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道出現在案件裡的方式，和其他人不同。
他不是透過文件，而是透過狀態。
羅霖是在系統後台看到他的名字的。不是承辦，不是審核，而是被標註在「資料流向確認」那一欄。那代表，他知道哪些資料已經不會再動。
羅霖沒有先開口。
在這個系統裡，先說話的人，通常代表還在尋找方向。
武正道看了一眼桌上的鑑定申請書，沒有翻開。
「你們已經決定方向了。」
他說的不是問句。
羅霖點頭。
「不能判死刑，已經寫進內部結論。」
武正道沒有露出任何反應。他只是把那份文件往旁邊推了一點，像是在確認它不會掉下去。
「那鑑定就只剩一個用途。」
他說。
羅霖知道他指的是什麼。
不是判斷。
是支撐。
鑑定在這個階段，不是為了發現新的事實，而是為了證明既有的說法足夠穩定。穩定到可以承受質疑，承受時間，承受外界的情緒。
「會有不同報告。」羅霖說。
不是提醒，是預告。
武正道點了一下頭。
「一定會有。」
不同單位，不同醫師，不同用字。這些差異不是錯誤，而是制度的必然結果。問題不在於差異存在，而在於差異能不能被收進同一個結論裡。
「你們要哪一種鑑定？」武正道問。
這個問題的危險性，在於它聽起來像選擇。
羅霖沒有立刻回答。
「我們要的是——」他停了一下，確保用字不會被誤解，「能被反覆引用的那一種。」
武正道笑了一下，很短。
「那就不能太肯定。」
他說。
太肯定的鑑定，會變成立場。
立場一旦被指認，就會被攻擊。
「模糊一點，反而安全。」武正道補了一句。
這不是諷刺，而是經驗。
羅霖翻開其中一份初步報告，指著一行字。
「『高度可能不具備完全責任能力』。」
他念出來。
武正道看了一眼。
「這句可以。」
「為什麼？」
「因為它不說『一定』，也不說『不可能』。」
武正道說，「它只說，死刑不能站在這裡。」
那正是制度需要的距離。
羅霖合上文件。
他們之間沒有再討論被告。
范正的名字，在這場對話裡只出現了一次，甚至沒有被明確說出口。他只是鑑定對象，是報告裡的主詞，不是討論的核心。
核心從來都是結論。
「後面會有人不接受。」羅霖說。
這次是提醒。
武正道點頭。
「一定會。」
「那這些鑑定，撐得住嗎？」
武正道沒有馬上回答。他看向螢幕，上面顯示的是案件狀態。
「只要程序沒有被跳過，」他說，「撐得住。」
這句話，等於宣告了一件事——
接下來的爭議，不會是法律內部的問題。
而鑑定，只是第一道門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