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訪談 111 @ 20201028 論田中奏摺與整全性世界觀

[00:00:05] 主持人：本周想要跟您請教田中奏摺。有一句名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就出於田中奏摺。這個田中奏摺出來之後，時任遼寧省國民外交協會常務委員會主席的閻寶航把這個奏摺翻譯成英文，在1929年10月於日本召開的國際太平洋會議的預備會上面發送給英美加各國代表，引起國際社會巨大的驚愕和譁然。之後在國際聯盟會議（1932年11月）上面，外交官松岡洋右直指田中奏摺是中國偽造的，中國代表顧維鈞當然就否認。這個時候正好是在九一八事變(1931)前後。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許多人的調查，一般認為田中奏摺是偽書。偽造者最有可能是蘇聯情報人員，其次有可能是國民政府自導自演。田中奏摺雖然是偽造的，但是它的內容跟1929年之後日本進行東亞和太平洋戰爭的國策其實若合符節，我們應該怎樣去解釋這樣的巧合？

[00:01:18] 劉仲敬：這樣的巧合其實是當時的人自己預見不到的。當時的人的想法跟後來的歷史相對照，按照倖存者謬誤的角度來講，如果不一樣的話就會被人遺忘，如果一樣的話就會被人記起來。其實，這樣的東西就跟八十年代那些“第三次世界大戰如何如何”的地攤小冊子是差不多的。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真的爆發了的話，它們也會引起同樣的想法。日本當然是沒有這樣的計劃的，但是各方面的反應也不是任何一個陰謀家能夠策劃得出來的，只能說是釋放出去的信號產生了它自己預見不到的效果。按照硬實證主義的方式，有兩個線索。第一，偽造者大概是蘇聯軍事情報系統的人，而偽造的時間(1925)早于田中奏摺真正發出來的時間，是在托洛茨基還掌權的二十年代，差不多就是郭松齡兵變的那個時代。第二，很像是亨特·拜登事件的電腦修理店盲人店主的、據說是從日本文件庫裡面把文件帶出來的那個人（蔡智堪），到冷戰時期的臺灣，還在領取國民黨的津貼。國民黨給很多莫名其妙的人物發過津貼，包括美國的黑幫的華人。由於他刺殺過進步党的報刊編輯之類的，在蔣經國時代還給他發過津貼，唐人街黑幫的大佬還要逢年過節去看望他。至於這個東西為什麼隔了幾年以後才拿出來，這又是很費猜測的事情。

[00:03:14] 二十年代的情況是，後來形成克格勃的那個系統還不是像冷戰時期那樣具有壓倒性的優勢，蘇聯的情報系統當時還是分立成為很多個互不從屬的山頭。屬託派的那個系統當時正在利用滿蒙的局勢，為托洛茨基在國內的政治鬥爭增加威勢。所以，二十年代中葉製造出這樣的文件，目的大概是為了誘使蘇軍進入滿蒙，跟英日帝國主義開戰。這樣一場戰爭，將使得托洛茨基主張的勞動軍制度和超工業化計劃在蘇聯黨內取得壓倒性的優勢。戰爭是需要軍事領袖的，而軍事領袖就是托洛茨基。如果戰爭爆發的話，世界革命的領袖只能是托洛茨基了。而列寧和布哈林準備採取的那種退一步的新經濟政策，正如托洛茨基這個高瞻遠矚的知識分子預見的那樣，早晚會走向一國實現社會主義道路。但是我們要注意，後來一國實現社會主義道路的主要推手斯大林當時還不是這個主意的。斯大林同志在羽翼未豐以前是願意隨大流的，支持當時流行的意見，而不是他自己的意見，而且當時他有沒有自己的意見也還是很成問題的事情。當時托洛茨基的計劃沒有成功，主要是因為列寧和布哈林的緣故。這份文件沒有放出來，恐怕也跟滿洲本身的局勢演化有關。如果郭松齡兵變成功，那麼托洛茨基的計劃也許就會更有說服力。但是張作霖既然能夠控制局勢，那麼由中下級情報人員製造出來的這份文件在上級看來就可能是不適合被拋出的，於是它就被打入冷宮了。

[00:05:22] 世界上有很多這樣莫名其妙的事情。例如德國間諜帕爾烏斯(Alexander Parvus)，他也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人，是列寧同志很多重要政策的主要設計者。按照列寧在瑞士和歐洲流亡的情況來看的話，其實當時的帕爾烏斯相對於列寧來說是大佬。列寧是一個靠寫幾篇罵人的文章勉勉強強掙幾個錢的衣食不濟的流亡者。而帕爾烏斯雖然是德國間諜，但他同時自己做的生意相當發達，有錢拿出來接濟列寧。當時列寧是仰望他的，但是按照今天我們的後見之明來看，帕爾烏斯好像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列寧是一個大人物。這種格局跟李大釗和茅原華山差不多。現在沒有幾個人知道茅原華山是誰了，其實他就是日本的一個類似專欄作家的人，李大釗自己在早年的時候經常抄襲他的文章。現在大家把李大釗看成大人物，覺得茅原華山只是一個過時的小文人，日本人都沒有人知道他了。歷史充滿了這樣的悖謬。

[00:06:30] 當時製造這份文件的情報人員所屬的系統，真到田中奏摺發出來的時候已經整個失勢。在黑暗的蘇聯內部權力鬥爭當中，我們不知道他有什麼下場，也不知道他這份文件是怎麼落到克格勃手裡面的。很可能他自己已經被處決了，而他自己的文件卻留了下來，被打敗他的人拿出來利用。這就像是中共一大的真正主持人尼克爾斯基那樣。我們要注意，他跟馬林不同，馬林是季諾維也夫系統的人，而他是托洛茨基系統的人。他後來也是在差不多的時間被斯大林系統的人搞死的，也變成了歷史上的那種必須從照片中抹去的人物，但他留下來的影響卻長大了。二十年代末的時候，蘇聯留下來的文件到底是不是蘇聯拿出來的，這是很成問題的事情，剩下的東西只能依靠推測來解決問題。田中奏摺真正拿出來的時候，推出這份文件似乎並不符合剛剛掌權的斯大林當時在國際共運和蘇聯國內推行的政策，所以這裡面其實是存在著多種可能性的。我比較傾向於腦補的那種可能性，就是說它並不是斯大林的意志，而是接管了剩餘資產的俄國情報機構在跟國民黨合作的時候的產物。

[00:08:17] 你知道在體制從不規範轉向規範的時候會發生什麼，有很多遺留下來的東西要整編。在整編的過程中，有些東西會直截了當被扔掉，有些東西會被納入新的文件庫和檔案庫，變成以後正規的工作模式。正規的工作模式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經過這種很像是修清史或修元史的過程，整理以後形成的。負責整理的人，這個人有可能就是我，所以我知道這種事情是怎麼搞法。有些文件夾，你甚至可以直接拿回家去。如果你捨不得、非要廢物利用一下的話，可以在你以後的工作中間拿來作為法寶。由於你有這個法寶而別人不知道，你就顯得神乎其神的牛逼，而你的所有合作夥伴或者理論上的同事就顯得很不牛逼。其實那都是因為你手中拿著這樣的秘密法寶。公務員很容易做出這種事情。

[00:09:10] 早期蘇聯和共產國際缺乏公務員的正規體制。例如，馬林就是西歐共產主義者，是季諾維也夫系統的人，是搞工運和暴動那一套的人。他的組織紀律性是很差的，他缺乏公務員性。而公務員性太強，那就會搞出像普京這樣的人。最後他的間諜機構跟教育機構和其他文官機構變得沒有什麼不同了，失去了一般人對特工工作的神秘想像和可能做到的特別威力，變得好像是第二外交部的普通外交官員差不多的角色。唯一的希望就是，每年漲工資，隔五年給我發一個勳章，最後我就拿高額退休金退休了。到普京時代，克格勃差不多就變成了這樣的人。而斯大林時代，公務員化的工作才剛剛開始。所以我認為，事情是在這個公務員化的過程剛剛開始的時候發生的。所有機構，就不要說情報機構，都有很多不會實行的計劃，你肯定有很多計劃要修改這個或修改那個。由於預算的關係或者人事的關係，肯定大多數執行不了，執行得了的只是極少數一部分。那些執行不了的東西，有一部分就落到了這樣的公務員的手裡面。

[00:10:31] 這個時代正是蔣介石的國民黨對滿洲和上海進行滲透的時候。這時存在很多政治上的障礙，上海是因為有帝國主義存在，而滿洲則是張學良周圍的滿洲國建制派。儘管形式上張學良和蔣介石已經結成聯盟，但是他們仍然會把關內的所有勢力看成敵對勢力，因此不能刺激他們。所以，國民黨在滿洲的黨部都是名義上的，實質人員要由張學良推薦，不能像是比如說蘇州或者杭州的黨部那樣由蔣介石拿來當模範省，以免刺激滿洲的建制派反彈。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用情報機構。這就是《城邦暴力團》所描繪的特務事件。為什麼要搞特務事件？就是因為特務工作是比較靈活的，沒有這方面的事情。但是問題在於，國民黨的特務工作是缺乏人力和訓練傳統的，因此他們非常依賴蘇聯和共產黨，而國共合作又有早期的歷史，所以清黨這件事情就是一個沒有法治可言、全憑清党委員和上級領導說了算的事情。

[00:11:47] 我可以認為，你他媽的就是一個不知悔改的共產分子，拉出去槍斃；或者我可以認為，你只是一個誤入歧途的可造之才，經過蔣委員長的感化以後，你已經幡然悔悟了，我繼續起用你。當然，真正的原因絕不是像剛才我說的那樣冠冕堂皇。我槍斃你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因為，雖然你其實是可以幡然悔悟的，但是我要你有個屁用，你他媽的也不過是會寫幾篇充滿了感嘆號的托洛茨基體文章而已，這樣的人我手下有的是，整天向我要飯吃，我沒有那麼多差事給你安排，煩死了，還不如槍斃算了；留用你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你是一個像錢壯飛這樣的人才，外語講的比我手底下的人好，我可以用一用你，可用之才自然就會變成可造之才。

[00:12:39] 總之就是，國民黨的情報機構的骨幹主要是共產黨人，這是在清黨之後而不是在清黨之前。有了這撥人，國民黨在滿洲和上海的工作才能夠順利進行。這兩個地方在當時是極其關鍵的。而蔣介石也有一定的指望，儘管我用了共產黨的中下級人員，但是這跟伊朗國王和凱末爾用共產黨是一樣的。領導人還是我，到一定時間我的人培養起來以後，我是可以把你做掉的。這個想法並不怎麼離譜，幹這種事情的人是很多的。但是如果錯過了眼前這個很好的時機，再過幾年，可能我就沒有這樣好的時機了。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蘇聯人製造出的一些廢舊文件，從由情報工作人員轉化來的公務員的角度來講，就是一些很現成的計劃。

[00:13:27] 這個就跟農業專家、蔗糖專家和經濟專家馮銳為陳濟棠搞錢的時候搞甘蔗種植園一樣，那個計劃並不是他自己寫的，而是夏威夷的美國糖廠寫的。夏威夷的美國糖廠寫過很多這樣的計劃。原因很簡單，就是技術升級的緣故。我們的廢舊設施要不要賣給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呢？賣給巴西人怎麼樣？賣給印尼人怎麼樣？菲律賓人要不要？於是，我有很多這樣的計劃。正好馮銳想要在陳濟棠面前搞錢，他說給我吧，於是人家就免費送給他了。他要是自己寫的話，還需要時間，不一定寫的出來。儘管他是農林專家，但是這個時候他已經忙著做官去了。美國人製造出這樣的東西，現成的技術專家搞出這些東西，免費奉送。當然，這種優惠也是可以得到好處的。你拿到這樣的計劃，下一步是幹什麼？買我的東西。買了我的東西以後，你要不要維修？維修的話，你買不買我的配件？要不要用我的技術人員？這是一筆長遠的大生意。現在這個東西我白送給你，以後是會有回報的，所以這個優惠是劃得來的。這種讓利行為骨子裡面其實是一種促銷行為。

[00:14:37] 對於情報公務員來說，他手裡面拿著很多這種不一定有機會執行、但是技術上似乎可行的文件，就像是馮銳的口袋裡放著爪哇糖廠、菲律賓糖廠和夏威夷糖廠拿給他的技術文件一樣。陳濟棠願不願意用他，他不知道，但是如果他在陳濟棠面前，你要什麼，我就能給你拿出現成的執行方案，那麼陳濟棠肯定會認為他是一個能幹的人物，以後就都交給你了，我自己也可以順便發一發財升一升官。情報公務員手裡面存的這些東西，就像是馮銳手裡面存的那些蔗糖技術文件一樣，那是很有用處的東西。指不定就是在這個時候，這些蘇聯過去在非正規化時期隱匿下來的現成可以用、但是由於政策需要而沒有拿出來用的文件，都到了國民黨的手裡面。

[00:15:32] 然後國民黨人在東京，據說是由一個臺灣人發現了田中奏摺。因為臺灣是日本帝國的屬地，所以理論上講他是可以為帝國政府從事一些工作的，看上去很可信。他拿出來以後就宣佈，我出於“全世界華人是一家，國民政府是中華民族崛起的共同領袖”這樣一個偉大的道義，把它交給了國民黨。然後由更高級的國民黨人員把它散發出來，就變得順理成章了。這個人當然是一個煙幕，真實的文件大概是蘇聯製造出來的，根據我剛才推理出來的這個步驟，拿到國民黨的外交人員手裡面。由於事變的核心是指向滿洲，就由國共合作安插在張學良身邊的滿洲情報人員拿出來打日本人的臉。

[00:16:25] 而日本人出於一種跟今天的拜登先生差不多的邏輯，並不認真進行反駁。驕傲的日本帝國貴族和軍人是有榮譽的。什麼叫有榮譽？就是凱撒的妻子不容懷疑。如果我是處女的話，我的名聲應該好到，別人一想到調查她是不是處女，就覺得是一個很滑稽的概念，名聲好到根本不會有人議論。有可能被人議論是不是處女，已經是名聲有點不好的那種女人。日本國民絕不會想到懷疑他們的貴族和軍人會做出不正當的事情，這是軍人榮譽的一部分。軍人像凱撒的妻子一樣，不應該自我辯護。我們是如此高度互信的。我們軍人出生入死，主要不是為了錢，不是為了別的，就是為了國民的尊重。而我居然會拿出各種各樣的文件證明我並非無辜，這就已經是國民不信任我了。那就像是，凱撒之妻其實沒有罪，但是僅僅是因為被人議論，就已經非得離婚不可了。這是一個有損榮譽的事情。

[00:17:34] 偉大的漢弗萊爵士有一個自責理論：如果公務員對你說“我沒有批評你的意思”，那就是在批評你了。優秀的公務員應該是，做出事情來，不會讓人想到你是不是應該批評的。但是，如果我直接批評你，那是不給你面子，等於說你真的有錯，而我又沒有把握說你是不是真的有錯。於是，我要打擊你，但是又不說你真的有錯，就要預先說一句，“我並沒有要批評你的意思，但是……”這個其實就已經是很重的批評了。而日本官員或者公務員如果真的會站出來做這種自我辯護，那就像是遭受了這種打擊，所以他們的反應就是極為憤怒。他們的表示就是，他媽的，憑我的榮譽和人格擔保，你就應該相信我，而你竟然需要我拿出證據，這就已經使我很丟臉了。於是，他不認真進行辯護。

[00:18:26] 你要知道，一個足球運動員可以討好裁判，但是他不會討好啦啦隊。如果啦啦隊員跳出來說是，“運動員，你給我證明一下，你這個球沒有踢好是什麼原因”，對於球員來說是一個嚴重的侮辱。他可以對教練這麼做，可以對裁判這麼做，但是啦啦隊算個屁。而小報記者之類的東西等於就是站在啦啦隊的地位上。他要你站出來澄清，從拜登先生的角度來說，你他媽的算老幾？我老人家搞冷戰的時候你在哪裡？我這麼辛辛苦苦給你們打下了一片江山，結果你們居然回過頭來倒潑我的髒水，我要氣死了。我不是給你列出各種證據，而是拂袖而去。如果是面對參議院的調查委員或者法官的話，那麼他可能會拿證據出來。一幫小報記者跟我玩這一套，我只能對你拂袖而去，要不然就太玷污了我的尊嚴。這是自以為上等人的自然而然的心理。

[00:19:23] 其實從內部人的角度來看，田中奏摺很顯然是假的，就是因為格式不合，日本公文的格式不是那樣的。所以，真正見過日本公文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這是假的。但是大多數人當然從來沒有見過日本公文，只看過小報文章。而且大多數人肯定像我這樣，看新聞只看標題，有時間看一看標題就差不多了。所以，它必然會在外圈造成相應的影響。而日本人保持他們驕傲的態度，根本不屑於辯護。我們要注意，國民外交、太平洋協會之類的東西，你要說它是學術機構或者民間機構，那差不多。那麼，一個正規的外交官要在民間機構向一幫外行小報記者論證這他媽的不是我們的公文格式，這個真的太累了吧。你想要向相信艾滋病是中央情報局散佈的人論證艾滋病不是中央情報局散佈的，這該是多麼困難的事情。你拿一堆實驗室報告出去，他看得懂嗎？因此事情就只能是這樣了。

[00:20:24] 但是我們要注意，通過國民外交諸如此類的找出來的東西，本來當時的人恐怕也是不指望它能夠得到什麼真正的效果的，就是造一造謠。造謠是失敗者和弱者的做法。比如說機關裡面有兩個女人最後變成了情敵或者其他什麼樣的敵人，有一個女人落敗了，那麼她的做法自然而然就是去造謠，造謠那個勝利的女人是上級領導的情婦或者公共汽車諸如此類的人。那個勝利的女人要不要去反駁她呢？怎麼反駁？你越反駁，越像是真的。如果你不反駁的話，又像是他媽的無可奈何地讓這種下等人占了便宜。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成功者都免不了要遭受這些的，所以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處於弱勢的這一方總會採取諸如此類的手段。

[00:21:14] 田中奏摺主要產生的後果就是在華語圈的新聞媒體讀者心目中。這些讀者看的就是這些小報，也是根據這些小報得出結論的。他們只有在比如說郭沫若和郁達夫都被國民政府第三廳或者其他機構招聘了、準備發揮全民動員作用的時候，才能夠產生相應的歷史作用。而這一步在當時基本上是沒有人能夠預見到或者沒有人能夠真正策劃的。包括後來採取行動的那些人，都至多是把這些東西當作一個次要的備選方案。但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往往會使次要的備選方案變成你走投無路時必須採取的措施。

[00:22:08] 日本人的外交是out的，落伍了二十年。它總是下意識地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那種井井有條的方式進行外交，所以它採取的應對方式始終是這個樣子的。田中本人是在南京事件的時候阻止英國人開炮打蔣介石的。在他心目中，國民黨還是黑龍會時代的那個國民黨，還是我們的小弟。在白種人面前，我們這些孤立弱小的黃種人要相互照顧一下，不能讓白種人斬盡殺絕。他不知道，當時的英國人已經是強弩之末，準備最後搞一波就撤退。英國人在遠東一般都是讓日本人當打手，自己出一個名號。既然它主要的打手都不願意幹的話，英國人就拍拍屁股撤退了。但是在田中心目當中，英國人仍然是八國聯軍時代的英國人，軍威無限強大。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以後，肯定是比八國聯軍時代更加強大了。八國聯軍時代都把大清國打成那一副糟樣，如果這一次再讓他們打國民黨的話，國民黨不知道會被打成什麼樣子，所以我一定得出來求一求情。他沒想到，他這一求情，英國人就索性撒手不管了，造成的政治真空主要是由日本人來承受的。

[00:23:22] 而松井大將心目中的計劃也是蔡松坡雲南起義時軍部的計劃。李烈鈞和蔡松坡是同一性質的人，現在不是還有劉湘和李宗仁嗎？他們所在的位置是一樣的。蔣介石在南京的地位，看上去還沒有袁世凱在北京來得強。日本人的雙重外交當中，霞關的正式外交家還以為遠東是大英帝國獨霸的地方，而軍部的第二重外交家還以為李宗仁和劉湘能夠發揮蔡松坡和李烈鈞的作用，把蔣介石打成第二個袁世凱是沒有問題的事情。因此，他們這樣out的結果，就自然而然促成了1935年蔣介石和斯大林的實質軍事聯盟。

[00:24:14] 這樣的實質軍事聯盟，按照一戰以前的遊戲規則來說的話，基本上是一個騙局。後來證明也確實是騙局，被騙的是蔣介石。而蔣介石也不一定是真正被騙，被騙的那個蔣介石是國民政府首腦的蔣介石。等到戰爭爆發了以後，他接二連三地派人到莫斯科，要求斯大林出兵。而斯大林像敬愛的張儀同志對楚懷王一樣，告訴他，我們什麼時候答應給你六百里土地了？我只答應把我自己領地的六裡土地給你。我派一些蘇聯志願者給你就可以了，參戰是不可能的。但是這時候你已經跟齊國翻臉，跳進了陷阱，只有硬著頭皮吃下去了。但是這只是作為國民政府首腦的蔣介石。作為私人的蔣介石，他已經把劉湘和李宗仁他們全部捆綁下水，已經是以國民政府的犧牲成就了蔣介石集團和蔣介石家族個人的偉大聲勢，他們自己的事業已經打開了。所以，蔣介石也是有兩個的，私人的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蔣介石。到底在他心目中是哪一個蔣介石更佔優勢，可能他自己心目中也談不上很清楚。

[00:25:27] 對於蘇聯來說，田中奏摺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對於國民政府來說，運用田中奏摺把其實是親日派勢力構成主要底色和建制派的中華民國扭向親蘇派（革命派）所控制的這條軌道，是非常重要的。關於東亞窪地色彩，最近有一個不久之前才產生出來的滑稽歌謠差不多就說明了這個問題。它的內容大概是這樣的：鮮卑唐，沙陀宋，回回明，滿洲清，日本民國，蘇俄共。意思就是說，中國全都是殖民地政府，太上皇從來都在中國境外。這個歷史當然比官方編著的中華民族史更接近於實際情況。這裡面最要害的就是“日本民國，蘇俄共”。

[00:26:29] 第一個中華民國，1912年的中華民國，是誰建立起來的？是日本建立起來的。並不是說曾國藩和李鴻章留下來的東南各省真的有能力擺脫滿洲人。他們是在滿洲人留下來的這個准國際體系中扶起日本人當自己的領袖，來代替衰老的滿洲人。而日本也是分兩層的。亞洲主義那一撥認為，黃種人之所以不行，就是因為滿人太不行了。我們日本人來領頭的話，清日韓三國不會在白人帝國主義面前落到這種地步。而清國畢竟是我們的黃種人小兄弟，日本人不來提攜他們，誰來提攜他們呢？而霞關的正規外交官則認為，日本人是英國人的小弟，好不容易弄到的地位，不能這樣冒險。所以，辛亥革命實際上是民間勢力——就是軍部和泛亞主義勢力援助宋教仁和革命黨人的結果。

[00:27:29] 最後辛亥革命半途而廢的原因也是因為，建制派在朱爾典和袁世凱結成聯盟以後立刻就縮了回來，認為不能冒這個險，還是按照朱爾典公使的意見辦。但是朱爾典公使其實弄的是空架子。如果他瞭解了全部內幕的話，就會知道朱爾典公使的政策不代表英國的政策。英國的政策像奧巴馬總統在阿拉伯之春時期的政策一樣，他們沒有任何政策，他們沒有預見到在世界上的次要地區會莫名其妙地亂起來，也沒打算該怎麼辦。在這個時候，現場的外交官就拍拍腦袋，根據“我們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偉大價值觀，開始去支持民主化了。但是這個政策並不出自于奧巴馬或者華盛頓的國務院，而是出自於華盛頓的低級外交官和現場的美國使館人員。朱爾典公使在北京製造的政策也不是威斯敏斯特和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的政策，後者是事後追認的。而是他根據英國國家精神的理解，認為他就應該這麼做。

[00:28:31] 當時如果日本人跳出來實行另一種政策的話，他至少是會修正自己的政策。英國所依賴的主要打手，像在八國聯軍時代一樣，如果有事情需要武力維持，比如說在通州兵變或者北京兵變的時候要派兵進京維持秩序的時候，它主要是指望日本人替它出兵的。並不指望它能夠從香港或者新加坡抽來頂多幾百人的印度兵，而是指望日本人直截了當地給它派兩萬人過來。所以，日本人當時如果說話的話，朱爾典是會聽的。但是，歷史是沒有後見之明的，所有人都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決策的。而日本人的作風是謹慎和封建性的忠義，於是他們的決策就變成了我們所知道的那樣。

[00:29:18] 而莫斯科的決策之所以能用較小的成本獲得較大的收益，也就是因為它的冒險性，它可以做十九世紀體面的資產階級不敢做或不肯做的風險投資。十月政變和解散立憲會議本身都是這樣的風險性政變。後來蘇聯上臺的每一個領導人都是依靠政變上臺的，他們都是賭徒。賭徒倖存下來，不是因為他有多麼高明，而是因為沒有倖存下來的人全都死了，不能為自己辯護，因此他們的策略也就被說得非常低能。這是一個逆向的人則原理。因為我活下來了，所以我就是正確的。而我活下來的前提就是，其他人統統在歷史上被一筆勾銷了。

[00:30:05] 於是，田中奏摺在三十年代發揮了這樣的作用以後，在那些外圍文人和宣傳家的手裡面就自然而然變成了“日本處心積慮、早有陰謀”的結論。但是實際上，日本人顯然沒有這個陰謀。田中並不是激進的大陸主義者。相反，他一再節制真正可能存在的那些激進派人物。松井不是反華派，而是中華民國內部還抱有蔡松坡時代、二十年代願望的那些新軍軍官的老朋友。他們心目中還懷有一個中日提攜、黃種人提攜、泛亞主義提攜、跟著日本老大哥改善中國腐敗政治的共同願望。在他們心目中，反對袁世凱和反對蔣介石都是爭取民主，按說都是應該可以取得勝利的。如果蘇聯不進行干涉的話，蔣介石的下場確實不會比袁世凱好得多。這也是從反面說明蔣介石必須跟蘇聯結盟和發動戰爭、即使當楚懷王也在所不惜的原因。他跟楚懷王不一樣，楚懷王之所以顯得很可憐，是因為他是楚國的正統君主。如果不被張儀欺騙的話，他還是能夠當得下去的。但是蔣介石是一個革命領袖，而且是在革命黨的眾多派系當中資格不算是最老的一個派系。他如果不能掌握到蘇蔣聯盟這個重要的資源渠道的話，他自身在國民黨內部是不可能長期維持統治的。

[00:31:37] 於是這一系列陰差陽錯就把歷史導向了，使作為日本藩屬國的第一個中華民國變成了作為蘇聯藩屬國的第二個中華民國。但是第二個中華民國未能徹底清洗第一個中華民國留下來的親日派元老軍閥和他們的依附勢力，這個任務要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徹底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顯得殘忍、卻比第二個中華民國來得穩定，關鍵就是因為第二個中華民國是矛盾性的。它的上層是蘇聯的代理人，而下層卻是日本的代理人。在它清理完下層以前，它的政權始終具有陳水扁的性質。陳水扁必須在國民黨培養起來的人員之上，漂浮在上面，執行他的政策。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那樣，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裡面。對於他們來說，是三分之二以上的政權不在自己手裡面。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第二個中華民國的歷史依據就在這裡。既然你要做蘇聯的傀儡，那麼僅僅控制上層是不夠的，還要把社會底層也整個洗一遍，然後你的江山才能穩固。而蔣介石未能洗得很徹底，所以他的江山就不穩固。在這個過程當中，日本自己的小弟被別人搶去了，自己費心費力培養出來的第一個中華民國現在產生了中華民族，要建立在反日民族主義的基礎上。

[00:33:05] 我們要注意，梁啟超是中華民族發明家，他心目中設想的中華民國是建立在反俄戰爭的基礎上的。他在東京面不改色地宣佈（《譯印政治小說序》），政治小說是世界文學當中最高貴的品種，全世界最偉大的文學家是英國首相比肯斯菲爾德勳爵(Benjamin Disraeli)。根據這個邏輯，他就開始寫《新中國未來記》。當時還只有清國而沒有中國。清國人說自己是中國人，這個意義就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說自己是大蜀民國人一樣。有這個說法，就已經夠得上砍頭的罪名了。他在這個時候寫出了《新中國未來記》，未來的新中國大總統是黃克強。這時候他老人家還不認識真正的黃興黃克強同志。之所以是黃克強，是因為泛亞主義者的邏輯是帶種族主義色彩的。黃種人推翻白種人帝國主義的統治，這個學說主要是日本人製造出來的，跟威廉二世皇帝的黃禍彼此對應，相互加強。黃克強是率領黃種人走向強大的、偉大的中華民國的大總統。他的偉大貢獻是，率領新中國的人民推翻了滿洲人，然後在俄國人在革命時期企圖爭奪滿洲蒙古的時候，率領軍民打敗了俄國人，新中國建立在中日韓聯盟反對俄國帝國主義的基礎之上。但是，蔣介石的第二個中華民國的中華民族建立在反日民族主義的基礎之上，中華民族是在抗日戰爭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在毛澤東和黃俄分享權力、打倒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時候，這一套是不能提的；等到江澤民又重新拿回中華民族這一套的時候，反日又變成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

[00:34:55] 這個跟歷史的真實並沒有什麼關係，這也不是歷史真相學家和考據學家能夠搞出來的。台兒莊戰役或者四行倉庫保衛戰到底是編出來的還是真實的，有區別嗎？如果是編出來的，我也可以說，並不是因為共產黨特別喜歡歷史作假，而是因為它自己的貧下中農技術人員水平有限而時間緊迫。上級現在就要讓拿成果，我就拍拍腦袋自己編一套就行了。如果我收編了一些前朝遺老，以及改革開放以後我們漸漸富起來了，可以培養一些比較專業的人員，那麼我也可以拍出自己專業性的電影或者搞出比較專業性的考據。反正所有人跟所有人都打過仗。意大利民族的主要敵人到底是法國人、奧地利人還是西班牙人？這是無所謂的。如果在建構當中我要以反俄為主要說辭的話，那麼我就要拍《傲蕾·一蘭》之類的電影，描寫康熙皇帝的黑龍江戰役，把滿洲人說成是中華民族英雄，跟萬惡的俄國人作鬥爭；如果要說反日民族主義，那麼當然要拍什麼台兒莊之類的東西。

[00:36:06] 是不是符合歷史考據，這個是次要問題。如果有條件的話，我也可以讓它更符合考據一些；如果沒條件的話，這些都是次要問題。重要的事情是怎麼建構。按照哪一個方向建構，另一個方向的材料你就把它打入冷宮。反正占人口90%以上的吃瓜群眾的歷史知識來自於：第一，中小學國民教育讀本；第二，電影、電視和大眾傳媒塞給他們的材料。從框架的角度來講，主要是中小學國民教育起的作用，後來那些只是材料而不是框架。從數量上來講，當然95%以上都是這些影視材料。然後極少數像灰塵一樣的幾個歷史真相學家從故紙堆裡面拿出一些材料，“我要打你的臉，我要證明你這些革命烈士都是流氓，你這裡說了謊，那裡說了謊。”誰聽你的呢？你有幾個讀者？頂多幾萬人、幾百萬人，在幾億人口當中等於nothing。

[00:37:02] Anyway，中華民族就是這樣建構起來的。這些都是政治。只有極少數傻逼才會以為，這些建構技術當中的實證主義成分多一點或者少一點是學術問題。這當然不是什麼學術問題，這個就是純粹的政治問題。你要往哪一個方面建構，都是有詞可說的。儘管兩種建構體系在敘事體系和國民教育讀本當中看上去好人和壞人完全相反，原來的好人突然變成了壞人，原來的壞人突然變成了好人，但是這是沒關係的事情，一點都不影響只讀過某一種國民教育讀本的人內心的道德觀念。只要他一輩子隻讀一種國民教育讀本，比如說像保加利亞人，他們的國民教育讀本告訴他們，我們是保加爾人的後代，突厥人是蠻子，希臘人是腐敗分子，我們保加爾人才是英勇的蠻族，於是大家也就會真的這麼相信。

[00:37:52] 但是如果幾種民族發明家懸而未決的話，那就會培養出比如說像我這樣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我上中學的那一年，就是兩種國民教育讀本交替的年份，對抗日戰爭就有兩種不同的評價，所以好人和壞人顛倒過好幾次。而在我活動的這些年代裡面，各派的歷史發明家還在激烈地駁戰，對長春圍城諸如此類的事情進行各種洗地翻案、反洗地反翻案的鬥爭。我們不要以為這是一個歷史真相問題。儘管有很多人是像曼德拉追隨者那樣的民主小清新，認為這是為了真相和和解，為了民主而奮鬥，但是這實際上是幾種不同的建構模式之間的鬥爭。最後，在鬥爭懸而未決的時候，要依靠我們敬愛的習近平同志用武力來決定。

[00:38:39] 當然，我也可以製造出一套大蜀民國的敘事體系，認為淝水之戰的苻堅是大蜀民國的帝國主義者，楊展和秦良玉是巴蜀利亞民族英雄，朱元璋和張獻忠全都是中國侵略者，鄧小平是我們的民族叛徒。這樣的主要好處是為了把我自己洗成好人，跟我作對的人全都變成壞人。但是它能不能夠行得通，關鍵在於，首先要殺掉跟我作對的所有人，然後把我自己版本的這個課本塞進下一代的巴蜀利亞青年學生的大腦裡面去。只要他們像保加利亞人一樣習慣於讀我設計的這一套歷史敘事體系的話，接下來的事情就一切都好辦了。但是困難的關鍵其實還是第一步，我怎樣才能夠把其他人統統殺掉的問題。這就是一個殺人能力的問題了。統治權歸根結底就是一個殺人能力的問題，枝枝節節的繞法終歸還是繞不過這一關的。

[00:39:29] 所以，歷史在當時的人沒有預測到的情況之下，陰差陽錯的，中華民國由日本的藩屬國終於變成了蘇聯的藩屬國。而蘇聯的動作是堅定的，日本的動作是猶豫的。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國民黨和中華民國還是誤入歧途的自己人，所以它總是下不了狠手。而蘇聯和它的代理人卻是行動堅定果斷得多。這也是日本人最後輸掉的原因。等到事情走到這一步，那麼文宣人員就可以站出來說：你看，我們早就說過了對不對。文宣人員的做法就是，事後製造歷史，再倒扣上去。比如說，你可以看出，今天美國的費拉右派和費拉左派正在振振有詞地論證富蘭克林·羅斯福時代的民主黨是保守派還是進步派的問題，這當然是純粹滑稽的事情。不要說羅斯福那個時代，就是裡根那個時代，美國就很少有保守主義這一說。無論是裡根和蒙代爾，還是羅斯福和華萊士，他們當中很少有人曾經說過他自己是保守主義者或者他的競選對手是保守主義者。保守主義這個詞有點流行，那是克林頓以後的事情，特別是在小布什發動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以後的事情。但是他們就說得這樣有鼻子有眼，好像自古以來美國就有一種叫保守主義的東西。

[00:40:51] 文宣人員到了真正的戰爭爆發的時候，自然而然要套你，說你們自古以來都是壞蛋。比如說文宣人員就會說，民主黨自古以來就是左派，共和黨自古以來就是保守主義者。這當然是胡說八道。同樣的文宣也自然會用到日本人頭上，因此松井石根或者田中義一自古以來就是侵華的帝國主義者。儘管他們在不多幾年以前，在日本國內扮演的角色其實是完全相反的，但是這沒關係。下等人所接受的就是下等文宣，下等文宣的用處就是以柔性的方式指揮你，它跟古代牛酒犒軍（用一塊牛肉和一杯酒就打發你去送死）的效果是差不多的。民主小清新會憤怒地說：“你們怎麼這樣對待人民？”美國人民得到的待遇真的會更好一些嗎？我看倒也不見得。為什麼一個美國人會投票擁護拜登或者反對拜登呢？他自己後來可能會解釋說，我發現拜登是一個腐敗分子，他在烏克蘭拿了很多錢，因為我的社區領袖是這麼告訴我的，而我沒有看到過其他的東西。而支持拜登的人則看到了其他的東西。你看到什麼東西或者不看到什麼東西，是你自己做主嗎？不是的。就是你頭上的、比你階級地位稍微高一點的小梁啟超灌輸給你的。

[00:42:11] 至於那種“我自以為我瞭解所有各方的觀點，瞧不起你們這些傻逼”的人是什麼人？浮在半空中的遊士。這些遊士占人口的極少數，像灰塵一樣稀少，他們根本不能左右大局。那麼我們可不可以啟蒙一下民眾，讓民眾像我們一樣開明進步、瞭解所有觀點呢？第一，你自己計算一下這個成本，這個成本跟一家賣牛奶的牛奶公司想要把整個美國市場壟斷起來的成本差不多。要麼你乾脆實行國有化，你自己到國家計委去混一個差事，把你自己的牛奶作為國民保健品和專用飲品推廣到全國，這樣你才可以實現這個要求。如果你通過市場經濟方法去實現的話，那麼在你實現之前，你的公司早就破產一百次了。這個簡單的成本問題，一般是知識分子不會去算的，所以他們還以為啟蒙是一件很可行的事情。其實，最後實現的所有啟蒙，比如說像法國茹費理(Jules Ferry)政府推行的公立學校政策諸如此類的東西，全都是依靠國家預算和國家暴力執行的。依靠國家的錢和國家的槍，而不是依靠市場自由競爭的結果。指望依靠民主和開放的條件能夠做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

[00:43:20] 第二，如果你真的做到了這一點，效果一定是糟糕透頂的。人民的道德觀念是依靠什麼來維持的？是依靠我們敬愛的、現在已經坐牢的王怡牧師所說的“具有整全性的世界觀”。他堅持說只有加爾文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才具有整全性價值觀，而他自己是加爾文主義者。我對這一點抱有極大的懷疑。我的看法跟喬治·奧威爾差不多。當然，王怡所謂的整全性價值觀可能是神學意義上比較嚴格的價值觀，而我所謂的整全性價值觀只是唐太宗和君士坦丁大帝這些現實政治家所謂的“能夠維持人民日常生活，能夠讓一個普通人過有道德的生活”的粗略價值觀。那麼，這種粗略的、跟王怡定義不一樣的整全性價值觀，毫無疑問是存在於伊斯蘭教徒、東正教徒和儒家信徒身上的。一個真正的儒家學者，像海瑞這樣的儒家學者，他確實是到死都認為自己過的是古聖先賢教導的符合道德的生活。按照啟蒙思想家的看法來說，這當然是你的閱讀量不夠廣，要我給你啟蒙啟蒙。我把基督教、伊斯蘭教、共產主義和各種思想統統塞到你的腦袋裡，像女人自由戀愛打倒包辦婚姻那樣，經過自由的選擇，得出自己最終的結論。十之八九這樣的訓練製造出來的結果是，大概有五百分之一的機會可以製造出伯特蘭·羅素這樣的開明知識分子；五百分之三百五十的機會，製造出一個毫無道德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他會認為他媽的所有道德都是騙人的，我還不如利用這些道德來騙一騙別人，我自己得利好了。

[00:45:04] 歷史上的啟蒙能夠成功，都是一種整全性世界觀在基層群眾中打倒其他的整全性世界觀的結果。例如，基督教徒就把朱利安皇帝惋惜不已的希臘文化統統洗了出去，把羅馬帝國的人民變成狹隘的、道德的基督徒。這些底層的、文化不高的基督徒，他們除了聖經教導他們的東西以外，並不知道任何其他東西。他們心目中，伊斯蘭教徒之所以是壞人，是因為穆罕默德是崇拜魔鬼和偶像的人。他們不知道伊斯蘭教是堅決反對偶像崇拜的。但是他們的牧師是這樣告訴他們的，而他們的牧師自己只知道伊斯蘭教徒是我們的敵人和壞人，並不知道伊斯蘭教徒壞在哪裡。他們的牧師的神學知識也是很少的。但是，這樣的教徒在自己的日常生活當中毫無疑問是一個能夠維持社區生活的好人。如果突然跑來一幫伏爾泰和盧梭之類的人告訴他，“你的牧師在騙你，你過去尊重的那些有學問的人全都是在撒謊。你看，伊斯蘭教徒是這樣的，猶太教徒是這樣的，新教徒是這樣的，你們祖祖輩輩反對的那些人其實有些比你的祖宗還要好呢。”然後比較高級的神學家才會論證說，他們的神學這裡不對那裡不對。但是他們講的，很遺憾，大多數都是老百姓聽不懂的話。於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會出現馬基雅維利時代的意大利那些極其狡詐、毫無道德觀念的人。

[00:46:28] 茹費理和路易·波拿巴用啟蒙主義的法蘭西愛國主義在公立學校裡取代天主教的道德觀，也是為了解決自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以來解決不了的一個重大問題，這個問題斯大林同志也遇見過：革命的共和主義者很難找到跟他們具有同樣思想的妻子，女人是堅定的天主教徒。巴爾紮克小說當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虔誠信奉天主教的女人，如何看待她的丈夫為了政治需要或者真正受啟蒙思想影響而做出各種天主教教義不允許的事情。這種婚姻的原版大概就是拿破崙的公安部長約瑟夫·富歇，他的妻子就是一個無比虔信天主教的、忠誠的、順服丈夫的女人。這個女人的丈夫首先是一個殺人如麻的革命黨人和共和黨人，後來又恬不知恥地連共和主義也不要了，在拿破崙同志的手下當了帝國的新貴族。但是她出於天主教教義，是不能離棄這個看樣子必然要下地獄的丈夫的，他必須對這個丈夫嫁雞隨雞地追隨到底。於是，這樣的痛苦的婚姻就變成了巴爾紮克小說的主題。這樣的女人會寫信給羅馬教廷或者其他什麼人，問她能不能夠拋棄這樣的丈夫。而教廷則一如既往地告訴她，不能，這是你作為妻子的義務，你要留在原來的家庭裡。於是，丈夫和妻子都非常痛苦。丈夫往往就在外麵包了小蜜，然後私生子又鬧出各種各樣的糾紛，諸如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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