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與家人的相處模式：瑞典家庭的「Mysig時光」

剛畢業時我曾經在瑞典當了一年的保姆。我照顧的兩個孩子爸爸是飛行員，媽媽是空服員，兩人不巧都必須離家工作時，就由我去幼兒園接六歲的蘇菲和兩歲的盧卡斯回家。我忙著煮飯的時候，蘇菲總會來跟我再三確認，我們等一下要一起Mysa哦！

Mysa是一個瑞典特有的詞，形容詞是Mysig，可以形容一個環境很舒適平靜，也可以形容人與人之間舒適的相處。動詞Mysa，就是人們一起度過親密愉快的時光。我一開始以為Mysa的意思就是相處，覺得很納悶，我不是一直在這嗎，幹嘛特別跟我預約相處？吃完晚飯，收拾好廚房，蘇菲宣佈Mysa開始，我和他們爬到沙發上，念一本書給他們聽，聊聊在幼兒園發生的事。那時我懂的瑞典語不多，記得有次我聽不懂盪秋千這個詞，蘇菲二話不說跳下沙發表演盪秋千的樣子給我看，把我和盧卡斯逗得樂不可支。Mysa結束時，蘇菲總會說 "Oh, it was mysig."（跟你度過的時間真開心。）

家人間以血緣聯繫的情感，是全人類共有，放諸四海皆準的。但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感情根基，在不同的文化和社會制度下呈現的面貌都不盡相同。我以前從沒有細想過台灣的家庭觀，反而是身處在瑞典這個陌生的環境時，才開始反思從小視為理所當然的台灣家庭模式。這篇文章是我單純從家人的角度出發做的觀察，有發現，有感動，也嘗試從制度面去思考。

我先生和家人見面並不是非常頻繁，但是每一到兩個月大家總記得要聚一聚。今年仲夏節，我婆婆從幾個禮拜前就開始安排家庭聚會，張羅地不亦樂乎。結果前一天，我先生接到婆婆打來的電話，她帶著濃濃鼻音說，我得了重感冒，聚會先取消吧。我先生說，那妳好好休息，我們擇期再約。我聽了急著說，你媽媽生病了，我們更應該去探望她呀！我先生說，她現在沒有精神，我們枯坐在她旁邊，她也不會覺得Mysig。

後來婆婆病好了，我們約她和先生的弟弟弟媳們來家裡吃飯。吃飯時我們聊到了人生中的抉擇，大家輪流述說著那些讓自己思索「如果當時選了另一條路，現在會是什麼光景？」的人生分歧點。這個話題似乎觸動了婆婆的心弦，打開話匣子，向大家述說了許多年輕時的回憶。我聽得津津有味，但看得出來這些故事在坐的兒子們都聽過好幾次，但是他們都耐心聽著，偶爾開玩笑挖苦她一下。天南地北地聊到深夜，婆婆突然走到門口穿起外衣鞋子，笑著跟大家說It was mysig，謝謝你們。然後很乾脆地回家了。

我開始思考Mysa這個詞的意義。問瑞典人，他們也答不上來，對他們來說Mysa就是Mysa，我只好用自己的語言邏輯去理解。Mysa就是人們在擔憂日常茶飯病痛之餘，和其他人進行的純粹的交流。我在廚房做飯的時候，七分心思是放在家務，只有三分放在蘇菲和盧卡斯身上，但是和他們Mysa的時候，我們三個人都要投入百分之百的專注。這種交流看似放鬆，但也不能完全放鬆，必須耐心傾聽，努力理解，時時確定大家都是主角，也沒有人高高在上。因為是家人，所以毫不保留地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因為是家人，所以意見不合也笑著包容。這樣的交流很愉快，但時間拉太長會有點累，所以重視的不是量，而是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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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人相處太久居然會累？這種說法也許會讓台灣人覺得太「見外」了。台灣的家庭相處模式，就我個人的經歷和觀察，則是一種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的角色扮演，是一種陪伴和責任的混合體。最高的情感表現在於羈絆和奉獻，是給孩子煮的一碗麵，幾句叨念，是付給補習班那疊厚厚的鈔票，是買給爸媽的那套按摩沙發。這種羈絆和付出的表現，又何嘗不摯誠美麗？

這兩種模式各有其淵源，也各有優缺。剛來到瑞典，看到夫妻五五分帳，父母大多不幫下一代存錢，小孩也沒有所謂「盡孝道」的概念。看到婆婆在孩子接連離巢，並和公公分居以後，獨自住在一間小公寓裡。我覺得，似乎台灣的親情溫暖多了？

記得有次上瑞典語課時大家討論到家庭價值。班上一位中國同學很激動地說：「我覺得瑞典人的家庭根本沒有愛！我老公剛畢業，還在找正式的工作，我公公婆婆明明有錢，居然不資助他，讓他去工廠打工！他們明明有能力幫我們付房貸頭期款，卻忍心讓我們租房！他們這麼對孩子，怎麼期待孩子以後孝順他們？」在坐的歐洲同學聽了啞然失笑，亞洲、中東同學點頭如搗蒜。

其實，瑞典年輕人不管來自什麼樣的家庭，在找到正式工作之前，在基層行業打工的情況非常普遍。我先生碩士畢業後一邊在各公司投履歷，也一邊在利樂包工廠的生產線上折飲料包裝。我碩士班的同學畢業後，有的在養老機構，有的在超市櫃檯打工。依照當時景氣和找工作難易的程度，有時這樣的臨時工作一做就是一年半載。瑞典年輕人不問職種積極加入勞動市場的現象，體現了社會民主主義強調「勞動」的理念，這是和許多人對福利社會「好逸惡勞」的印象相背馳的。

「東方人比西方人更重視家庭價值，」這句話說起來很順口，但是越想破綻就越多。沒錯，東方家庭成員基於傳統角色分配的使命感和彼此的付出一般比西方家庭來得強，然而這難道就是「重視家庭價值」嗎？西方國家的個人主義讓人們時而從兒女、父母等角色中跳脫出來，也不啻是為他們打開另一種交流模式的窗戶。我認為他們的家庭價值並沒有因此被削弱，而是轉型了。

我先生的小弟和弟媳交往十年多，我的公婆從來沒有問過他們什麼時候要結婚，什麼時候要生孩子，取而代之的是完全的信任和深刻地瞭解。幾年前弟媳懷孕數個月，不幸流產了，小弟打電話和婆婆報告。婆婆故作鎮定，很簡單地說知道了，要她好好休息，就掛了電話。掛了電話之後，婆婆一個人坐在陽台靜靜流淚。過了幾分鐘，小弟又打了一通電話給婆婆，問她心情怎麼樣。婆婆邊哭邊說，其實我很難過，小弟說我知道。婆婆又說我難過的不是孩子，而是感受到你們兩個人心裡的痛，為你們心疼，小弟說，我知道。

瞭解了Mysa的意義後，我試著回想自己和台灣家人Mysa的回憶，大概用手指頭數得出來。對於媽媽含辛茹苦的奉獻，我曾感到沈重；媽媽眼中的擔憂，嘴裡的叨唸，讓女兒把許多內心話都吞下肚裡。家族內長輩小時候問我考上那所學校，長大了就問我何時結婚何時生子，各種既定角色的期待就像一道解不開的緊箍咒。大概就是因為這樣，台灣無論是在電視劇裡還是在現實中，都常出現「我都是為你好」、「你看人家誰誰……」、「你存心氣死我！」這類狗血對白。

瑞典人除了在扮演家庭成員的角色以外，似乎也試著為彼此留下了扮演其他角色，或是單純做自己的空間。幾年前婆婆的公寓大翻修，必須搬去臨時公寓兩個禮拜，我覺得臨時公寓有點遠，為什麼不讓她來住一陣子呢？我此話一出，我先生和婆婆都連忙說不。後來我說我想和婆婆練習瑞典語，千請萬請，還是把婆婆大駕請來了。

那幾天晚上，我們輪流下廚，吃飯時我發現婆婆比平常更認真地糾正我的瑞典語。晚飯後我們有時安排一起Mysa，但很多時候婆婆寧願在房裡做自己的事。有天晚上婆婆和朋友出去吃飯，十二點過後還沒回家，讓我有點擔心。等到了深夜一點多，婆婆終於回來了，我從房間探出頭，她看到我，露出微醺的笑容說，還沒睡啊？那時映入眼簾的婆婆，她不是媽媽，也不是妻子。她是別人的朋友，別人的同事，也是她自己。

婆婆對我在台灣的家人很感興趣，她常問我，你媽媽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那時才發現我對家人的瞭解總是侷限於某種角色。我媽媽在我心中一直就是鞠躬盡瘁的媽媽，但是她在成為我的媽媽之前，在不是我媽媽的時候，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對她的認識，竟然少得可憐。相對的，我也有許多心境很難與媽媽分享。也許台灣世代之間的高牆，和世代間缺乏跳脫定位的純粹交流，有很大的關係吧。

西方國家是如何從傳統家庭秩序轉移到個人主義的社會，有許多錯綜複雜的淵源。宗教改革、農地劃分方式、工業化的時機和模式、都市化、民主化、社會制度替代家庭功能，都被認為和個人主義的形成關係匪淺，家族長輩扮演的權威角色，和代代之間的互相餵養的關係，在現代化過程中漸漸被削弱。

在以上的因素當中，我個人認為促進家庭秩序轉型的最大動力，應該要屬整體社會的民主化。當絕對權威的政體崩解，趨向平等的新秩序就像毛細現象一樣，開始從政府往職場、學校和家庭等各個角落滲透。舉例來說，瑞典在培訓各級學校師資時，總是一再強調學校教育缺一不可的「雙重任務」——「知識」和「民主」，也不斷提醒老師，「能正確思考很重要，但是能自由思考更重要。」（To think right is big, to think free is bigger.） 在這種教育方式下成長的孩子，很難再被拘束於「君君，臣臣」的舊秩序中，自然也不會再以「父父，子子」爲構築家庭的典範。

我在寫這篇文章時問了很多身邊的瑞典人，想知道他們和上一代與下一代的關係。五零年代以後出生的瑞典人，都說成長過程中很自主，溝通多於規範。要從事什麼行業，要不要結婚生子，都不曾因為長輩而感到壓力，更惶論給後輩施加壓力。

有趣的是，有幾位瑞典親友和我分享了他們僅有的「家庭革命」經驗，而這些經驗都是和「脫離瑞典教會」有關。在瑞典，每個人民都自動歸屬瑞典教會，但如果想要脫離也很容易申請。近代瑞典是一個較不重視宗教的國家，很多反對兒女脫離教會的父母自己也不見得上教堂，但是聽到子女要脫離教會，那個世世代代瑞典人受洗、結婚、下葬的教會，心裏還是「覺得怪怪的」。我想基督教／天主教傳統之於西方，就像儒教倫理之於華人社會，都屬較頑強的價值，在宗教或傳統道德的護航下，許多值得審思和進化的想法躲過現代化、民主化的衝擊，躡手躡腳地存活了下來。

東吳新生行拜師禮引起了台灣大眾的關注。看著學生們朝著老師跪拜，畢恭畢敬，再想想台灣社會對教師的勞工權和對教育專業缺乏尊重的現實面，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僵化的儒教倫理在民主法治社會中格格不入的滑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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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還有好多與民主價值格格不入的儒教倫理思考殘留在我們每天使用的詞彙當中。比方說，「父母官」和「德政」等，都顯示我們還在用一種父母恩澤子女的思想來詮釋政府職責。政府、公司高層用古代君主開倉濟民的姿態來「施放」福利，子民則要謝主隆恩。

這種對天地君親師的仰賴和敬重，也很容易膨脹成不符實際的期待。我們希望父母官要愛民，老師是孩子的燈塔，醫師要仁心仁術，警察是人民的保母，卻忘了公僕、教師、醫師、警察，都不過是一種職業，也都是凡人。職業的準則是公平務實的規條，用道德標準來要求職業，最終只是鼓勵英雄式的付出或作秀，卻對提升整體專業沒有任何益處。僵化的傳統觀念，不但阻止了民主價值向社會各角落滲透的力量，甚至反過來扭曲了我們對民主價值的詮釋，影響力之大，令人生畏。

台灣正在邁入老齡化社會，雙薪家庭或是子女四散各地謀生定居也越來越常見，由家人負起照護責任的理想圖，勢必會越來越難描繪，由公私立服務代替家庭功能的腳步也很早就已經開始。這樣的趨勢總是帶來人們對傳統價值失落的唏噓感歎。然而，家庭功能的轉型，一定要和「家庭價值」相抵觸嗎？家人為彼此保有空間，真的是這麼「見外」的事嗎？

去年我婆婆受到病毒感染，病毒侵入大腦，出現了類似中風的症狀。我先生的大弟當時在海外旅行，聞訊馬上搭機趕回瑞典。那時婆婆的語言認知功能受阻，無法說話，大弟在婆婆的公寓裡找到一本她讀到一半的小說，每天醫院會客時間一到，就去坐在婆婆床邊，一個字一個字讀給她聽。婆婆病癒出院後行動還是有點不便，剛好大弟還沒有找到新的住處，就搬進了婆婆的公寓，也好有個照應，母子倆把這副孝親圖，描繪得如詩如畫。但是不出兩個禮拜，婆婆和大弟都開始對其他人訴說對獨居生活的懷念。同居不滿一個月，大弟找到了新公寓，兩人都表示鬆了一口氣。

瑞典核心家庭的居住模式是典型急劇都市化的產物。當農業勞動資源過剩，大批人力移往大都市在工業部門謀生，造成都市過度膨脹，居住機能低落。那時斯德哥爾摩勞工階層一家五六口人的公寓面積可能不到五坪，在這樣的情況下結了婚的子女移居別處也是大勢所趨。近幾年瑞典有許多人開始緬懷起從前農業社會中，三代同堂或是家族比鄰而居的生活方式。把大家族生活刻畫得活潑又和諧的文學作品一下子炙手可熱。

一位歷史系的大學教授看到這個現象，在報上發表文章，把當時農業社會三代同堂的真實歷史記載做了一個詳盡的整理。在這些關於大家族生活的記載中，充斥著婆媳、世代之間的紛爭和仇恨，儼然就是瑞典版的「世間情」！這位教授在文章末尾說：「瑞典人啊，我們是不是太容易遺忘了？」反觀台灣，我從小看的午間連續劇到現在劇情都大同小異，臉書上「靠北婆家」的粉絲專頁現在有17萬多名粉絲。如果說瑞典人是太容易遺忘，那麼台灣人，是不是從來沒有記取過教訓？

我先生的奶奶在老伴過世以後一直獨自住在自己的公寓裡，接受家庭到訪服務。根據實際需要，定時有家庭服務人員來幫她買東西、做家事，一起散散步、聊聊天。照顧老人是瑞典學生一個主要的打工兼職，我有不少朋友都當過家庭服務員或是養老設施的員工，這個工作固然有辛苦之處，但也不乏有溫馨的互動。有個朋友常常在研究這個星期要給她照顧的老太太梳什麼髮型，她說那位老太太有一頭雪白的長髮，幫她梳頭就象在幫芭比梳頭一樣好玩。另一個朋友很喜歡聽他照顧的老人和他述說五六零年代的瑞典社會，就像在上歷史課一樣。

後來奶奶的意識越來模糊，從自己的公寓搬進了養老設施。奶奶的三個子女也都有三個子女，一到會客時間，總有家屬造訪陪伴，有時甚至把她小小的客廳擠得水泄不通。每次去探望奶奶，就看到護理人員來來去去為奶奶打理生活，家人主要是坐在一旁陪她聊天。奶奶的房間裡有一本冊子，每一個去看奶奶的家人都會在冊子上紀錄他們去看奶奶的情景。奶奶說了什麼，心情怎麼樣等等，都詳實記錄，這樣接下來去看奶奶的人，就可以掌握她的情況，和她聊最近發生的事情。

有次我坐在奶奶房裡看著大家有說有笑，突然體會到不同領域的社會福利，是如何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因為育兒福利，所以每個家庭多生幾個也不擔心；因為勞工權益受到保障，所以大家都有充分的休閒時間可以分配給奶奶和其他家人。他們的會客時間有限，但每分每秒都是紮實的Mysig時光。而在台灣，有多少同住的親人，因為生活壓力早出晚歸，彼此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其實西方各個國家對社會福利的重視程度有高有低，卻普遍能看到相對自由開放的家庭秩序，如前文提到的，我認為這和民主價值的滲透有很大的關係。而在這個大前提下，高度的福利制度又更進一步地重新定位每一個家庭和個人。

關於瑞典如何用社會資源制衡家庭差異，緩和階級複製，又是如何結構性地中和與解放性別傳統角色，礙於篇幅，留待下次繼續。

（編註：新作者吳媛媛的寫作計畫即將上線，歡迎追蹤、支持！）

封面圖片來源：PIXEL

編輯：熊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