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11|閱讀時間 ‧ 約 10 分鐘

釀影評｜《金都》：如何以成為烏龜來自憐

香港導演黃綺琳的首部長片《金都》，可能是去年金馬奈派克（NETPAC，亞洲電影促進聯盟）入選作品中最生活化的。此處的「生活化」，倒不僅是點出黃綺琳想談的都會男女婚嫁、婦姑勃谿、港陸移民問題大體符合當前的華人社會常情，也在指出：《金都》意圖貼合的社會背景，對空間位置與之比鄰而立、尚有論電影跟看電影餘裕的港台觀眾而言，有著先天占優的親切感。

這種親切感多少是相對性的。要以此去說明其他入選作品的國族身分印記不比《金都》明顯，於我而言不會是有效的策略。我想無論是《靈界迴路》的麥蒂．鐸、《別有墓地》的鄭承旿、《噤聲漫步》的約瑟．安基．紐安還是《判決之後》的雷蒙．里貝．古特列茲，也都會聲稱他們各自的作品在反映母國的社會狀態上沒有什麼失實的問題存在。侷限於華人生活世界的評審們能否鑿穿電影作者設下的經驗與文化鐵幕，好做出超越藩籬的公正判斷？這是個極好的疑問。

或許，這也是我在觀賞《金都》時對電影的親切感略帶保留的緣故。有些事情對我們衡量世界的標準而言太過理所當然，理所當然到它們看起來有些可疑。

逃不出社會陰影遮蔽的男女情感

相較於黃綺琳學生時代生澀的畢業短片《赤鱲角到天水圍是我愛你最佳距離》，《金都》的主角莉芳與 Edward 的愛與不愛，甚至情感破局後的萬千憾恨，都已不是重心。先不論以假結婚換取金錢、爭取籍貫是否貼合香港當前的社會紋理（我沒什麼能力判斷這點），黃綺琳在此偏好能夠細密過篩出種種世故與刻薄的情感濾網，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習以為常的類型劇模樣，似乎總以洗盡俗世鉛華的視角，或藉著放大外在與內在需求間的矛盾去談親密關係中的遺憾與圓滿，把愛情宗教化成「想得而不可得」的超然普世價值，而黃綺琳顯然不甘心做它的祭司。在《金都》中，愛情似乎沒那麼高尚，反倒是生活的瑣細零碎成了將這形而上價值硬生生拖回地表的無窮引力。

於是，我的疑問自然是，都會男女關係的除魅化若不是要談情愛，則《金都》想要達到些什麼呢？莉芳的悶騷被動與 Edward 的翻臉如翻書碰撞出的化學效應是其一，但這似乎只是要避免讓這部電影變成一個徹底的、對都會男女關係開的地獄玩笑──因為黃綺琳真正想談的，都是些適婚期的大齡男女想到就頂上發涼的問題：結婚以後住哪？怎麼應對熱心過了頭的公婆？該不該通知老家？要不要擺酒？以及最最最頭疼的⋯⋯到底真不真的想要走入一段婚姻？

香港的社會現況讓這些問題加倍複雜。經濟失靈、房價攀升、人口爆炸、中港關係緊繃等種種麻煩的迫近，都讓這坨生活毛球因為外在世界的紛擾而糾結至剪不斷理還亂的境地。這種「高不成低不就」──不直接論及社會現況，卻讓社會現況的陰影籠罩在人物於喜劇情境中做的每個選擇上──似乎正是黃綺琳最終想切入的維度（或許也是奈派克獎頒給《金都》的主因）。這尤其體現在楊樹偉這個「第三者」的出現上。楊樹偉帶來的驚奇，不僅是故事真讓莉芳當年假結婚的對象成了戲分足以跟 Edward 比拚的要角，還因為在黃綺琳的構想中，楊樹偉竟然不是港人，而是個陸客。

放到當前中港台人人政治神經皆敏感的世道下，楊樹偉的存在簡直成了《金都》在後設層次上祭出的潘朵拉之盒，誘發觀眾的無限想像。

詢問作為一種自憐的方式

如同前述，無論要視《金都》為略略低於政治寓言的都會男女輕喜劇，還是略略高過都會男女輕喜劇的政治寓言，黃綺琳在此展現出的神經質跟無奈，對我而言都並非捕捉了什麼滲了甜的苦澀，而是苛薄世故的。仔細觀察電影的色彩運作，飽滿的淡金色竟在莉芳乘上交通車離城時才打進眼裡，香港則始終被一片酸溜溜的灰色和老氣的節慶紅不透風地裹覆著，一如那表面上畫棟朱簾，實則明眼人都能看出離尺椽片瓦不過咫尺的金都商場。金都商場販賣的廉價結婚用品，總讓我想起能在大稻埕的波麗路西餐廳（光聽名字就知道是上一個世代的品味）氛圍中嗅出的遺棄情節，都是受時代忘卻而催生出世，像在暗示末日將臨則安之的莫可奈何（又像在說：對社會困境不語也無法阻撓困境網羅一切）。只是，就算理智上說服自己接受這現實，還是沒有聖人一樣的心如止水，才會間歇性炸裂出歇斯底里來做消極反抗。

「翻不了身的龜」是黃綺琳凝縮了莉芳處境的意象，但奇怪的是，電影明明以莉方買龜而始，卻並未以「龜的翻身」收尾，甚至龜最終被霸道婆婆給放水流了，在戲劇開展的正反合邏輯上硬生生敲出一道裂口。要怎麼仁慈看待這近乎作弊的暴力解答？或許能說的只是，這代表解方並不存在，僅剩對困境的承納，和好好攫住鬧脾氣的機會──絕非心有不甘，只是裝成心有不甘的姿態，會比大方承認自己早就認份，顏面上更好看些。對於情感生活乃至於社會困局，《金都》都只能以輕巧的姿態揭露襞摺而無能理平，遑論掃除蟎害。霸道婆婆扔龜，在媽寶兒子 Edward 看來扔掉的是莉芳的心，但旁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情感之覆水難收，其實隨著電影的進行早已愈來愈假，而莉芳對婚事的態度由疲沓進化到疲疲沓沓，倒像在佐證一個發自內心的真實──「我根本打從一開始就不想訂婚，更不想結婚！」

莉芳在劇中老是在「問」，問別人怎麼過、問婚姻有什麼意義。這種提問行為，自然是劇本得以讓男性對問題的應和與態度介入而磨合出種種笑果的契機，但，問來問去總在同樣的事情上周旋打轉，一種極符合常理的質疑就會漸漸現形：莉方的問，「真」問的成分到底有多少？又或者，向他人提問是否只是一種變相的吐苦水，是精心包裝過的自憐和爭取諒解的快捷道？一旦觀眾相信這點，則拒絕婚姻早就是莉芳了然於心的答案，而如何對這解答鑽牛角尖，才是電影的整個過程。

既然早已無心，又哪談得上放棄？在這種詮釋下，表面上佔據主導權的男性，原來通通被劇本擺了一道。女人自始自終都是清明人，而什麼婚姻不婚姻、假結婚還是扮結婚，若無能與現實妥協，皆是虛妄；莉芳缺的原來不是男人的教誨，而是決心。愛女友實則媽寶的 Edward、似乎無拘無束卻被自由幻夢綁架的楊樹偉，忽然成了互看不順眼實則同樣失敗的理想主義魯蛇。對婚姻的單純想像，暴露了這兩個男人的內在純粹到可愛討喜（負面來說就是愚魯）的那面。成年媽寶 Edward 並非不愛莉芳，只是盲信以一紙婚約為情感保證書的效力；楊樹偉看似處世油滑老練，實則是個低估了體制與社會禮俗對人的限制而屢屢挫敗，卻又老實到願意接受苦果、負起責任的草食男。

困頓的仍然是現實生活本身

有沒有辦法從黃綺琳做的這種安排將《金都》上升到政治討論的格局去？無可否認，在緊繃的時局下，似乎政治行為的解讀早已甩脫人們想要加諸的任何桎梏，它自發性地、不受控地滲入每個人的視聽神經，於是任何詮釋者要在符號聯想上去自圓其說，只能說是理所當然。尤其，若將金都的英文片名《My Prince Edward》與香港九龍半島大道之一的太子道（又稱 Prince Edward Road），以及朱絔康飾演的男主角 Edward 做聯想，則順水推舟下去，要將 Edward 與楊樹偉針對莉芳的「爭寵行為」視為當下港陸人對香港主權態度拉扯的一種縮影，貌似不無道理。

但這看起來想當然耳的推論，又與黃綺琳自己的說法有矛盾（黃綺琳本人聲稱這層聯想對她而言、也是電影完工後才在旁人提醒下浮現）。讓我先把黃綺琳自己的說法預設為真，亦即，她真的只是從生活的觀察入手，要到電影完成後才恍惚意識到《金都》似乎切進了中港關係的政治維度。在這層預設下，我不免會想，是否正是因為現實生活本身的混沌兼之作者的無心，才讓《金都》的政治態度對我而言其實踏入了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的曖昧難明中？

畢竟，如果你要以一種酸民式的論調去看待莉芳扔下 Edward 前去探望已被婚姻困著的楊樹偉這件事──且這之中真的有什麼政治討論的可能性──那你看到的將會是現實主義者旁觀式的苦笑，而愛情即國愁、婚姻即政治上的忠誠歸屬問題，要讓《金都》在政治發聲上，陷入與楊凡日前在威尼斯影展做出的爭議性發言同氣的危險，對我而言亦不無可能。莫忘，楊凡亦是將香港當前的政治運動比擬成一只滿載惶惶人心的潘朵拉之盒被打開了，導致對楊凡而言的日常生活一夕間面目全非。

是的，挑釁一點地說，將太子道這象徵港都曾經的輝煌、仍是都城臟腑的物件變成讓人敬而遠之（以及最後被女主角拋棄）的喜怒無常媽寶，在好事者眼中，不也像是電影在拐個彎詮釋對香港「愛憎兩難全」的心理？

上述的說法並不是要幫《金都》安插任何政治立場，而是要說，這種若有似無的爭議，或許正是一個作者將她對周遭人事物的觀察不加潤色地還原到創作時，所必須付出的成本。活生生的人遠比政治宣傳用的人型看板複雜，即使那些自命為特定立場的衛道之士，往往也會有哪根神經與人們對該立場的印象接不上線。比起對號入座式的政治討論，我想《金都》對我的趣味（與感傷）仍然在於，使我想起那生產一切困頓的世界已混亂如斯：在一個太陽下無一事物不荒唐的地方，信手拈來皆是話題，都是悲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