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1905年間，美國作家傑克·倫敦替美國某大報採訪日俄戰爭，感觸良多，發表了《黃禍論》一文，驚嘆日本已可用現代科技與組織擊敗一個西方強權，但日本卻不具世界征服的份量，萬一日本與地大物博、人口居世界首位又工作勤奮的中國人結合，對西方來說後果堪虞。他設想的未來場景之一是日本替中國人去掉他們沒進取心的領導、取而代之，建立一個大東亞強權。
後來的發展：日本的確試圖取代中國人“沒進取心的領導”，提供了大東亞復興的動能。如無西方盟國的捲入，此企圖心幾乎得逞。傑克·倫敦的預測乍聽似乎不著邊際，其實是受了標籤之累，汪政府在譴責性的書寫裡一概稱作“偽政權”，形同一個不實的海市唇樓，因此在歷史想像中亦匿蹤。
但日本心裡明白：汪政府並沒有什麼實力，遂將它的功能定性為“大東亞戰力之培養”，把它的效勞限於動員更多後勤的人力、物力、財力。如將汪記“國軍”調往太平洋前線，會造成日軍的拖累也說不定，然日本在緬甸與南洋左右開弓，大可派汪記“國軍”駐屯無戰事的越南，如此亦利於釋放更多日軍的兵力以對付盟軍。
汪記“國軍”終未走出“國門”，乃因另有要務在身。抗戰的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它原本的地盤就成了日本“支那派遣軍”的總部所在地，也成了已被取消番號的共黨“新四軍”勢力滋長的空間。此區內固然仍存有重慶國軍的敵後“戰區”，卻非汪記“國軍”（名曰和平建國軍）作戰的對象，反而還不乏重慶國軍“曲線救國”轉化成“偽軍”的。反正，雙方都舉著青天白日旗，在戰場上不知如何相見。因此，汪記“國軍”大致用在對付境內的共軍上頭。
雖然並非事先約定，重慶與南京在抗戰期間實質上形成一種分工。抗戰的國民政府與中共搞抗日統一戰線，納共軍為國軍底下的八路軍，且在美國未成靠山前依靠蘇聯這位唯一的盟友，固然在抗戰期間國共不互信而時生摩擦，但說重慶方面是“中共同路人”不算太離譜。汪記南京政權卻視共黨的威脅大於日本的，而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藉口之一也是“防共”。反正，重慶與南京雙方的“三民主義”都說得通，蓋孫中山說過“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也說過“三民主義是大亞洲主義”。只是南京政權在“防共”方面失敗了，至抗戰末期，甚至南京與上海郊區都出現共軍的蹤跡。
汪政府當初斗膽對美、英宣戰的動機為何？他們認為：萬一日本戰勝了，有利汪記“中華民國”爭取較為平等的地位；若盟軍贏了，自己有否插手太平洋戰爭都不會有善終。因此，對前者是心存僥倖，對後者是不作僥倖之想。
這無疑是這些自詡代表“中華民國”的一小撮上層份子的盤算。但他們旗下的“國軍”若真正派出去了，陣亡者因為曾是“漢奸部隊”，不得進入國軍忠烈祠，自然也進不了日本的靖國神社，因為汪記“中華民國”名義上是另一個國家，連李登輝去靖國神社弔祭他戰死於菲律賓的亡兄之事也不會發生。這些“國軍”成了名副其實的“戰爭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