灣人輪廓，不是指外貌，而是一種存在方式，一種在壓迫中仍然選擇活著、選擇幽默、選擇回應世界的姿態。
這部電影帶給我的不是希望，而是一種提醒：事情還沒有結束。如果它啟發了我什麼，那也許不是如何對抗權力，而是在這樣的時空裡，仍然願意走在自己的路上。
〈關於敘事與觀看〉
《大濛》所帶來的觸動，並不只是情感的共鳴，而是在觀看的方式裡慢慢成形。
秀霞在講故事的那一段，畫面並沒有急著去說明什麼，而是穿插著自然的景觀與流動的空氣。那些畫面不試圖解釋，反而讓人更專注在聲音上。那是一種不以震撼為目的的敘事方式，而是讓觀看本身慢慢成為經驗的一部分。不是被推著理解，而是在靜靜地感受、慢慢地意會。
除此之外，這部作品在場景、造型、美術與構圖上的專業，都不只是技術上的成熟，更像是在為那個時代創造了一個出入口 (gate)，搭配上能讓觀者跟著劇情喘息的剪輯節奏，讓人隨著劇中角色的情緒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