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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民族的賞櫻活動,也就是所謂的「花見」,可以上溯至平安時代,當時不只是上流階級,也可見到庶民有賞櫻的習慣。而賞櫻成為庶民間普及的活動則在江戶時代達到高峰。至於來日或寓日的外人,參與賞櫻活動,則又是更為晚近才有的現象。
1898年,時任英國駐日公使的薩道義(Ernest Mason Satow),在鄰近皇居千鳥ヶ淵不遠處的英國公使館周邊種植櫻花,是為現今千鳥ヶ淵公園作為東京都內賞櫻名所的濫觴。
薩道義自1860年代起來日,從使館翻譯,到1890年代擔任公使之職,亦是個研究日本文化的學者,不難理解他對櫻花的喜愛。
日本開國最初的30多年,仍未全面開放外國人在列島間自由旅行,要像現在南北縱走追櫻花還言之過早。駐節東京的各國外交官們,可以說是當時最有機會了解花見文化,並從事賞櫻活動的外國人群體。
日清之間在1870年代以降,通過修好條約的簽訂,恢復正常的外交往來,清國所派遣的駐日使署人員,對日本人的花見遊俗,頗具好奇之心,其後在與日本文人的交往酬酢中,投身賞櫻的行列。
晚清著名詩人與知日研究者的黃遵憲,就是當時隨著初代清國駐日正副公使何如璋、張斯桂,以及一干領事、翻譯來到日本的公使館成員之一。他在駐日期間對日本歷史文化,多有研究與觀察。
黃遵憲在1870年代擔任駐日書記官不久,所寫成的詩作〈櫻花歌〉,描述了德川幕府承平時代,在隅田川兩岸遍植櫻花,貴族公卿、大名武士在每年春天爭相遊賞櫻花,極盡華麗鋪張的盛況。
〈櫻花歌〉代表了黃遵憲在與日本文士筆談交往的過程中,初入日本歷史文化研究之門,對德川全盛時期上層階級賞櫻活動的理解。而明治維新氣象之下,日本人的賞櫻盛況,也在黃遵憲不斷踵事增華始成書出版的《日本國志》中呈現。
書中的〈禮俗志〉中就曾提到,明治日本無論舊貴族、寺社僧侶、文士、軍人、庶民、販夫走卒、村婆街婦等不同的階層人群,爭相在櫻花季賞櫻,隅田川一帶被花見的人潮擠爆,已經不是新鮮事,擠到連原本可以在路上疾駛而過的馬車都動彈不得。
有些不想人擠人的「賞櫻達人」,通常會選擇黎明之前,或是月色漸亮時,到隅田川畔賞櫻,後者用現在的話說大概就是「賞夜櫻」。
〈禮俗志〉中所描述明治日本社會自上而下的賞櫻狂熱,或有黃遵憲自身親歷的經驗,更多則是博採各種史料所堆砌的花見圖景。我個人是不太相信,駐日四年多的時間,能夠把日本各階層賞櫻的各種姿態全都看光光啦。
早期奉派駐在各國的清國公使館人員,並非現代意義的專業外交官。在鴉片戰爭以降的變局之下,國勢日暮,日本對清國漸有蔑視之心,駐日公使團在琉球與朝鮮歸屬問題,與日本的交涉中屢屢居於下風。
不過,能被派遣出洋的使團成員,多為漢學根柢深厚的知識人,位列翰林之士更不在少數。就文化交流的意義上來說,駐日公使團與明治時期的知識人,特別是舊藩士,擁有類似的漢學背景,他們常利用筆談,探論學問、時局,甚至揪團遊賞之際,相互酬唱詩詞,是常見的社交活動。
在大河內輝聲的安排下,初代來到東京的清國公使館成員,有了參與第一次賞櫻的機會。大河內是上野(現今群馬縣)高崎藩末代藩主,明治以降位列華族,政府廢藩置縣之後定居東京,是時常造訪公使館筆談的常客之一。
受命為公使的何如璋,在來日之前,就已事先做了功課,掌握有關日本歷史文化的相關知識,到任不久,就曾向時常來館造訪的大河內輝聲表示,非常期待賞櫻。
終於,駐日以來的第一個春天即將來臨,才屆三月初,何公使又再度詢問大河內:
櫻花何時會開呢?
櫻花何時會開呢?
櫻花何時會開呢?
(摩拳擦掌貌,很期待所以要強調三次)
公使對賞櫻的熱切期待,使大河內認為自己作為一個日本人,肩負了引介清國公使群體參與花見,賞遊櫻花之美的重任,遂與書記官黃遵憲,開始積極筆談,著手籌備公使館初次的花見活動。
但是呢,問題來了。
還沒有發布氣象預報的年代,敲定賞櫻的日期若遇到下雨,多有不便,尤其是1878的3月初,連日風雨不止,一度令大河內與黃遵憲兩人相當煩惱,最後拍板選了三月中的日期,說穿了就是盲選。
至於在哪賞櫻就更傷腦筋了。根據紀田順一郎的《近代事物起源事典》中「花見」之欄目提到,1878年的花期,明治天皇騎著他的愛駒到上野去賞櫻,基於安全的考量,排除了諸多閒雜人等,許多庶民覺得賞櫻受到拘束,紛紛轉戰向島,也就是隅田川的另一岸。
當時大河內安排公使團到向島去賞櫻,不知是否因為這層關係?
只是,就算去向島,總不能帶公使團到人潮洶湧的地段進退不得吧,這樣根本沒有文人的風雅,而且賞花就是要有茶有酒有音樂,與賦詩唱和,這才是身為舊藩主的大河內,所崇尚的花見品味。
到了當年3月16日的賞櫻日,陰雨綿綿的天氣居然在當天放晴了,令公使何如璋期待賞櫻,又擔心下雨掃興的情緒紓解不少。公使團一行人,包括正副使節、書記官黃遵憲,外加幾位隨行人員,一起前往大河內的宅邸「桂林莊」,大河內還邀請了一位熟稔音律的漢學者加藤熙,帶上古樂器,準備邊賞櫻邊彈奏助興。
大河內的「桂林莊」就面臨隅田川畔靠近淺草這一側,更確切的地點應該是在今戶附近,其舊宅有部分現今已劃入隅田公園。一行人搭著船,往對岸的向島,用現在的行政區劃來說,就是從台東區搭船去對岸的墨田區。
從公使團賞櫻的動線來看,在向島靠岸之後,先在墨堤小小散個步,在到白鬚神社旁的茶店飲茶,稍事休息,接著再步行到事先預約好,一家名叫「植木屋」,俗稱「植半」的料理茶屋,邊飲酒邊賞櫻,可以看出這是大河內用心的安排。能夠在墨堤悠閒散步賞花、飲茶,再步行到店家繼續賞櫻,應該是避開了人潮混雜的花見搖滾區。
向島與上野,在江戶時代就是遊人必訪之地。墨堤的櫻並木之外,白鬚神社附近的百花園,也是著名的櫻名所,現在也是。
至於公使團被領進那家叫「植半」的料理茶屋,在德川家光時代就開業了,根據1907年東京市所發行的《東京案內》,直到明治時期,它仍是遊覽向島必訪的著名餐廳。此外,「植半」在小說家池波正太郎的小說中頻頻出現。
通過公使團與大河內所留下的筆談資料,可以看見公使團的花見,有古樂器演奏相伴,更增添花見的風雅。清日文人或論樂之雅俗,或談櫻花之種類與典故,更紛紛提筆揮毫,賦詩詠櫻之美與花見之樂。例如黃遵憲的詩就寫道:
長堤十里看櫻桃,裙屐風流此一遭;莫說少年行樂事,登樓老子興尤高。
從黃遵憲的詩作中,大致能體現公使團來日,初次花見成就達成的喜悅。而此前對賞櫻抱有熱切期待的公使何如璋,在此花見與樂聲繚繞的氛圍之下,暫時將對日外交的挫折拋諸腦後。
至於大河內作為招待賞櫻的主催者,亦以「博得華筵才子賦,洛陽紙價一時高」,來呈現自己通過花見活動,製造清國文人接觸日本文化之機會,與促進日清間詩詞交流的成就感。
此後,賞櫻成為清國公使團成員,每逢春天必不可少的例行活動。例如黃遵憲經常單獨,及與公使館同僚、日本友人結伴賞櫻,而櫻飯、櫻餅、櫻糰子、櫻花茶等季節性的飲品食物,也是駐日公使群體通過賞櫻,所逐一體驗的物事。
賞櫻對駐節帝都的清國公使團而言,除了是進一步理解、發現日本歷史文化的一扇重要的窗口;也是親身觀察並體驗明治時期遊覽風氣的入門基本款。當然,清國公使成員的賞櫻體驗,只是觸及日本花見活動的一小部分面貌而已。
明治30年代,東京警方曾在向島對賞櫻民眾的失序行為祭出取締動作,逮捕了兩百多位泥醉者,女性還不在少數;打架事件也有將近一百宗;甚至還撿到走失的小孩。如果清國公使館成員看到這麼不優雅的賞櫻亂象,不知道會有多崩潰?
本文最初發表於Matters,內文經過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