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逃出絕命鎮》( Get Out, 2017)裡,有段關於「有成就黑人」的論點——白人其實並非真正的認同黑人,而是有條件地接納、吸納、與吸收「那些已經很有成就的黑人」,白人大方地將他們納入自己的生活圈,讓他們成為白人的朋友,成為白人社交圈的資源,然後,再表面上很適才,卻是偷偷地適時消費及消耗他們的才華。
導演 Jordan Peele 的《逃出絕命鎮》,比起過去關於種族主義的電影,有著更細膩的詮釋,已經不是以黑白種族的二元對立方式,闡釋兩者之間的鴻溝與仇恨。Peele 提出「白人接納黑人」只是種「部份接納」與「表象認同」,並非有意全盤接受黑人,也非真心包容黑人的一切。
後來,一方面西蒙很有才華,另一方面則是鋼琴老師設立基金會,提供西蒙獎學金到紐約昂貴的茱莉亞音樂學院(The Juilliard School)繼續學琴。一年半之後,獎學金已經不敷,於是她必須再報考有提供獎學金的音樂學院。西蒙於是申請位於費城的城柯蒂斯音樂學院(The Curtis Institute of Music)。然而,縱使西蒙表現相當出眾,卻因為「黑人」身分,而遭到學院拒絕,無法完成學業繼續深造(因為學費太貴,南方黑人根本無力承擔),也幾乎斷送她想要成為第一位黑人古典鋼琴家的夢想。
西蒙第一首大受歡迎的作品,是翻唱喬治蓋希文(George Gershwin, 1898-1937)著名歌劇《波吉與貝絲》(Porgy and Bess)中的《我愛你,波吉》(I Loves You Porgy)。因為這首曲的熱門,西蒙於是受邀到花花公子的電視現場節目 Playboy's Penthouse,表演一場自彈自唱的《我愛你,波吉》。
紀錄片進行到此處時,我的腦中不斷出現《逃出絕命鎮》,一直在想,銳不可當的西蒙,根本就是絕命鎮裡的 Chris,她不斷獻祭她的才華給白人——白人先生、白人的背後團隊,還有白人為主的娛樂圈。她的稟賦是商品,很難複製,於是只能無止盡地挖掘榨取。她那即將被榨乾的天賦,還真像 Chris 即將被挖出對調的大腦。
只是,西蒙的政治主張非常強烈,也很極端,因此,她的政治取向漸漸傷害她的演藝之路。但是西蒙一點也不想退縮,因為「我無法當個不反應時代的藝術家(I cannot be an artist and not reflect the times.)」。 像西蒙這種有膽涉入政治,且無畏表明政治立場的流行音樂家,非常勇敢,且相當少數,因為一旦被封殺,演藝之路會因此斷線,未來生活將無以為繼。果然,那些帶有過多政治意味的歌曲,唱片公司不喜錄製,更別說被廣播電台撤回並折斷的《天殺的密西西比》唱片。
除了《天殺的密西西比》,西蒙其他著名的黑人歌曲還有 《希望我知道自由的滋味》("I Wish I Knew How It Would Feel to Be Free," 1967),《剝削的憂傷》("Backlash Blues",1968),《啥都沒,我就條命》("Ain't Got No, I Got Life," 1968),和《年輕、天賦、和黝黑》"To Be Young, Gifted and Black" (1970) 等等。參與運動與革命的這幾年,Simone 對生命感到積極樂觀,對自己感到滿足且充滿意義,因為她後來受訪時曾說:當時我過得很有活力,因為我被需要,而且我也可以為我的種族歌唱(wikipedia)。
1968年4月7日西蒙於偉斯伯理音樂節(Westbury Music Fair)的整場音樂會內容,全部獻給於4月4日被刺殺的金恩博士,並將這場音樂會現場的錄音製作成唱片,也就是在1968年發行的 《'Nuff Said!》,《剝削的憂傷》和《啥都沒,我就條命》都是其中之作。
一方面太過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使得西蒙的演藝事業受到抵制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她容易有情緒失控的問題,她與先生之間無論是在夫妻或是商業合作的關係上,都愈趨惡化。後來,西蒙只剩零星的錄音演唱,也漸漸由舞台消失。這也是為何《妮娜西蒙:女伶的靈魂》這部紀錄片的題名會是:What Happened, Miss Simone? (當時怎麼啦,西蒙小姐?)
紀錄片中,麥爾坎X的女兒 Attallah Shabbazz 如此評語:她並沒有跟她的時代不一致,是時代跟不上她(“She was not in odds with the time, the times were at odd with her.”)。關於西蒙後半生的悲劇,紀錄片還有另一個解釋是:她看來什麼都對,錯的是她周遭的文化(“I see what is right with her, and what was wrong with the culture that surrounded 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