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ner Greer：我為台灣感到憂慮

本文由 Tanner Greer https://twitter.com/Scholars_Stage 在 2020 年發表於他本人的網誌。

由 Reinhard Chau (Tommy) https://www.facebook.com/reinhard.chau 翻譯，發表於臉書擴散性高能外電新聞波專頁，授權陳易宏轉載，特此致謝。

本文建議與同一作者兩年前的文章一併閱讀。

原文與翻譯連結如下：

Tanner Greer：我為台灣感到憂慮 －－－－－－－－－－－－－－－－－ 2年前我為Foreign Policy寫過一篇名為《Taiwan Can Win a War With China 台灣可以打贏中國》的文章，但是最近我有點無法這麽樂觀地看待這個觀點。我會仔細說明我的判斷發生變化的原因。

我上一篇文章寫於2018年春季，70％內容參考了Ian Easton的書作，15％來自國際防衛期刊，15％出自本人自身進行的研究。Easton的研究資料主要來自2015到2016年，而過去4年其實事態不但沒有變好，還變差了。Easton最近的專欄也呈現出同樣不樂觀的情緒變化。

我個人來說，我變得較為悲觀的原因是我在台灣實地考察的9個月。在台期間，我訪問了數十名退伍軍人、民進黨政府的國安人員、台北不同黨派的國防相關智庫、台灣軍工工程師及現役國軍軍官；我遊遍了全島，實地考察了每一個灘頭，並且評估了各地民眾對國防的想法及態度；我亦與其他訪台的各國軍事顧問交換了意見；最重要是，我親身體驗了台灣的民主制度－我出席國民黨跟民進黨的大會、接觸專攻台灣政治制度研究的博士生、與台灣的媒體記者會面及每晚收看台灣的政治新聞。現在我人在美國，無法像19年那樣就近關注台灣的發展，也無法自稱為台灣專家，但我2019年的在台經歷的確削弱了我對台灣保護自身獨立自主的能力的信心。

我要感謝數位分析師及研究員刷新了我對台灣的認知－雖然他們應該會否認他們有講過本文所要論述的觀點，甚至會反駁我的說法，但我還是覺得要向他們致謝。台方的貢獻者為：安全顧問公司分析師廖彥棻、國防安全研究院網路作戰與資訊安全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生杜貞儀、記者黃柏樟、“Yuster Yu"(譯者註：我找不到這個人。。。)；外國貢獻者為：Wendall Minnick 及 Tom Creedon。還有幾個人我其實也想作出感謝，但我很難在不導致他們被吊路燈的情況下致謝，因此他們知道我在感謝他們就好。

2018年，我列出了多項台灣在兩岸軍事衝突中享有的優勢；其中很多仍然健在，包括：台灣作為多山島嶼的地形、對入侵部隊的數目要求很高導致不可能發動突襲、海峽氣候依然不利於兩棲登陸行動、台灣西岸仍然只有少數適合登陸的灘頭；現代戰爭講求精準打擊，而這類系統對防守方更有利；反介入/區域拒止戰術會妨礙解放軍水面艦隊在台灣附近的行動，因為便宜的導彈、水雷、無人機可以換掉更多更昂貴的艦隻，而我在美國海軍的朋友認為雄風三型比魚叉在實戰中可能表現更好；解放軍有兵源質量問題：我接觸過他們的士兵，我曾期待在他們身上看到美國士兵會顯露的自信、技能和智商，但我的希望落空了；解放軍亦嚴重缺乏實戰經驗，而且一直活在征服台灣輕而易舉的假設中，讓我很難假設他們在遇到挫敗後會保持高昂士氣；國軍為這種可能發生的戰事已經預備了數十年，他們一些軍事基礎設施令我印象深刻，例如花蓮的防核生化地下機場。

以上種種優勢依然成立，即使稍有不濟，共軍進攻台灣亦仍然是一場豪賭。利用台灣的地理和技術優勢，如果台灣人願意的話，台灣完全可以固若金湯。

這也是我想討論的問題：如果台灣人願意的話。

台灣的挑戰主要有二：一是軍事上的戰略戰術；二是文化、訓練及士氣問題。這些固然是國軍需要解決的問題，但它們後面其實潛藏著更嚴重的問題－各種層面上的失能。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它不但影響軍隊，亦影響負責指導國防改革的政府部門。台灣的民意代表需要為軍事上的問題與國軍士氣低落負責，選出這些代表的選民亦難辭其咎。台灣軍民關係失能、充滿破壞性的政治內鬥及失敗主義，令軍事改革難上加難，令台灣更難保護自己的安全及獨立。

國軍的問題在全世界廣為人知：過份投資在與解放軍交戰時作用有限、高端昂貴的武器平台。20年前，這個做法是合理的，因為技術優勢可以有效抵銷中國的物量優勢。但過去10年，中國的軍事技術開始與台灣甚至美國平分秋色，在某些硬件上國軍與解放軍甚至不處於同一個時代，導致解放軍不但在數量上有優勢，質量上也不逞多讓。

解決方案是，國軍的發展要參考中小型強國，例如伊朗、以色列及一些東歐國家；國軍要減少投資（不是完全不買）一些昂貴但在兩岸衝突中不算實用的設備，例如M1主戰坦克，因為台灣的地形不利於裝甲部隊的大規模應用，而且主戰坦克要在有空中優勢的前提下才能發揮。伊朗對美國海軍的威脅不是航空母艦，而是水雷、導彈、無人機及小型快速突擊艇；波蘭及波羅的海國家對抗潛在俄國入侵的方法是在建立常規戰力外，為全部國民進行游擊戰術訓練。伊朗海軍的邏輯不言而喻；波羅的海國家不是認為他們可以用游擊戰術消滅俄國部隊，而是知道他們要把戰事變成漫長而血腥的消耗戰－北約部隊前往支援亦需要時間，在那之前波羅的海國家要確保他們不會一個下午結束戰鬥；俄國在知道自己需要在應付北約常規部隊外還要提防各處神出鬼沒的游擊隊的時候，行動就會更為謹慎，更不會考慮進行入侵。

理論上講，台灣同樣可以做到這種效果。一旦中國入侵，台灣人可以用導彈和網絡攻擊騷擾像上海一樣的敏感地區，讓解放軍在被國軍消耗和分心應付國軍跟美國之間二選一；國軍數以千計的水雷和反艦導彈會令解放軍在成功抵達陸地前就大幅減員；解放軍會在海灘、森林、山地、城市與早有預備的國軍進行曠日持久的血戰；然後，還要面對2300萬名經過訓練的游擊隊員，而他們的武器可能藏在任何地方－台灣的地形非常有利游擊戰術，解放軍將會被逼花費無數個月應付此起彼落的游擊戰，同時在海上應對美日海軍的常規部隊。

有趣的是，所有人都知道台灣可以這樣做，包括每一個前往台灣協助的軍事顧問和智庫、每一個訪台的美國國防學者、美國國防部裡每一個職業軍人和文職人員。甚至，我去年7月與一名深綠前政府官員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他亦同意我的瘋言瘋語；我與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交流的時候，他們亦完全同意這個說法。這兩派人估計沒有辦法文明地說完一句話，但卻能有同樣的見解。

那為何所有人都知道要怎麼做，卻沒有人去制定相關戰略，安排相關培訓呢？每一年立法院都會把國防部長架去火烤一次，每一年委員們都會問部長台灣可以支持多久，每一年部長都會說兩星期。這說明台灣國防部的腦筋非常的死，而且只考慮在海灘上決定勝負。當然，這部份要歸功於中國的宣傳，部份是歴史因素－一般在海灘上未能阻止的入侵，在內陸也阻止不了。但是，這是不足夠的，特別是考慮到美國海軍也可能需要兩周或更多的時間摧毀中國的區域反介入能力的時候。台灣人要有心理準備，戰鬥需要持續多久，就會持續多久。

幸運的是，台灣2019的國防策略書終於有考慮上述的方案，也在有計劃地將死板的海岸防衛變成更靈活的多層防衛戰。問題在於，國軍的訓練之中仍未包括這些內容。最少，在2019年12月的時候，我訪問了國軍人員，查詢他們有否接受有組織撤退訓練或者陸基反近岸目標訓練的時候，答案都是沒有。令人不安的現實就是，國軍的訓練整體上都很有問題：我訪問到了一位這輩子沒有實際見過火炮發射的炮兵觀察員；我還訪問到一位因為國軍缺乏相關訓練，要自掏腰包前往泰國進行戰術戰鬥傷患照顧（TCCC）訓練的步兵。我估計在義務役人員中問題會更嚴重。

國外討論台灣改行募兵制時，重點一般會跑到縮小的部隊規模上去。當然，如果國軍做不到滿編，那會產生問題；如果國軍用垃圾訓練去應付義務役塞到滿編，問題就更大。我訪問了數位完成義務役的年輕人，問他們「是否知道被伏擊時要如何找尋掩體」「是否曾接受不具備空優下的行軍訓練」「是否知道隔壁的人中槍是如何處理」「是否曾學習解放軍的戰術、武器及組織方式」「是否接受過不用GPS下從甲地到乙地的訓練」等，答案都是，否。他們還分享了一些很有趣的故事：軍官不在現場和士兵一起，命令都是透過手機Whatsapp下達的；他們唱歌和打掃的時候遠多於花在行軍訓練上的時間；他們的射擊訓練只有一種射擊姿勢，一次一個彈匣，進行十次八次就結束了。

我認為這種惡劣訓練的原因之一是補給問題。國軍嚴重缺乏子彈。我不只一次聽到軍官抱怨，他們要假裝進行了訓練，以節省子彈；漢光的宣傳意義大於實戰意義；國軍積極迴避風險，並為此下調了訓練強度；而真正嚴肅有效的軍事訓練都是有風險有意外甚至有機會死人的。預備役武器庫在全台各處都有，但預備役人員甚少進行相關演習；有預備役士官跟我抱怨，他們其實不確定在真的被徵召時具體要做甚麽。嚴格來說，這些部隊只存在於文件之上。然後，台灣人總體來說，心理上和身體上都根本未預備好應對戰事。國軍的待遇亦相當的差：軍人社會地位很低，退伍軍人福利很少，軍眷亦無合適安排。和美軍截然相反，國軍的訓練不會讓你在離開部隊後在就業市場上更具競爭力，導致最聰明的一批人都在想辦法逃役。提倡改革和主張更多與外國軍隊交流的軍官，會被上層視為威脅，加以拆斥和邊緣化。

當然，國軍也不是全盤一潭死水。海空軍，特別是空軍，的表現就相當不錯，在外國同行中讚譽有加。現在的問題出在陸軍，而民眾接觸的最多的，剛好就是最有問題的部隊。大量年輕人可能是心懷興奮地進入義務役，然後被現實打臉。此文附有的漫畫就反映了這一點。在我訪問的數十名義務役人員中，只有一人對台灣的國防有信心，大部分人都充滿了憤怒和失敗主義。我就直接說了：台灣最大的敵人不是解放軍，而是自己的打擊士氣系統。

這個問題不難發現，很多人亦知道，難處在於要怎麼處理。我認為現存的台灣政治制度，沒有辦法在無外部因素下解決問題。我去年就這現象撰寫過文章，但問題不只於此。國軍搞成這種恐怖狀態，某程度上還因為它曾是蔣家的鎮壓工具。綠營的老一輩很難消除國軍是屠夫的印象，而這會影響年輕一代；這甚至會蔓延至全台人口。Dean Karalekas的調查訪問就反映了，最願意為台灣獨立而戰的人，也是最不願意自己孩子加入國軍的人。於是，偏綠的社運人士、學者、律師就沒辦法跟偏藍的國軍將領建立關係，也就不存在討論改善的可能。

台灣過去威權政治的歴史亦妨礙了現政府引導輿論和預備戰事的努力。過去，義務役被視為意識形態洗腦工具，因此民主化後政治戰爭部才被解散，但這亦令義務役建立國民身份認同和提高士氣的正面影響一同消失。日常的政府文宣亦因同樣原因，不會出現軍隊的宣傳。威權政治在台灣留下的心理陰影太深，導致現在民進黨政府做起事來綁手綁腳。

最後就是，台灣領導人不敢要求台灣人為他們的自由作出犧牲。抵抗解放軍是有成本的，包括更高的賦稅、真正意義的義務役、真正意義的預備役及軍事化一部分國家。這些都是蔡政府需要領導台灣人民去做的，但是蔡是被反對這些做法的選民選上的，所以她無法這樣做。台灣的國防不會討論台灣人身份認同問題，也就不太會引起戰爭；真正的預備戰事需要真正的成本，做出象徵性的預備然後等第七艦隊來援則容易得多。

我認為這也是美國不願意把話說太直接，承諾第七艦隊一定會來救援的原因之一。

當然，因為我是局外人，我嘴炮嗆聲沒有成本，我也不會被徵召或者被加稅，我的文化也沒有被威脅。但是，如果要討論美國對台灣的防衛承諾，我不願意讓美國士兵為不認真防衛自己的國家而死；而我認為除非美國施加外交壓力，否則台灣還是不會認真進行軍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