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極掰真社會新人類－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這裡試著用淺顯的物件導向的概念來描述出理論與實踐的親子關係：

會寫程式的讀者應該很容易能理解，這也是名言："In theory,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the same. In practice, they are not." 四個必要條件翻譯後的結果。假想 Class Theory(a) 和 Class Practice(a, b)是兩個個體，也可以是兩個數學函式。a 和 b 是兩個會影響它們的變數。其中 Class Practice(a, b) 從 Class Theory(a) 延伸出來，而 Class Theory(a) 就是 Class Practice(a, b) 的父母親。當系統只存在 a 變數、b 變數不存在時，Class Theory(a) 和 Class Practice(a, null) 會得到一樣的結果；但當系統存在 b 變數時，Class Theory(a) 和 Class Practice(a, b) 就會得到不同的結果。因此 Class Theory(a) 可被視為理論，Class Practice(a, b) 被視為實踐。這四句表達式提供出來的訊息是所有程式設計師都直覺而易懂的。父類別可以被繼承下去，而子類別則以父類別為基礎擴張下去。新的子類別與父類別相同的特徵可以在父類別裡找到；而不同的地方，都寫在子類別裡。就算舊方法被覆蓋了（Override），也都會重新撰寫在子類別的方法裡。

在此估且把所有的四維模型都看成是電腦程式，並改用收斂與發散代替趨同、趨異，就可以用來描述一個符合第三人稱視角的四維系統時的旁觀概念；也就是族群的概念其實可以擴充到像電腦程式一樣的任何無機系統，不是僅只有生物體才適用禮義廉恥的規則。當禮的條件達成時，代表一個可以被繼承的新類別撰寫出來，任何接下來的新子類別都繼承於此。

當電腦工程師要開始寫第一個新的子類別時，一定是舊有的類別不夠應付眼前的問題，系統開始執行義策略。當策略執行時，系統新增變數，若壓力被解決，該子類別保留。而壓力被解決同時進入廉的策略，工程師會覺得留下來的子類別可再進行衍生做其他用途的使用。或用同樣的開發模式，從父類別重新繼承。但當新的子類別不斷地擴張以後，新的壓力重新進入系統。

這裡開始著眼到壓力完全是新形態的，筆者前面並沒有太強調－這個壓力是來自系統內部的。前面在描述新角色誕生時，它的代價與缺點往往無法在一開始便揭露，這在後續會造成角色與角色之間因搶奪共同資源而發生衝突。同樣程式當子類別不斷衍生後，最典型的電腦系統內部壓力－記憶體與儲存空間不足－將會發生，這時恥策略要被執行。這時必須回頭縮減掉不必要的子類別或重構程式碼（重構是指將相同的程式碼包裝在一起，優化記憶體的利用。或稱模組化）。若新的子類別設計成功，壓力被排除，所有在收斂期之後留下的類別（可能有子類別，也可能有原本的父類別）被保留。這時所有四維的策略也完整的輪迴過一次。當在這個輪迴中被製造出來的子類別未來又可以做為父類別再被繼承，開始一個新的四維輪迴。

禮和恥都是屬於收斂的策略，傾向使用系統內部現有的類別與固定變數使用量。義和廉都是屬於發散的策略，傾向增加系統內部的類別與變數使用量。將禮義廉恥排列起來就變成：收斂 → 發散 → 發散 → 收斂這樣的順序不斷地循環。這聽起來有點像《三國演義》的開場白：「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呢。

恥階段與義階段雖然同樣面臨環境壓力，但處置的著眼點大不相同、壓力感受的方向也大不相同。恥階段的問題解決方法是角色的轉換，也就是透過收斂－回歸的這種手段就可以解決。它逼迫系統裡的所有角色重新洗牌，卻不是直接面對壓力源去解決。在計算機系統裡，只要 CPU 不是無限快，記憶體不是無限大，這種收斂力量一定永遠存在。

就像農夫和獵人一樣他們因為職業的不同、生產力的不同，所以當食物匱乏時看似是新環境壓力誕生時，其實是屬於獵人與農夫的角色矛盾所引起的。因為只要有個體在農夫與獵人的角色之間做變換，該壓力就可以解決；相對於義階段，放在群體眼前的是一個完全未知的新形態的壓力，眼下族群先選擇部份個體回到原來角色還是比較容易的。但若沒有個體願意選擇回歸，那麼群體會因為兩種角色的立場不同進而產生角色衝突（模型中廉階段的尾聲、恥階段的前奏－白子比黑子為２比２），兩種角色很有可能會走向相互視對方為外部族群而導致對抗行為。

因此筆者這裡明確地給外部壓力下個定義：從現下系統內部找不到解決方案的，都稱為外部壓力。

而內部壓力，或稱內部矛盾的定義：因為內部資源有限，而系統被迫在不同角色間做重新佈署時的角色對立。

一個族群或系統的內部會發生矛盾，在我們人類的眼裡似乎早已認定為是個天經地義的事。愛德華．威爾遜博士（筆者在導論中提到的著名生物學家）曾提出，生物學家觀察任何野生動物只要超過一千個小時以上，都可以發現有個體之間爭的你死我活的情況出現。這種同類競爭的現象雖然每種族群的頻繁程度不一，但普遍存在[i]。

若回到用生物學的角度來看壓力，我們討論一個族群所承受的壓力，可以泛指為演化論裡所謂的「天擇要素」。它們包含：掠食者，寄生者，毒素，棲地變更，氣候與同類競爭等六種。前五種都屬於外部壓力，同類競爭則很直覺地被認為應該屬於一種內部壓力。

以雄鹿的鹿角這個特徵為例：鹿角的功能很大一部份即是用來抵抗外敵，當鹿演化出鹿角讓他們可以自衛後，由於族群對於該特徵的需求產生依賴，雄鹿角的演化就會關係到整個鹿群的適應性。站在族群的立場，如果每一隻雄鹿都能擁有最好最強大的鹿角，就代表族群可以抵禦最大的威脅。族群裡會在像是求偶過程中，雄鹿是否受到雌鹿的青睞或彼此之間的互鬥是否勝利來來搶得交配權。這樣族群才能一直留傳品質優良的鹿角的基因給後代子孫，以抵禦未來的外界侵襲。這也就是達爾文的演化論裡所謂的「性擇」。

但在此必須好好說明，不要誤會鹿的同類競爭，以族群的角度而言，這個競爭行為的實際用意並不是在於鹿與鹿之間的相互殘殺，要置對方於死地、搶奪對方的食物或地盤。雖然致死的決鬥偶有發生，但互相競爭的模式，用意是在於強化鹿角的特徵價值，讓它不會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或外部壓力的缺席而逐漸萎縮。

說到底這種競爭活動就像是軍隊裡的演習，或是校園慶典裡的教職員隊競賽－雖然教師們平日以教書為主，但還是要能夠有機會出來曬曬太陽、動動筋骨。因此同類競爭行為對於解決外部壓力而言是間接的，並沒有直接作用。也就是能夠在族群中相互競爭勝出的雄鹿，有在未來依然能靠著鹿角解決外部壓力的期望意義。所以同類競爭中同個族群內的其他個體只是暫時充當外在敵人，並非內部衝突的直接對象。

但在這點上人類似乎有點會錯意了，我們往往過度獎勵在同類競爭中獲得勝利的個體，使得我們在解決內部衝突時所表現出來的興緻大大地超過了解決外部衝突的興緻。如果視全體人類為單一族群，那人類絕對是一種更熱衷於族群內部相互殘害的生物。

在納粹法西斯主義之下的亞利安種族優越論就是這種基調對猶太人進行了殘忍無比的大屠殺，希特勒稱呼猶太人是低劣不潔的民族而進行種族清洗，導致二戰中遭受種族屠殺的人超過 1,100 萬人[ii]。

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在 1885 年開始殖民剛果，最初以開發剛果為名，但實際採取了極其殘暴的奴役統治。記載統治期間被虐待與屠殺致死的剛果人高達 1,500 萬人[iii]。

1845 年愛爾蘭發生了馬鈴薯的饑荒，由於從南美洲引進歐洲的馬鈴薯種受到了一種真菌的感染，使得愛爾蘭的人口銳減了約一百多萬[iv]。然而這段期間英國本土的政府視而不見，不但不阻止食品繼續出口，反還想將食品高價販售給愛爾蘭災民獲取利潤。

中國大陸在上個世紀的文化大革命中，以打倒右派、打倒資產階級為藉口，透過對不同階級之間的人為挑撥，造成民眾彼此相互迫害甚至武鬥致死。目前仍相信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非自然死亡人數高達百萬級，上億人挨整[v]。

人類在和平共處、或是相互戰爭這個問題困思了上千年，全都是因為人類誤解了達爾文演化論裡同類競爭的涵義，認為人類只要去互相競爭就能夠有利於人類族群的「進化」。這個問題的盲點在於：族群的內部角色間引發衝突的原因，其實並不與角色所擁有的特徵有直接關係，而是角色特徵會帶來的副作用。

在獵人與農夫的例子裡，我們提到農夫所需「不蔽惡」的副作用有好比對於務農知識的掌握等等，因此獵人與農夫如果發生衝突，衝突癥結點會與該副作用有關，而不會落在雙方生產模式的本質上－雖然以年平均生產量而言是有差異。我們假設農夫與獵人將要發生內部衝突：好比因為農夫的增加使得族群需要不斷地向外開墾荒地，而農地的開墾又使得野生動物的棲息地受到破壞、狩獵的獵物一直減少，那麼獵人的數量就會不斷地需要調整。只要獵人能夠成功轉化成農夫來支持族群的生產量時，衝突尚且不會發生；一旦任何原因使得獵人角色無法再順利地轉移至農夫角色、農地的開墾反而造成族群整體生產量下降時，衝突便會開始發生。

這種情況看似毫無外部壓力干涉，但同一族群之下的兩個角色卻因為無法相互轉化的問題曝露出檯面而爆發內部衝突－雖然他們都同屬於一個族群、各自的特徵皆能為族群有所貢獻。

反之亦然，如果此時是野生動物過度地繁衍而造成農地的破壞，農夫在不斷地轉化成為獵人後也一樣難免不會爆發內部衝突。由於最初遭遇的外部壓力是未知的、義行為的解決方法是新興的，因此最後引發內部衝突的原因也很難被預期、被避免。正因為內部衝突也包含有未知性，所以如果角色間已經缺乏了轉化能力，那麼就只剩下使用對待外部壓力一樣的方法來調節了。因此，可以預見獵人與農夫的矛盾必將持續一直高漲到最後引發暴力衝突。

在衝突中獵人應當會毫無疑問地佔上風－因為獵人對於「暴力」的熟悉程度顯然高過個當農夫的；相對於狩獵的技巧，務農的技巧對於暴力衝突則毫無建樹。但正因為矛盾的發生點並不是在於雙方的特徵本質，所以比較能夠在衝突中取得優勢的獵人不但無法證明自己的核心價值是超越農夫的，也不能用來代表整個族群。兩種價值是分別是體現於解決不同外部壓力，其實它們之間一點交集也沒有，也不應該用來比較，但卻會影響內部衝突裡的優、劣勢。

（雄）鹿群裡因為沒有存在著有鹿角與沒有鹿角的兩個分化角色，所以牠們之間的競爭不能算是角色之間的相互壓力，而僅算是單一個體自己與過去的自己較量。也就是衝突的引發原因並不是因為「蔽惡」，而是因為「踰節」：這樣一個沒有角色分化的鹿群，牠們只是一個群聚體、沒有一個完整的四維模型在這之中運作，鹿角之於鹿群是牠們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物種的存在。

鹿的鬥爭以不失去鹿角為目的，對於族群而言是屬於「不踰節」；一直到群聚性的動物開始社會化、有角色差異後，這個鬥爭的目的才會改變。這種內部衝突必須由族群內角色做為必要條件的論點並沒有出現於達爾文的演化論中，也許在涵義上與同類競爭已然不同。它反而比較接近（在導論提及的）「共同演化」的概念，因為共同演化已經不再強調物種對外界環境適應性，而改由面對同為生物，但是不同物種之間的適應性。

[i] 弗朗斯．德瓦爾著，陳信宏譯，《猿形畢露－從猩猩看人類的權力、暴力、愛與性》，北京：三聯書店出版，2015 年。第 26 頁。 [ii] Dawidowicz, Lucy. 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3-1945. Holt Rinehart Winston. 1975. 1,100 萬人裡，猶太人佔了 600 萬，近三分之二的猶太人被屠殺。 [iii] Fredric Wertham, A Sign For Cain: An Exploration of Human Violence, 1968, Adam Hochschild, King Leopold's Ghost: A Story of Greed, Terror, and Heroism in Colonial Africa, 1998; new edition, 2006. [iv] Kelly, M.; Fotheringham, A. Stewart. The online atlas of Irish population change 1841–2002: A new resource for analysing national trends and local variations in Irish population dynamics. Irish Geography. 44 (2–3): pp215–244, 2011. [v]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200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