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 We Lose When We Learn to Be “Good”
On civilization and the parts of us that quietly disappear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一個超越社會信仰與懷疑、知、與無知的「前立場」存在狀態。
這種狀態，存在於文明賦予意義之前的直接經驗場域。當道德秩序在提供社會穩定性與意義的同時，也在無形中收編、轉化甚至壓制了人類原初的、未被定義的內在體驗。文章試圖描述這種「教化」所付出的隱性代價——那些在成為「好」人之前即已存在的生命狀態，以及其被文明進程逐漸邊緣化的可能性。
在意義被給予之前
在華人社會的語境中，道德往往並非以「宗教」之名，而是以更根本、更滲透的方式存在。它是家風，是校訓，是「禮義廉恥」的日常實踐，是《論語》中的君子理想，是「修身齊家」的內在要求，亦是佛道思想中與世俗倫理交融的部分。這套龐大的意義系統，塑造了我們何為善、何為恥、何以為人。
然而，在這一切「應然」誕生之前，人首先是一種存在著。存在著感受飢餓、欲望、好奇、恐懼、狂喜與憂傷。這些經驗本身，在未被命名為「修養不足」、「貪念」、「怠惰」或「修為」之前，僅僅是一種生命的直接顫動。本文所關注的，正是文明——尤其是高度成熟的道德文明——在將這些原始經驗編碼、納入其意義體系的過程中，那場靜默而深刻的內部轉變。
一、道德系統作為社會工程：穩定與簡化的必然
大型社會的存續，依賴於一定程度的可預測性、協作性與衝動管理。源自儒家傳統的「教化」，其核心社會功能即在於此：它將高度複雜、流動且自帶野性的人心，塑造成可溝通、可預期、可融入集體框架的「品格」。這套系統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歸屬感、生命意義與代際連續性，是其不可否認的文明貢獻。
然而，效率與規模要求簡化。簡化必然遺落某些難以被規格化的部分。當「克己復禮」、「存天理，滅人欲」、「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等訓導，從外部規範內化為自我審視的標尺時，人的內在世界便經歷了一場無聲的重組。
二、內在經驗的收編與轉譯
原本中性的生命經驗，在道德文明的透鏡下，被系統地轉譯：
- 未被馴化的生命力（如強烈的愛慾、憤怒、創造衝動）→ 常被詮釋為需要克制的「私慾」、「瞋恚」或「不成熟」。
- 存在的虛無感或漫無目的 → 被轉化為「迷失」、「缺乏志向」或「需要尋回初心（被定義過的初心）」。
- 與主流敘事不符的自我探索 → 易被視作「離經叛道」、「不務正業」或「社會適應性不佳」。
- 不尋求外部認可的直接感知與愉悅 → 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宏大價值序列中，可能顯得「輕浮」或「無益」。
這一過程並非惡意，卻是一種深刻的轉化：人逐漸學會了不僅僅規範行為，更規範自己的感受與慾望。某些內在狀態被鼓勵、被照亮；另一些則被推入陰影，成為需要被管理、克服甚至感到羞恥的部分。
三、被邊緣化的「前道德存在」
正是在此，我們得以辨識那被悄然擠壓的生存空間——即引言中所述「沒有信也沒有不信，沒有知道也沒有不知道」的原始境遇。這種狀態在各文化的高階智慧中皆有所指涉：
- 禪宗所謂「平常心是道」、「不思善不思惡」，指向善惡分別心之前的本然狀態。
- 道家推崇的「無為」、「法自然」，強調在人為造作與價值評判之前的自發運行。
- 儒家本身亦有「赤子之心」的概念，形容一種未被後天習染所完全覆蓋的天真與直接。
這些智慧點出了一個文明教化難以完全覆蓋的底層：一種不需要時刻透過「是否符合某種價值」來確認自身的存在感。它可能表現為藝術家沉浸創作時的「心流」，孩童忘我的玩耍，或一個人在自然中感受的、無名的寧靜與磅礴。這種狀態的特徵是自我意識的暫時消褪，主體與體驗直接合一，無需「意義」作為中介。
然而，高度發達的道德文明，因其強烈的導向性（成為君子、賢人、善人），往往難以給予這種「無目的的存在」以正當地位。它太模糊，太不具生產性，太難以納入「進步」或「修養」的敘事。
四、辯證的審視：代價與可能
指出這一過程，絕非全盤否定道德教化的價值。社會的和諧、個體的安身立命、文化傳統的賡續，皆離不開一套共享的意義與規則體系。將本文的觀察理解為單純的批判，將是片面的。
本文旨在提出一種補充性的視角：在肯定文明塑造之必要性的同時，亦清醒地看到其「裁剪」效應。我們失去的，或許是一種更為野性、更具流動性、更忠於內在直接經驗的生命維度。這種維度，正是許多當代人感到內在窒息、創造力枯竭或存在性空虛的深層根源之一——我們太擅長成為「應該成為」的人，卻與那個「未曾被命名」的原始自己失去了聯繫。
在「應然」的星空下，重訪「本然」的大地
真正的文化成熟，或許不在於更嚴密地執行一套既定的善，而在於能否在「禮義廉恥」的星空之下，依然為那片「未被定義」的內在曠野保留一席之地。它要求我們具備一種雙重視力：既能遵循文明給予的航道，又能偶爾允許自己擱淺於意義之外，體驗那份在善惡判斷、成就焦慮、身份標籤都尚未降臨之前的、純粹的「在」。
那並非墮落，也不是反叛，而是對生命本身更完整的忠誠。在那個境遇裡，人或許能重新觸碰——哪怕只是片刻——那個在學會「成為好人」之前，就已經完整存在的自己。而這，可能是高度教化文明留給自身的最為深邃，也最為必要的一種反思與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