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電影《大追捕》中，王遠陽（張家輝飾）自年輕時便被誣陷為殺害少女徐依雲的兇手，入獄長達二十年。出獄後的他在混沌世界中重新面對過往創傷，不僅揭開當年命案的真相，也一步步走向犧牲與救贖的境界。
這部電影的核心，不在懸疑本身，而是圍繞着一場現代社會中的「直躬救父」式難題：當父親為了保護兒女選擇自我犧牲，他的行為究竟該被理解為不義，還是倫理的最高實踐？ 《論語·子路》中提及的「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表明孔子對「直躬」之道的反對。孔子認為，真正的「直」並非毫無情感地揭發親人，而是「父子相隱」中的倫理之直。《大追捕》中王遠陽的選擇恰恰體現了這種「以情制法」的孔門精神。他明知自己不是兇手，卻選擇隱忍真相，甚至在第二起命案中甘願誤導警方、背負殺人嫌疑，以掩護身世可疑的少女徐雪——也就是他與徐依雲所生的女兒。這種為了家人甘願承擔惡名的選擇，不正是「父為子隱」的當代投射？ 然而，《呂氏春秋·當務》對「直躬」之信提出批判：「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這段文字指出過度的「信」可能反致荒謬。在王遠陽身上，我們亦見類似矛盾——他的「隱」與「代罪」表面上誠懇，但若無林正忠警探（任達華飾）不懈調查與思辨，其自我犧牲終將讓真正的罪人逍遙法外，甚至造成法律與秩序的崩解。這正是「信且孝而誅之」的現代詮釋：個人倫理若不經社會制度調和，可能導致公共正義受損。 《韓非子·五蠹》更進一步指出：「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政治與倫理的對立在《大追捕》中亦有體現。王遠陽的作為，在法律之眼中或許可疑、值得起訴；但從一位父親的角度，卻充滿悲壯與人性光輝。電影最後，林正忠並未一味遵循職責，而是選擇接納王遠陽的動機與苦衷，以行動守護「法」與「情」的平衡，也回應了《韓非子》所警醒的政治理性與人倫關係的張力。 《大追捕》所描繪的不僅是一樁命案的追查，更是一則現代版「直躬」寓言。王遠陽之所以動人，不在於他有多正義，而是他在道德困局中作出的選擇、承擔與沈默。他既是直躬，也是逆躬；既隱藏真相，也引出真情。他在父愛與罪責之間折返，在誤解與真理之間堅持，而電影正是藉由這樣的角色形象，讓古老的倫理命題得以在當代社會重新激盪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