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企業倒下，不一定是因為經營失敗；個人職涯受創，也不一定是因為被 AI 取代。越來越多時候，我們的專業、公司與職涯，早已不是單純的市場問題，而是地緣政治的一部分。
過去 30 年，我們相信效率、分工、全球供應鏈。但現在，供應鏈的關鍵字，已經從「便宜」變成「安全」，從「誰最有效率」，變成「誰站對邊」。
《經濟戰爭時代》（Edward Fishman，2025）提到，正是全球化時代對效率的追求，造就了制裁、出口管制與金融規則，正在取代飛彈與軍艦，成為大國競爭的主要武器。美元清算體系、半導體供應鏈與關鍵技術，便成為難以替代的「鎖喉點」（Chokepoints）。
經濟三難、個人職涯與投資的不可逆風險
我們正站在一個結構性轉變的門檻上，Fishman 稱之為經濟三難，也就是國家無法同時兼顧 3 件事：
- 低地緣政治對抗
- 與敵對國家的高度經濟互賴
- 經濟安全
第一個不可逆風險：國家選邊，直接重定價你的專業與產業
我們已經從過去 30 年的「雙贏全球化」，正式進入「零和競爭」的經濟戰爭時代。這個結構性矛盾，是當前經濟戰爭時代，所有企業決策、產業布局與個人職涯風險的根本來源。
現在決定國家輸贏的，不只是軍官與外交官，而是懂金融、懂供應鏈、懂出口管制與制裁設計的跨領域人才。所學的專業，也正在被地緣政治重新定價。
第二個不可逆風險：投資與企業決策的「一次性選擇」
制裁的本質是：摧毀容易，重建困難。
政府可以命令企業離開伊朗、離開俄羅斯，但政府沒辦法命令企業「回去」。
在過去 20 年，美國財政部已經成功將全球銀行體系「徵召」為經濟戰的前線步兵。當企業因為違反制裁而被罰上數十億美元，即使未來制裁解除，這些企業也可能永遠不再回去。市場，對它們來說，已經變成一次性選擇。有些市場，一旦被政治切斷，就是永久性報廢。
第三個不可逆風險：自給自足，反而提高長期戰爭風險
當國家無法再確定貿易是否安全，企業無法再確定哪個國家明天會被制裁，唯一的長期可行策略，就會變成「國內投資」、「自給自足」。
但歷史反覆告訴我們，當國家無法透過貿易取得關鍵資源，訴諸武力，反而會變得更合理、更誘人。1930 年代的德國，就是靠這樣一步步走向戰爭。
所以我們會得到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結論：經濟戰爭，表面上是為了避免軍事戰爭，但長期來看，卻可能正是在為下一場戰爭鋪路。
這正是經濟戰爭時代可怕的地方。不是發生在戰場，不管是金融、企業、你的職涯與投資，全都躲不掉。
理解這個風險之後，我們才有資格回頭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美元體系這套改寫世界的武器，究竟是怎麼被打造出來的？
美元 × 金融系統：全球化意外製造的武器
在經濟戰爭時代，最致命的武器不是飛彈、也不是軍艦，而是一個國家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佔據、且難以被取代的位置，鎖喉點。
所謂鎖喉點，指的是在全球經濟中，一個國家佔據主導地位、缺乏可行替代方案，而且在合理時間內（往往需要數年）幾乎不可能重建替代體系的關鍵環節。倘若短期內造成不便與成本上升，但很快就能在其他國家設廠生產、或是能找到替代品，就不構成真正的鎖喉點。
而美元，正是現代全球經濟中，最成熟、也最穩定的鎖喉點。
美元，實質上就是美國掌握的「全球金流作業系統」
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是獨一無二的。它在國際上佔據了 90% 的外匯交易、60% 的外匯儲備，以及高達 70% 的全球股本市值。對於任何一家面向全球的公司來說，如果被切斷與美元的往來，那將是一個極其嚴峻的挑戰。
回顧 1990 年代對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的伊拉克實施的石油禁運。要執行這項經濟封鎖，需要一場多國海軍封鎖，派遣軍艦在波斯灣 24 小時不間斷地巡邏和檢查進出伊拉克港口的貨船。這是一項成本極高，必須動用軍事力量的行動。
然而，由於這些金融鎖喉點在 90 年代「超全球化」（hyper globalization）的浪潮中形成，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了。今天，美國財政部的官員，甚至可能是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的主任，只需「簽署一份文件」，就能對一個外國實體或國家，造成比軍事封鎖更強烈的經濟痛苦。這使得發起經濟戰爭的門檻顯著降低。
對伊朗不必硬制裁或動用軍事，只需徵召全球銀行體系
當制裁成為一種更便利的工具後，它迅速在實戰中展現了威力。2004 年，當時總統小布希被問及對伊朗核計畫的對策時，他曾斷言：「我們已經制裁過伊朗了，我們不能再制裁他們了」。他當時所想的，仍是 1990 年代那種需要海軍封鎖的「硬制裁」範式。
但當時財政部的最高制裁官員斯圖爾特·利維（Stuart Levy）將這視為挑戰。他意識到，他不需要聯合國的授權，他可以直接與全球銀行談判。
利維展開了一場全球路演，前往倫敦、法蘭克福、杜拜、香港等地。他帶去了已經解密的情報檔案，向這些銀行 CEO 和合規主管展示，他們的銀行是如何被用來資助伊朗的核計畫或恐怖組織（如哈馬斯和真主黨）。
對於這些銀行來說，聲譽風險本身就足以讓它們退出伊朗市場。而對於那些「不聽勸」的銀行（如 HSBC、BNP Paribas），美國則祭出了巨額罰款的威脅。例如，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在 2014 年因違反制裁而被處以90 億美元的天價罰款，直接抹去了該銀行當年的淨收入。
制裁罰金規模的上升，導致全球銀行體系不再將制裁違規視為「營運成本」或「笑話」，而是將合規視為生存問題（existential）。透過這種方式，利維將國際銀行系統「徵召」（conscripted）為美國經濟戰的「前線步兵」（Frontline Infantry）。
精準手術式制裁，巧妙設計不拖垮全球經濟
這項制裁行動之所以能成功，還有來自國會的推動。
在歐巴馬時代，國會兩黨（由紐澤西州的 Bob Menendez 和伊利諾州的 Mark Kirk 等議員帶領）對伊朗採取了比行政部門更強硬的立場。國會通過了許多「嚴苛的制裁法案」，甚至達到否決權門檻（veto proof majorities）。
雖然行政部門最初可能「討厭」國會干預，但這種國會的「鷹派作風」，在對外談判時卻提供了極大的政治掩護。當美國官員與中國或印度等國家的官員談判時，他們可以說：「看，我們不想制裁你們的銀行，但國會通過了這項法律，這是美國法律，我們別無選擇，你們必須遵守」。這使得制裁行動更難被規避。
在國會的壓力下，制裁範圍最終擴大到伊朗的石油銷售。為了避免全面禁止石油出口導致國際油價飆升（當時全球經濟還在從金融危機中復甦），制裁設計者創造了一個巧妙的機制：代管帳戶。
美國要求像中國、印度、南韓等國家的煉油廠可以繼續購買伊朗石油，但支付的石油收入必須存入在買方國家的伊朗央行帳戶中（即代管帳戶）。
結果是，伊朗雖然有錢，但這些資金被鎖定，只能用於雙邊貿易，購買非受制裁的商品（例如從中國進口烤麵包機，但不能在全球市場上自由兌換成美元或歐元）。由於伊朗無法在這些國家花掉所有石油收入，短短 18 個月內，約有 1000 億美元的石油收入累積在這些海外代管帳戶中。
這項單邊制裁（沒有聯合國授權）被 Fishman 稱為「現代最成功的經濟戰行為」之一。這個機制有效地「劫持」了伊朗的出口收入，使其無法自由使用。這筆龐大的凍結資金成為美國在核協議談判中的關鍵籌碼（leverage），用來換取伊朗凍結核計畫。
科技，也成為國家級武器
如果說美元是美國最古老、最穩定的經濟鎖喉點，那麼在當今這個時代，半導體與 AI 則成了最鋒利、最具顛覆性的新武器。
這代表經濟戰的主戰場，開始從美國財政部，轉移到另一個過去極少被視為國安核心的部門：商務部。能否取得美國技術，和能不能進入美元體系一樣，攸關存亡。
中興通訊：技術鎖喉點第一次被驗證
這個從金融戰轉向技術戰的戲劇性開端，發生在中國電信設備巨頭中興通訊（ZTE）身上。美國主管機關在 2014 年時，查獲中興通訊密謀購買美國技術，並將其轉售給伊朗，違反了美國的制裁令與出口管制法律。
2018 年 4 月，時任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批准了一份針對中興通訊的「拒絕交易命令」（denial order）。這是一個過去很不常使用的嚴厲出口管制令。
這個命令的威力不是來自金融系統，而是來自於美國技術的不可或缺性。
短短幾個星期之後，中興通訊對外發布震撼聲明，拒絕交易命令導致本公司的主要營運活動全數喊停。實質上，這家中國第二大電信設備製造商，因無法取得美國製的產品，例如關鍵的微電子元件或 Android 作業系統，在短短不到一個月內，就瀕臨毀滅的命運。
雖然最終中興通訊在習近平致電川普求情後，得以重獲新生，但教訓已經確立。中興通訊的案例對中國領導人來說，猶如當頭棒喝。這起事件讓北京當局深切體會到，中國的科技國家隊是多麼脆弱，不能老是仰賴美國總統的善意來度過難關。中國開始意識到，它們迫切需要擺脫對各式各樣受美國控制的「鎖喉點」（包括高階電腦晶片）的依賴。
對華盛頓鷹派而言，這也是一記警鐘。它證明了美國的經濟武器，即使在單方面行動的情況下，一樣能產生深遠的影響。華盛頓當局可以像利用美元那樣，把美國的技術當成鎖喉點。
中興通訊的教訓，讓中國領導人啟動了「中國製造 2025」等計畫，目的是在關鍵技術領域（如半導體）實現 70% 的自給率。中國採購半導體的資金高於採購石油的資金，這使得技術自給自足成為國家級戰略。
中國同時利用其在稀土加工方面的支配地位作為反制武器。稀土是製造智慧型手機、風力發電機和軍事技術的關鍵原料。早在 2010 年，北京當局就曾停止對日本出口稀土礦物，藉此展現其巨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正如鄧小平所言：「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 中國的稀土供應地位，正是對美國技術鎖喉點的戰略性回應。
FDPR 的誕生、台積電被迫選邊
對中興通訊制裁的效果，促使美國政府開始思考，如果出口管制真的能摧毀一家大型科技公司，那是否能打造一套制度化、可複製的科技武器？答案，就是後來的 FDPR（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外國直接產品規則）。
如果說財政部的次級制裁，是把美國法律外溢到全球銀行體系，那麼 FDPR，則是商務部將出口管制外溢到整個全球科技供應鏈，武器化了美國在技術生態系中的核心地位，將出口管制擴張適用到非美國企業。只要一家企業使用美國來源的軟體、設計工具或關鍵設備，生產出來的晶片或產品，最終銷往被列入黑名單的實體，就會直接受到美國出口管制約束。
製造先進晶片所需的高階機械，幾乎壟斷在美國企業手中。例如應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科林研發公司（Lam Research）以及科磊（KLA）這三家矽谷公司，是晶片供應鏈的關鍵主導廠商。缺乏這些美國或日本公司的機械，就不可能生產先進晶片。
也因此，FDPR 的本質，不是禁止技術流動，而是逼迫企業選邊站，要嘛停止對被制裁對象出貨，要嘛全面放棄美國軟體、設備與技術體系。
對台積電而言，FDPR 將這個兩難推到極致。華為海思曾是台積電第二大客戶，但同時，台積電的晶圓廠高度依賴美國設計軟體與製造設備運作。
最終，公司選擇完全切斷與華為的供應關係，而非利用制度漏洞。這個決定，幾乎直接摧毀華為取得先進晶片的能力。隨後，台積電更宣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投資設廠，反映供應鏈正在被地緣政治重新定位。
ASML 與 EUV，也成為鎖喉點
荷蘭的 ASML，是製造尖端晶片所需的極紫外光微影曝光機（EUV）的全球唯一生產商。這是有史以來最昂貴的量產型工具機。因此，ASML 及其設備本身，成了關鍵的科技鎖喉點。當 ASML 同意將一台價值約 1.5 億美元的 EUV 曝光機賣給中國的中芯國際（SMIC）時，白宮下定決心要阻止這項銷售案。
當時，在川普政府的施壓下，荷蘭政府遲遲沒有核發必要的出口許可證。更令人震驚的是，根據國家安全委員會某位官員的說法，當時政府內部普遍認為，如果必要，總統應在貨物運出之後，考慮派遣美國海軍尾隨，以阻止這項銷售案。
雖然最終沒有動用軍事力量，但美國已經準備好將技術鎖喉點的控制權，視為與軍事力量同等重要的國家安全事務。那些曾經只關注市場和利潤的全球頂尖企業，像華為、ASML 和台積電這樣的大公司，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市場玩家，而是被迫捲入國家戰略與地緣政治。
華為：從企業轉為「地緣政治資產」
為何美國如此防範華為？華為由曾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中共黨員身份的任正非於 1987 年創立。到 2010 年代初期，華為已成為世界最大的電信設備製造商。
它的快速崛起，靠的是兩大推力。首先是中國政府的支持。任正非曾在 1994 年告訴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沒有本國交換設備的國家，就如同沒有軍隊的國家。隨後的幾年裡，北京當局為華為提供了總計約 750 億美元的補助金、信用工具和稅收減免。
其次是不擇手段的擴張。華為不僅利用這些慷慨的補貼，在價格上比競爭對手（如瑞典的愛立信或加拿大的北電網路）低 30% 以上，它還訴諸不正當的戰術。華為被指控非法仿造思科公司（Cisco）的程式碼，並透過中國政府支持的駭客，竊取了大量北電網路的機密資訊。美國官員認為，中國透過網路竊取智財權的行為，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財富轉移」，而華為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在美國國安官員看來，華為不再只是一家成功的科技公司，它是中國共產黨宏圖大略的側翼機構，是一種能與美元抗衡的「地緣政治資產」。華盛頓擔憂，隨著華為設備在全球各地廣泛採用，北京當局最終可能將擁有在遠端顛覆敵國經濟體系與軍事行動的能力。
這場衝突的戲劇性高潮發生在 2018 年 12 月。就在川普與習近平在布宜諾斯艾利斯 G20 峰會共進晚餐之際，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兒）在溫哥華國際機場被加拿大當局逮捕。
逮捕的原因是美國懷疑華為利用一家名為天空電訊（Skycom）的子公司，將電信設備轉移到伊朗，規避美國制裁。美國執法機關甚至在沒收中興通訊財務長的筆記型電腦時，發現文件詳細描述了華為以代號「F7」使用「截斷企業」（cut-off companies）來躲避美國制裁的精密方法。
孟晚舟被捕震驚了企業界。雖然華為比中興通訊更大、更有韌性，但它依舊高度依賴美國的技術，包括英特爾的處理器和美國製的記憶體晶片。一名電信業高階主管向《金融時報》表示，一旦對華為實施類似中興通訊的「拒絕交易命令」，將對全球電信產業造成類似「小型核子武器」的衝擊。
英國的轉向：當科技鎖喉點開始逼盟友表態
如果說中興通訊、台積電與 ASML，證明了「企業層級」已經無法逃離科技戰，那麼英國的案例，則代表科技武器化正式跨入「國家層級」。盟友，更得為別人的科技武器，付出自己的政治與經濟代價。
早在 2019 年 4 月，英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批准華為參與英國下一代 5G 網路的建設。
華盛頓對此感到震驚，因為英國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白宮官員博明（Matt Pottinger）回憶，英國做出這個決策，並非基於其宣稱的「技術性風險分析」，而是出於簡單的政治算計：英國脫歐後需要新夥伴，所以才會決定和中國交好。博明總結英國的心態是，如果你打不贏他們，就加入他們。
英國財政大臣哈蒙德（Philip Hammond）甚至前往北京，吹捧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是「非凡且宏大的願景」，並預測中英關係即將進入一個「黃金時代」。這種姿態讓白宮官員卡爾汀（Josh Cartin）在倫敦的會議上，氣得拿出貼滿哈蒙德奉承言辭的詩張海報，讓英國官員知道美國正在「很關注你們說了什麼話」。
當時美國國務卿龐佩奧（Pompeo）警告，華為是中國情報單位的「待洛伊木馬」（Trojan Horse）。但真正導致英國政府戲劇性轉向的，除了 FDPR 的威力外，還有中國自身的行動：2020 年 6 月 30 日晚間，習近平強行通過香港新《國安法》。這項法律賦予了北京全面控制香港的權力，並旨在粉碎當地的親民主抗爭活動。
香港自由遭到破壞一事，確實「截到了英國的痛處」，因為很多英國人與這個前殖民地有著深厚連結。倫敦當局由此判斷，如果那是中國計畫打造的香港，他們就不想成為其經濟夥伴。
最終，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做出了決斷：華為將徹底被排除在英國 5G 網路之外。這個決定將導致英國付出大約 20 億英鎊的代價，並使它的 5G 推出時程至少延後 3 年。
儘管代價高昂，倫敦當局認為，這是唯一可行的作法。這清晰地表明，一旦地緣政治風險被視為核心威脅，國家將願意犧牲效率和巨大的經濟利益，來追求安全。
過去在歐巴馬政府看來，經濟施壓向來都是為達某個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之一，目標是改變敵國的行為（例如促使伊朗修正政策，美國自然會解除制裁）。
而川普政府對中國的經濟戰，政策目標並非讓習近平改變方針，而是削弱華為、阻止中國取得全球領導地位，這是一種目的本身。美國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表示，政策的明確目標是維持盡可能大的技術領先。
經濟戰這套武器，並不對所有對手同樣有效
如果說伊朗的案例展現了金融制裁的無上限威力，俄羅斯的案例則揭示了經濟戰爭時代最大的政策矛盾和政治弱點。
俄羅斯是一個與伊朗截然不同的目標。2014 年首度對其實施制裁時，俄羅斯是當時全球第八大經濟體，其 GDP 比所有其他受美國制裁國家的經濟總量還要大。更關鍵的是，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出口國，歐洲在能源上對它有著高度依賴。
2014 年，美國對俄羅斯經濟戰一度成功過
在 2014 年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之後，西方國家由於擔心對俄羅斯這樣規模的經濟體實施全面封鎖會引發歐洲經濟衰退，因此選擇了一種更溫和的工具：資本市場制裁（Capital Market Sanctions）。
這種「手術刀式」的制裁，不是要徹底切斷俄羅斯企業的美元往來，而是要阻止大型銀行和能源公司（如俄羅斯石油公司 Rosneft）在西方資本市場上籌集新的中長期資金。這個目標不是要製造立即的危機，而是要「收窄俄羅斯的經濟地平線」，透過限制其投資來阻礙其長期增長。
在 2014 年下半年，全球油價戲劇性崩潰，從每桶 100 多美元跌至 50 美元左右。俄羅斯經濟隨即陷入了一場危機，在 2014 年底至 2015 年初，其經濟年化收縮率高達 10%。這種經濟壓力甚至導致普丁公開放棄了他所謂「新俄羅斯」（Nova Rossiya）的領土野心。
制裁有效，問題是「西方退縮了」
諷刺的是，儘管制裁意外奏效，歐洲領導人看到俄羅斯經濟陷入如此嚴重的危機時，卻產生了恐懼。他們擔心這場危機將會重燃歐元區危機，因此決定不願意「將俄羅斯逼到絕境」。
德法領導人隨後與普丁簽署了《明斯克停火協議》（Minsk II）。更具災難性的信號是，在幾個月後，德國就簽署了北溪二號（Nord Stream 2）天然氣管道協議。這向普丁發出了最致命的訊號：西方沒有貫徹一場嚴肅經濟戰的骨氣和政治意志。
由於過去八年西方未能貫徹施壓，當 2021 年底美國政府試圖以「最嚴厲、最具破壞性的制裁威脅」來阻止普丁全面入侵烏克蘭時，威懾徹底失敗了。普丁心想，他已經看過這部「西方最終會退縮」的電影了。
普丁清楚知道西方有能力傷害俄羅斯經濟（2014 年的制裁已證明了這一點），但他懷疑的只是西方是否有持續承受國內經濟後座力的政治意志。
央行行長涅比烏里娜積累了 6400 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旨在為俄羅斯經濟提供「制裁防火牆」。然而，當西方在入侵開始後 48 小時內決定制裁 CBR 時，這筆儲備中有將近一半仍然以西方貨幣的形式留在西方銀行帳戶中，隨時等著被凍結。如果普丁及其央行認為西方真的會在 24 到 48 小時內採取這種行動，他們早就應該將資金多元化到黃金或人民幣，而非將其留在西方。這證明了普丁對西方政治決心的嚴重誤判。
經濟戰最致命的矛盾：凍結「存量」，卻放任「流量」
2022 年西方對 CBR 的制裁確實極具衝擊力，導致俄羅斯股市關閉了一個月，經濟預估將劇烈收縮。然而，這輪制裁最大的「阿基里斯腱」（Achilles Heel），來自於西方對俄羅斯能源出口的處理方式。
央行制裁凍結了俄羅斯經濟的「存量」（Stocks），即它的儲蓄和儲備。然而，西方卻允許俄羅斯經濟的「流量」（Flows）——即每日從石油和天然氣銷售中獲得的數十億美元收入——在戰爭的第一年完全不受阻礙地持續流動。
這是因為，拜登政府的政策目標存在內在矛盾。美國政府在國家安全（削弱俄羅斯）和國內政治（避免油價飆升、衝擊國內通貨膨脹）之間，選擇了後者。總統拜登甚至公開表示，這輪制裁是明確設計來允許俄羅斯能源繼續流動的，這讓外交政策專家感到震驚。這種對國內經濟「後座力」（Blowback）的擔憂，成了經濟戰最大的政治弱點。
價格上限為何成效不彰？不是制裁無用，而是制裁有極限
為了在不切斷石油供應的情況下減少俄羅斯收入，美國和 G7 提出了「價格上限機制」（Price Cap），這是一個利用航運和保險服務鎖喉點的巧妙創新。
價格上限本身並不禁止購買俄羅斯石油，它利用的，是全球航運和保險服務的壟斷性，因為全球 95% 的石油貨物仰賴倫敦的保險市場承保。G7 規定，只有當買家以每桶低於 60 美元的價格購買俄羅斯石油時，才能使用這些 G7 提供的關鍵服務（如保險、航運、貿易融資）。
這項政策初期運作良好，大幅削減了俄羅斯的石油收入。但俄羅斯很快開始建立規避機制。俄羅斯迅速組建了一支由老舊油輪組成的「影子艦隊」（shadow fleet），不再依賴 G7 航運公司。同時，俄羅斯提供自己的主權擔保作為保險，繞過了倫敦的國際保險俱樂部。
Fishman 認為，價格上限最終被削弱，不是因為機制概念有誤，而是因為美國政府缺乏將制裁升級到「金融次級制裁」的政治意願。如果華盛頓威脅要對那些以高於 60 美元價格購買俄羅斯石油的杜拜貿易商或印度煉油廠實施美元制裁，價格上限就會更具效力。但由於對全球市場潛在混亂的擔憂，美國並沒有這麼做。
結果是，原本具有全球單一價格的石油市場，現在走向了分岔（bifurcation），出現了「正規油」和以顯著折扣價出售的「受制裁油」兩種價格。
美國最深層弱點：很快傷害對手，卻無法快速修復世界
過去 30 年，全世界主動把「效率、自由市場、全球分工」與「美元體系」，一起交到了同一套制度架構裡。
從布列敦森林體系到全球化，再到今天的經濟戰爭時代，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每一套看起來穩定的制度，最後往往都是被「自己成功的設計」拖垮的。固定匯率曾帶來 30 年的榮景，也埋下崩潰的種子；全球化曾讓世界變得空前富裕，卻同時創造出前所未見的「鎖喉點武器」。
我們曾相信，經濟互賴會讓世界更安全。但現在我們知道了，它只確保了世界變得更富有，卻從來沒有保證過和平。讓世界維持穩定的，是冷戰結束後那段罕見的地緣政治真空。當那個真空消失，全球化立即從「雙贏機器」，轉化為最適合發動戰爭的管道。
於是，世界進入了一個結構性的三難困局：你不能同時擁有高度經濟互賴、絕對經濟安全，與低地緣政治對抗。任何 2 個可以共存，但第三個一定要被犧牲。
冷戰時期，大家犧牲了互賴，換取安全；全球化時代，我們犧牲了安全，換取效率；如今，大國正在用「去風險」、「友岸外包」、「自給自足」，試圖用效率換回安全。
全球化的退潮，只會加速，不會回頭。當經濟武器足夠有效時，它成了軍事戰爭的替代品；然一旦這些鎖喉點逐漸被破解，經濟戰失去威力，大國之間，反而更有可能重新走向熱戰。
未來 10 年、20 年，經濟戰爭時代會不會結束？我們不知道。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在它結束之前，企業不可能回到單純談市場與利潤的年代；國家不可能只靠外交與協議來確保安全；而你我的職涯、投資、產業選擇，也不可能再假裝與地緣政治無關。
也許有一天，當經濟武器真的失效、供應鏈完全分裂、世界分成不同經濟陣營時，人類真的能換回一種新的穩定；但當經濟戰不再有用，大國之間，會再次選擇更直接、更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
到那一天，我們甚至可能會諷刺地懷念，這個至少還能用「制裁、晶片、金融」取代砲火的經濟戰爭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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