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30|閱讀時間 ‧ 約 4 分鐘

香港起死回生之道

港區國安法終於在完全不透明的情況下通過,迄今為止,香港人仍無法具體知道箇中條文,只能從放風人士口中,大約知道:香港將成立國安機構,內裡有中共派來的顧問。執法由中共特派的國安隊伍負責,不純粹依賴香港警察,因其缺乏國安專業訓練。被捕人士不會送往警署,另設類似英治時代「白屋」的扣押中心,扣留時間不定。涉及與外國勢力勾結,將被送往大陸受審,其他則在香港由特首指派的法官審理。
要來的始終要來,關鍵是我們日後該怎樣做,是不是不再反共?不再提「香港不是中國」?黃之鋒、周庭等退出香港眾志,香港眾志也散了。香港民族陣線、學生動員轉移陣地至海外,陳雲、陳方安生則高調退出政治。一切彷彿都往置身事外那邊走,難道這才是應該?
筆者不知其他同路人如何想,但就個人而言,之所以要批評、譴責乃至反對中共,是有歷史根據。
自中共創黨以來,延安整風、反右、大飢荒、文革、六四,哪一件不是血跡斑斑?假如我們接受人道主義,相信每個人的性命都是有價值,被鬥倒、被迫害、被餓死、被輾斃的……他們可是活生生的人啊!他們也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姊妹,也有自己的人生前景,為何其要遭受不幸?諸共官又有什麼資格剝奪其人生、摧毀其家庭?尤其甚者,中共從未為自己所作的過惡公開表示過懺悔、致歉,永遠都有一堆理由粉飾,最新則是用「黑暴」、勾結外國勢力、恐怖主義來合理化強硬鎮壓。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一個不知自省、不聽民意的政權,儼如孟子所說的獨夫,是無德可言的,基於內心的良知理性,批評、譴責乃至反對有何不可?除非人人都埋沒良知、睜著眼睛說大話,此正是中共最想見到的。
至於香港是不是中國一部份,自秦始皇平百越起,中原就和南方邊陲對立,繼而壓迫、箝制南方邊陲。漢武帝如是,康熙、雍正如是。康雍年間的海禁,對沿海居民的生計帶來多大的打擊。鴉片戰爭以後,香港開埠,嚴格意義的現代化的香港其實始於英國人登陸。往後的日子,每當中國大陸陷入混亂,即為香港帶來好處。太平天國及土客械鬥導致首批華人精英帶同資金技術南來香港。國共內戰驅使大批華人南來,為戰後香港提供不少勞動力,南來文人興辦教育,更讓花果飄零的中華文化在香港落地生根。彼再反對港獨,亦斷不能否認香港與中國之間存有根本的差異,否則就是罔顧甚至歪曲史實。
新儒學大師牟宗三先生在五十歲回憶往事時,說過以下一段話,值得日後香港人借鏡:
一切都有不是,而這個不能有不是,一切都可放棄、反對,而這個不能放棄、反對,我能撥開一切現實的牽連而直頂著這個文化生命之大流。一切現實的污穢、禁忌、誣衊、咒駡,都沾染不到我身上。我可以衝破共黨那一切威脅人的咒語。旁人說話皆有吞吐委曲,我可以理直氣壯地教訓他們指摘他們。國家、華族生命、文化生命、夷夏、人禽、義利之辨,是我那時的宗教。我那時也確有宗教的熱誠。凡違反這些而歧出的,凡否定這些而乖離的,凡不能就此盡其責以建國以盡民族自己之性的,我心斷然予以反對。(《五十自述》)
一切都有不是,良知理性不能有不是。一切都可以是假,良知理性不能是假。良知教我們做回一個人,理性讓我們認清事實,判斷是非,不會指鹿為馬。這是今天面對中共兩大利器。
1941 年聖誕前夕,日軍控制新界、九龍,英軍退守港島。從兵力、武器火力看,英軍都不及日軍。可是,北角發電廠一役,百德新率領曉士兵團負隅頑抗,並未棄甲曳兵。羅遜准將在黃泥涌峽領兵突圍,壯烈犧牲。他們的精神、意志,未嘗不可為香港人奮發砥礪提供養分。
香港已死,但如果一代一代香港人能本乎良知理性去說話行事,能從香港史的先賢身上學習,香港亦未必無起死回生之道。畢竟人心光明才是一族群能夠綿延壯大之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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