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前習慣看新聞解悶，還有一位差不多每天都會跟我分享新聞的朋友。某日他對我說：「除了那些趣聞或是事故類的新聞外，也看一下政治相關的新聞吧。」
我對政治相關的認知就由這這句話為契機慢慢建立起來。
在這十年間的開端，對於政治沒有投入到會刻意尋找政論節目或是政治相關書籍去看的程度，但有默默留意關注政治方面相關的新聞，以及投票，偶爾參加遊行集會這種定番。
每次看到我不贊同的法案通過都覺得：「沒辦法啊。作為市民，我可以做的都做了，始終我不是進入議會的那個人。真正影響到議會的只有坐在座位上的人們。」
如是者，我看著一道道傾斜商家、中國、新移民，或是利益輸送、收窄自由、貶壓香港人的法案通過。
而最讓我心寒的是，好像只有我一個看到這些情況和景象。其他人都覺得在政治上、議會裡發生的事都「不關我事」、「對我沒有影響」。當我為自己、為香港的未來惶惶不安時，身邊的人以至整個社會都覺得「一切如常」。彷彿只是我獨自掉進平行時空的隧道裡，而其他人身處的「這裡」才是「真正的現實世界」。
就算有人偶爾發出聲音，都有如耳鳴的雜音一樣：晃腦間便消失得有如錯覺，或是稍等一下便會「回歸平靜」。
香港人將這種明明是自己對身處土地莫不關心的不負責任表現，用上「政治潔癖」這種暗裡映照出「政治很髒」的心理的辭彙，在心態上將自己包裝成一朵出於污泥而不染的白蓮花。
反而關心政治的人在香港，就像買手辦模型的肥宅一樣：｢正常人｣會側目，會覺得你浪費時間在沒意義的事上，或是一句「我尊重你的個人興趣」，然後在日常交往中有意無意地拿出來當成說嘴的話題，甚至再簡單一點：直接把你無視。
他們覺得與其留意政治鬧劇，不如回家看八點檔的狗血劇情，花神推測劇中的情節發展來得有意思；他們覺得與其探究政治爭拗，不如打聽事非八卦，增加人際關係的情報從中獲得社交圈子裡的好處；他們覺得與其在意什麼政策落實及帶來的影響，都不如把時間拿來娛樂補眠讓自己有餘力繼續上班賺錢實際。
以上的所有，都比關心政治、監測政府、了解制度對自己帶來「更實際、更有利、更長遠」的影響。
可笑吧？但都不及他們眼中關心政治時事的人可笑。
所以我不愛露出自己關心政治的一面，而事實上我亦刻意將這一面停留在不對外分享的個人層面。像是怕被班上的同學嘲笑欺凌的隱性肥宅一樣，保持沉默不語。萬一真的遇到身旁的人閒扯時便在一旁陪笑、打著哈哈，避免在他們面前表露自己的看法。用語更精準的話，是「避免在他們面前表露自己其實有看法」。
自擁有投票權後，每一次的投票我都會去投。對當時的我來說這是我能夠做到最實際的政治參與，也是我唯一所能做到的政治參與。
但對於結果，以至我投的那位上場後的表現我都刻意地不放在心上。
因為在香港這種對政治幾近歧視、無視的地方，我還可以要求什麼呢？在不改變的環境風氣下要求改變，天方夜譚。
然後直到反國教發生──一個打破我對於政治參與的觀念的轉捩點。
雖然我與黃之峰的政治思想存在差異，亦會笑稱他是「專業被捕師」。但當年的確是因為他，我才赫然發現「原來對於政治，可以有其他更主動的表態方式」。
亦同時因為反國教，我更深切體會到：
在香港，不要期望有人代替你表達自己的思想，或幫你爭取些什麼──香港人很自私。
當時有人問我為什麼支持反國教，明明就算通過都不會對我有什麼實質影響，因為我早就離開了這個教育體制。
我當時望著對方的雙眼，理所當然地說：「因為我無法忍受自己身處於一個所有人都吹奏中國的地方，那樣實在太嘔心了。」
我沒有打算很既有觀念的「關心政治就去當政治人物」。因為我知道自己的思想和一般大眾無可避免地存在差異，亦深知自己不是那種持守「正確道德價值」的人。
在我的概念裡，進入群體就意味要放下某些自己的思想和立場。
但，我只希望支持我支持的，反對我反對的。
我希望自己可以在思想方面保有自由度，我渴望自己可以擺脫從眾的陷阱。就算我孤身一人的力量多微弱也好，我仍然不希望犧牲自己的思想去跟從自己也抱有困惑的概念。
其後每一次我所參與的活動中，我都或多或少地對政治、對香港有新的體會和感受。無論是接下來的碼頭工人事件也好，HKTV也好，但最終我都是得出：
香港政府的存在，不是為了服務香港人。
某次集會，我和一位年紀比我小的朋友在地上盤腿而坐。
我們看著跟我們坐在一起的人開始散去，看著本來在台上說著些什麼的人開始收拾，看著隨風揚逸的各種旗幟。
我突然感到一陣蒼涼。
我朋友在這個時候像是跟我說又像是喃喃自語地說：「為甚麼我們要醒來呢？為甚麼我們不可以像其他人一樣繼續睡下去呢？怎麼不可以像別人一樣每天上課下課、上班下班，晚晚追劇。整天只想著吃喝玩樂，煩惱下次假期去哪裡旅行，換季要買甚麼就好。」
我望著她的側臉，看著她湧出來的眼淚。
「到底為甚麼我們要醒來？為甚麼我要看到這些事？到底是為甚麼，我要知道這些事？」
我想說些甚麼，卻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死港豬！」她大喊。
我對政府明顯不過地出賣香港而不滿，我對於香港人無視這一切，甚至以關心政治為笑柄的愚蠢短視失望。我憎惡香港這個地方。
但我無法因此放棄捍衛自己的價值觀和思想。
反國教那時我幾乎每天都跟中華膠又有點藍腦的家人開戰。
我生於基督教家庭，在當時，作為基督徒的黃之峰好像在受訪時說了用上「正義」一詞的話。
於是家人罵我被洗腦時就說：「你看看他（黃之峰）在搞什麼絕食！他在要脅政府啊！你看到嗎？他是在用生命來要脅政府啊！這樣做很正確嗎？只有神才是正義！他要脅人說什麼『正義』？你還在支持他！你還跟著他嗎？他不是在反國教，他是在反政府！」
我反國教不是為了支持他，好嗎？
這樣想的我當時已經站在家門前，我回說：
「對！你說得對！只有神才是正義，亦只有神可以判別什麼才是『正義』。我不是神，所以我不會說『他（黃之峰）就是正義』；但同時你亦不是神，所以你也沒有資格說他不乎合『正義』。既然大家都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正義』的話，我們各自做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事不就行了嗎？」
然後就轉身甩門去政總了。
比起「大家認為正確的事」，我傾向選擇做源於自我思想的事。因為這種心態，我每一次都會思考自己的思想和立場事是出自自己，還是純粹從眾。
然後，雨革。
記得頭一兩天佔領金鐘時，我在馬路上接到美容院的廣告電話。不知道哪來的勇氣讓我對電話另一頭的她說：
｢我現在在金鐘，希望你也可以關心和了解一下現在在香港發生的事。｣
接著電話的另一頭傳來她跟身旁同事耳語及輕笑聲，「不好意思，打擾你了。」
她掛斷電話。
不知道近這半年來，她過得安好嗎？
然後群眾擴展到旺角，比起金鐘，我覺得旺角更需要人，就去了。
在跟香港警察面對面對恃時，有一名督察看我站在第一排，就過來苦心勸我離開。
他說：「你回去吧，這裡不是適合你的地方，太危險了。」
「但你知道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嗎？」我問他。
他嘆一口氣，然後像長輩規勸不聽講的後輩般說：「我知道你們有自己的想法。但這裡太危險了，你就算不回去也站後一點吧。」
「那你是怎樣看的？關於我們的想法。我問他。」
他語氣帶著無奈地說：｢唉……你們還年輕，長大就會明白了。｣
不知道當年跟我聊天的這位督察，對這半年的事有什麼想法呢？對現在的「香港警察」有什麼評價呢？
覺得自豪嗎？身為「香港警察」。
隨著雨革難看地下幕，我亦放棄關心政治了。甚至連接觸、回想相關的事都感到一股羞恥感。
不是因為覺得自己有錯，而是因為結果不像預期。
相差太遠了，真的相差太遠了。
於是，我回歸到最開端那種程度的最基本參與。
然後梁天琦出現。
關於他我不著墨太多，就是無比欣賞，以及覺得跟自己想法最相近的政治人物終於出現了。
以及，在反送中的這半年間，每當我聽到或看到有香港人說：「梁天琦真好。是錯在走得太前了。」
我憤怒就會瞬間冒起。
梁天琦是好！但你們爛，爛到發霉！
他沒有錯！錯的是你們這班港豬！
現在大難臨頭了，還要說著這種顧全自己面子的話，逃避承認自己長年累月以來對政治視而不見的錯誤？
他太前？
是你們太慢了！太慢了！
我恨惡香港厭惡香港，對香港人的自私自大又愚蠢失望頂透。這種情感由始到終都未被改變。
所以當有人來指斥我不夠關心香港，質問我「是不是香港人」的時候，我都選擇保持沉默，很少正面回應。因為我怕我一開口就會讓大家都難看。
你們撫心自問，你們夠格向我說這種話嗎？你們憑什麼？
如此這般的我，可是一直在顧慮大家的觀感呢。
我無意將香港這個我所恨惡的地方放在我的思想我的價值觀以前，所以不用來情緒綁架我了，因為不會管用。
我的情緒已經解釋得很清楚。
縱使我恨惡香港，但我無意為害香港。因為為害香港的人已經很多，不缺我。
我只願做我所能，做我樂意、願意、我看到並認為需要的事。
我只想支持我支持的，反對我反對的。
原文寫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現經潤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