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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紅衛兵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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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立場新聞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隨著疫情在全球的擴散,以及越來越多的國家表達了要求中國承擔責任的訴求,中國政府的反應,就是發動了「戰狼式」外交。
中國從外交部發言人,到駐各國的大使,不僅積極為中國辯護,而且採取了主動進攻的方式,向各國的政府和社會施壓,不允許對中國隱瞞疫情的事情進行批評。捷克參議院議長計劃訪問台灣,就收到來自中國大使館的恐嚇信,就是典型的例子。

上溯文革的戰狼式外交

這波「戰狼式」外交有一個罕見的特點,那就是完全拋棄外交語言,大量使用類似「文革」時期的批鬥會上使用的咒罵用語,來攻擊其他國家的政界要人。最令外界議論紛紛的,就是公開稱呼美國國務卿是「人類的公敵」。這樣的外交語言,可以說已經到了口不擇言的地步,因此被成為「咒罵外交」。
其實,從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到駐各國大使,基本上都是外交系統科班出身,按理說不應當不知道,這樣的咒罵是極為不專業的言行,有違國際上外交的基本禮儀,更顯得沒有風度。但是他們為什麼還樂此不疲呢?這當然是為了迎合中共更高層領導人的指示和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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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寫作者,「王丹隨筆」這個空間,能夠讓我書寫的內容不被媒體的意識形態或流量給綁架,不需為了追求點擊而譁眾取寵,真正深入書寫出更多有價值的內容給每位讀者。除此之外,我希望在這裡不是單純的「我寫你看」,能有更多機會與讀者們互動,接受讀者的要求,批評。(當然,表揚也可以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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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爾筆下所揭示的捷克這個國家,其政治現實及背後的原因,與今天的中國有太多雷同之處。這當然可悲地證明了,中國的政治文明落後世界多麼遠,但同時也提供給我們機會,預估中國捷克化的程度及可能。
如果你仔細去觀察的話,會發現經歷了那麼多年的民主轉型,台灣社會的威權陰影還是相當深。在去年總統大選的時候,曾經橫掃一切的「韓流」讓我們再次看到了這樣的陰影,以及陰影的龐大。關鍵的問題是: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民主轉型之後的台灣,還有這麼多人對威權時代如此懷念?
所有政治轉型的比較研究都承認,不同的政權性質,決定了轉型路徑的不同。前文我們介紹過,今天中國的政權性質,就其主體而言,是蘇丹式政體。這樣一個政體,有可能轉型嗎?如果轉型,可能會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會出現什麼情況? 在《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一書中,針對蘇丹式政體的轉型問題,兩位作者作了一些總結⋯⋯
在中國結束「文革」,開始改革開放以後,關於中國的政體問題,外界公認已經不再是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或者法西斯主義,而進入了鄧小平為代表的威權主義或者後威權主義。關於新政體的描述,可以說五花八門,但最為貼近中國現實的,我認為還是本書作者提出的「蘇丹式政體」。
困擾著台灣民主的,除了來自內部的保守勢力之外,台灣的自我定位,或者「國家正常化」問題,才最需要予以重視和進行深入討論。在本書作者看來,這個問題不解決,就談不上民主的鞏固。
台灣的民主,到底算不算鞏固的民主政體?這也許見仁見智,但至少,按照胡安・J・林茨(Juan J. Linz)和阿爾弗萊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在他們合著的《民主轉型與鞏固的問題》一書中訂定的標準,答案是否定的。而否定的理由,值得台灣致力於民主鞏固的年輕世代參考與借鑑。
哈維爾筆下所揭示的捷克這個國家,其政治現實及背後的原因,與今天的中國有太多雷同之處。這當然可悲地證明了,中國的政治文明落後世界多麼遠,但同時也提供給我們機會,預估中國捷克化的程度及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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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大陸人渴求自由經濟(民生)、渴求民主政治(民權)、渴求驅逐馬列、恢復中華(民族)。三大渴求漸次醒覺,而共匪則繼續打壓此三大渴求。鄧、江、胡、習的四十多年就是三大渴求與共匪之間的繼續較量。共黨以其所謂的“國營”(實則“黨營”)企業來限制百姓對自由經濟的渴求,以其所謂的四項基本原則來踐踏百姓的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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