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從商業現實談台灣為何必須重視美國市場
這個內文的起源，來自８個月前美國川普在搞關稅戰，我當時對一個家中是務農的［特別討厭民進黨］的同事，由於他覺得我們台灣我們台灣要出賣利益給美國換成這低關稅，非常不公平，我就開始描述整個國家與農民狀況給他聽，並笑笑地問他要怪脽時，他反而說他也不知道了，但我則調侃說，我不管，我就是要怪民進黨，脽叫民進黨是執政黨，政客就是應該被人民給誣賴。
在討論美國關稅、半導體赴美投資或農業是否受影響之前，有一個經常被忽略、但極為關鍵的前提：國家經濟是一個整體，而不是由彼此切割、互不相干的產業所組成。即便多數台灣民眾並未直接從事對美出口或半導體產業，其生活條件、就業機會、政府財政能力，仍然高度仰賴這些產業在國際市場創造的利潤。
由於台灣目前是大量出口到中國跟美國兩大市場，所以從純粹的商業角度來看，台灣企業「出口到美國」與「出口到中國」的結構性差異非常明確。
首先，在多數科技產品、精密製造與關鍵零組件上，出口到美國的毛利率，普遍高於出口到中國市場。美國市場對品質、可靠度與法規遵循有高度要求，願意為此支付溢價；相對地，中國市場長期存在價格競爭、削價競爭與內捲問題，利潤空間被嚴重壓縮。
其次，也是企業實務上極為關鍵的一點：在美國賺到的錢，可以合法、透明且相對自由地匯回台灣，成為企業再投資、發放薪資、繳納稅收與股利的重要來源；反觀在中國賺取的利潤，則經常面臨外匯管制、資金調度限制、行政審批不確定性，甚至政策風險，導致資金「賺得到卻帶不回來」。這些差異，直接影響企業是否能長期穩定經營，也間接影響台灣整體經濟體質。
正因如此，台灣能從美國市場取得多少利潤，從來就不是「只有科技業才需要關心的事」，而是攸關整體國家經濟與社會資源分配的核心問題。
所以脽能搶佔更多美國市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雖然多數農業用戶與美國關稅無直接關聯，但實際上仍深受政治操弄影響
在這樣的結構下，台灣社會內部卻逐漸出現一種強烈的心理落差。許多農業用戶與基層勞動者會認為，美國關稅、半導體赴美設廠、國際供應鏈重組，表面上都與自己的生活毫無關係；他們不出口晶片、不做國際貿易，卻必須承擔由此引發的政治與社會爭論。
這種距離感，進一步轉化為不滿情緒。一部分農業用戶開始認為，民進黨「把台積電出賣給美國」，導致台灣失去所謂的「矽盾」，進而損害了整體安全，也連帶損失了他們自身的利益。在這樣的認知中，半導體不再只是企業，而被視為一種全民共有、但卻被政府「送出去」的資產。
因此，他們會認為：既然政府願意為了國際布局承擔高科技產業外移的風險，就更應該把更多心力放在照顧與出口、關稅無直接關聯的農業與基層生活條件。在這個敘事裡，民進黨被塑造成「照顧大企業、忽略小民生」的一方。
甚至因為強烈的心理落差緣故或者被帶風向出，民進黨要是不出賣利益給美國，把錢跟產業留在台灣，更能幫助全台灣各階層的人。
被忽略的現實：半導體並非「全民共有資產」
然而，這種情緒的形成，往往建立在一個被刻意模糊的事實之上。台積電等半導體企業，從法律與經濟本質上來看，都是民營企業，而非國有企業。它們的資本結構、董事會、經營決策，並不屬於政府，也不屬於任何特定產業群體。
更重要的是，台積電的主要客戶本來就高度集中在美國市場。無論是先進製程的需求、技術合作，或是供應鏈安全，美國都是不可迴避的核心。即便政府完全不介入，在美國政策與全球產業趨勢的推動下，這些企業本來就有極高的動機與必要性赴美設廠投資。
就像鴻海集團為什麼要去印度、越南設廠？其實這也是他的最大客戶，蘋果公司的要求。
換言之，所謂「被出賣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從未實際存在、也從未真正屬於這些群體的利益。但在情緒層面，這樣的認知卻非常真實：他們感覺自己被犧牲、被忽略，政府沒有站在他們那一邊。
甚至這次所謂的關稅談判，台灣人是蹭了半導體產業，錢跟風險都是這些企業去承擔，而台灣人並沒在此條件上付出甚麼稅金。
台灣農業從業者實際繳納的稅負結構
若要討論「政府是否應該再多承擔關稅衝擊」，就必須先回到一個現實問題：
不同族群，原本繳納的稅，是否對等？
但每一個國家基於本身發展，都需要在農業、商業、工業做一個協調，而台灣為了發展，所以我們將國家的資源偏向商業、工業，但由於農業不可缺失，自然我們需要扶持農業也能持續下去。
不然談一個最基本的，外國的稻米比台灣便宜，為了照顧台灣消費者，我們就應該斷了種植稻米的農民補貼並全面開放稻米進口？
不過從國家長遠治理角度，全面開放就等於台灣離滅國也不遠，這就是前些年國土計畫的原因之一。
不過本文章是為了從農業從事人員角度告知，所以我們還是分析農業人員的稅率，這樣子才能知道他們的補貼的錢是從哪邊過來的。
在現行制度下：
- 農業所得長期列為免納所得稅
- 農民直接販售農產品，免徵營業稅
- 農地田賦停徵，地價稅與房屋稅極低
- 多數小規模農業經營者，未達營業登記門檻
這不是對錯問題，而是制度設計的結果。
客觀而言，台灣農業人口，確實是整體稅制中稅負最低的族群。
政府對農業的補貼，並非象徵性存在
與低稅負相對應的，是長期且多層次的政府補貼，包括但不限於：
- 天然災害現金救助
- 稻作保價收購與休耕補貼
- 農業保險保費補助
- 農民健康保險與老農津貼
- 農業用水、用電優惠
- 農業專案低利貸款
- 關稅與進口配額保護
這些補貼，並非短期政策，而是長期制度性安排。
若從整體結構來看，農業族群是台灣社會中，政府移轉支出占其收入比例最高的族群之一。
這些補貼的資金，究竟來自哪裡？
其實這答案並不模糊。
台灣政府的主要稅收來源，來自：
- 高科技與出口導向產業的營利事業所得稅
- 中高所得者的綜合所得稅
- 消費端的營業稅
- 金融與資本市場相關稅收
也正是這些產業與族群：
- 最直接承受國際關稅風險
- 最容易受到全球景氣波動影響
- 同時，長期繳納最多稅，支撐最多公共支出
人均 GDP 與薪資落差，不能成為忽略財政現實的理由
跟這次農業朋友相呼應常見的說法是：「人均 GDP 高，不代表大家都賺很多。」
這也是我們長久以來台灣人總是自嘲雖然我們人均ＧＤＰ已經跟南韓一樣，但我們的薪資收入卻沒南韓的高，這也是我們這１年來發現我們經濟已經反超南韓，但我們對於ＧＤＰ與生活體感有落差的情況。
這句話本身並沒有錯，但國家財政並不是靠平均感受運作，而是靠實際稅基支撐。
高附加價值產業創造 GDP，也創造稅收；
這些稅收，才能支撐農業補貼、社會福利、公共建設與整體穩定。
換言之，高科技產業並非只是在「拉高數字」，而是在實質上撐起整個國家運作的底盤。
畢竟我們與南韓有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他們的敵人是北韓，我們的敵人是中國，竟我們與南韓有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他們的敵人是北韓，我們的敵人是中國。
北韓跟中國的軍事實力的對比，想必不用比較吧！甚至，我們由於敵人太過強大源故，都不知道自己閹割了多少軍事研發跟生產能力，而南韓反而可以靠軍備出口來反饋自己。
情緒如何被政治動員與利用
正是在這個落差中，政治動員開始發揮作用。反對陣營與特定論述者，將複雜的國際經濟結構，簡化為一句極具煽動力的敘事：「政府為了美國與大企業，犧牲了你們。」
這種動員方式有三個關鍵特徵：
第一，它刻意把「民營企業的全球布局」描述成「政府主動出賣國家資產」，將企業決策轉化為政治背叛。
第二，它模糊國家整體經濟與個別產業之間的關聯，讓人誤以為只要高科技產業承壓，基層就必然受害，而忽略高毛利出口對整體財政與就業的支撐效果。
第三，它提供一個清楚、情緒化、但過度簡化的責怪對象，讓結構性問題有了一個可以投射不滿的出口。
這樣的政治動員，不需要證明其敘事在經濟上是否成立，只需要能夠放大既有的不安與剝奪感。
結論：從國家層級看待「關稅 15%」問題
若從國家層級，而非單一族群視角出發，至少必須誠實面對三個現實：
第一，關稅衝擊是高度不平均的。
不是所有人承擔相同風險，也不是所有人付出相同成本。
第二，台灣的社會運作，本來就是「高納稅、高風險產業，支撐低稅負、高補貼族群」。
這是社會國家的選擇，而非錯誤。
第三，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補貼是否存在，而在於公共討論是否誠實。
可以選擇保護、可以選擇分擔，但不能假裝所有人承擔的是同一種代價。
台灣能在國際競爭中承壓前行，正是因為少數高風險、高貢獻產業，長期支撐了整個國家的穩定。
若忽略這個現實，任何關於關稅、公平與犧牲的討論，都只會流於情緒，而無法成為成熟的公共決策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