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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村落之聲】巷口路燈、街邊長凳、自造友善椅⋯⋯街道家具，滋養街道生活的美好頓點
更新於 發佈於 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作者：王昱文（臺大城鄉所碩士）
本文轉載自台北村落之聲春季專題「步行城市」。 步行是人們參與都市生活最直接的方式，也是社區交往萌芽的基礎；街道則是公共生活交疊的所在。一座以人為本的步行城市，究竟會是什麼模樣？歡迎至台北村落之聲與我們一起思考。
又是一個人回家的晚上，但這次孤單沒有驀然襲來，畢竟這次有巷口那盞替你照亮去路的路燈陪你。當然，忙碌一天所累積的疲憊還是準時報到，於是走在路上的你也就這麼與路邊的長椅打起了交道。找個合意的位子，可能是靠邊也可能是正中，總之，讓那疲累的重量任由長椅來撐。
上述的情境，也許不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經驗，然而其中所提及的街道設施，卻是我們都熟識的記憶。街道上常見的除了路燈、長椅之外，還有如郵筒、消防栓、垃圾桶、候車亭、腳踏車架等這些被我們泛稱為「街道家具」（street furniture）的設施物件。它們出現在我們最熟悉的街頭巷尾，發揮著改善都市環境、輔助交通運輸等效果，也供人們在城市奔走的途中，擁有短暫佇足的可能。也正是這些街道家具所促成的停留，讓人與人的交流能在時間的暫緩中發生，公共生活也才能夠萌芽。因而，街道家具的存在被視為判斷都市環境好壞的標準，同時也是觀察都市公共生活蓬勃與否的指標。
好的街道家具，提升城市公共生活的品質
好的街道家具，是城市公共生活之所以能夠運作的根本條件；好的街道家具，也建構了我們在城市生活的集體記憶，在若無似有中，形塑出一座城市的印象。
都市角落中最常見的街道家具，是支持著都市公共生活基本運作的機能性設施。譬如，路燈提供了夜歸人們行路的安全，垃圾桶滿足了公共衛生維持的需求，候車亭、郵筒則提供了更便捷的公共服務。街道家具也是城市欲企及更理想的規劃願景時，必須先行設計、安排的設施；近年來，政府為打造自行車友善城市，增設了許多腳踏車的停靠架，而蘊藏在其中的城市生活劇本，即是希望透過更加便利的腳踏車騎行體驗，促進、鼓勵人們以自行車作為主要的交通方式。
在人本友善的步行城市推動上，增設街道長椅也是格外重要的安排。對於無法久行、久站的群體，如年長者、行動不便者或攜帶幼童的家長而言，街道長椅的增設對於提升步行經驗也有著相當大的助益。
除了機能性以外，街道家具也經常是一種美學上的展現，甚至成為城市獨特的文化象徵。舉例來說，在巴黎市區隨處可見的華萊士噴泉（Fontaine Wallace），是一座有著四個女神雕像環繞的供水小亭，在自來水普及的今日，即使噴泉早已失去當初供人裝取飲用水的目的，它卻以極具藝術感的外型，成為巴黎指標性的街道家具。
又如倫敦著名的紅色電話亭，隨著手機普及，人們使用公共電話的需求減少，原本公用電話亭也逐漸式微，不過其鮮豔的外觀與復古的造型，卻已被視為英倫風格的經典。人們於是開始將這些電話亭改裝成為流動圖書館、手機充電站或 AED 配置站，讓電話亭逐漸蛻變為揉合各種功能與意義的街道家具，持續在城市中與人們作伴 [1]。
確實，好的街道家具，蘊含著豐富公共生活的可能。各式各樣的街道家具為街道注入生命力，吸引人們停下腳步，許多意想不到的互動交流由此而生。也因此，街道家具的設計越來越受到都市規劃者重視。
不過，街道家具成為城市中熟悉且必要的存在，不過是這幾十年來的事，且街道家具在城市中的出現，涉及到不同歷史脈絡下，城市政治的角力以及資本的滲透。總的來說，「街道家具」這個詞從出現到被廣泛使用，反映的是不同時期都市治理邏輯的轉變。
臺灣街道家具的生與死：政治造景、城市美學與資本掛帥
（一）起初之時：街道自己長出來的家具
公權力開始介入並主導街道家具的設置與設計，始於十九世紀歐洲的都市規劃，為的是透過設置標準化的街道家具，改善公共衛生與形塑都市地景的一致性，打造出現代化的都市空間。
相較於西方都市，臺灣直到日治時期的市區改正計畫時，才首次經歷了現代主義式的都市規劃──道路、公園等象徵著現代性（modernity）的公共空間首次降臨臺灣，路燈也開始普遍出現於市區當中。然而，此時日本政府仍嚴格管控人民在街道上的活動，並未積極擺置街道家具。
二戰結束初期，臺灣都市建設著重於防空、疏散等軍事目的。彼時的國民政府將大量資源挹注在道路修復，在「反攻大陸」的暫時性治理心態下，並未對臺灣的都市建設有過多的心思著墨。在政治性的限制下，隨著一九六〇年代開始大量城鄉移民湧入、都市空間快速擴張，原本都市的公共設施與服務，於是顯得捉襟見肘。在政府缺席的情況下，許多非正式部門遞補上來、自力營造街道家具，如早期公車亭尚未普及，許多柑仔店代為收售車票，同時也在門口擺放候車用的座椅。
（二）蓬勃發展：街道家具的政治生產
由非正式部門填補公共服務缺口的狀況，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後開始轉變。隨著臺灣經濟快速成長與政治民主化，政府為回應中產階級市民對市容環境的要求，逐漸將改善都市空間的計畫納入施政重點。
最關鍵的轉變出現於 1994 年市長民選後。相較於大型公共建設，貼近民眾生活的街道家具，更可作為城市首長展現政績的手段，街道空間頓時成了各方角力的政治造景。以臺北市為例，在陳水扁執政期間，便以提升生活品質與建立臺北人文化認同，來吸引中產階級市民的支持。1998 年馬英九擔任臺北市長時，宣示在臺北市打造具有巴黎浪漫氣息的街頭氛圍，積極引入西方城市美學意象。北市府亦在 2001 年成立「臺北市街道家具設置及營運計畫執行小組」，成為政府專案統籌規劃街道家具的濫觴，也開始讓街道家具成為公部門施政的重要項目。
街道家具的美學化也在一九九〇年代後開始發展，直到今日都未見停歇。如 1999 年臺北市在敦化北路至敦化南路一帶打造「藝術通廊」[2]，以及在 2016 年申辦「世界設計之都」[3]，都是讓大型公共藝術作品成為街道的一部分，藉此作為城市行銷的重要象徵。誠如馬派地理學家 David Harvey 所說，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社會中，都市競相以獨特文化品牌創造吸引力。街道家具的多重意義正在於，它是常民生活中最熟悉的存在，也是政治角力滲透其中、建構自身治理正當性的空間部署，更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城市競爭下最具體而微的實踐。
➤ 延伸閱讀：面對台灣設計環境的困境與建言 - 設計之都的契機
（三）近來隱憂：街道家具的商品化
公部門對街道家具的投入，改善了公共服務與都市環境，於此同時也帶動了地景營造的商機。為了減少財務負擔，公部門選擇結合私人資本，以 BOT 的方式發包廣告公司負責經營管理街道家具，也以獎勵的方式，鼓勵私人企業投入維護街道家具，舉凡街道座椅、候車亭、公共廁所，都成為企業可認養的對象。在許多街道家具上，都可以看到企業打造品牌形象的痕跡：經歷過九〇年代的人，大概都對「麥當勞叔叔長椅」印象深刻。即使這些長椅和麥當勞叔叔，日後因「人行道上不可擺放私人設施」的規範而撤除，其曾經的身影仍成為了城市的集體記憶。
的確，私部門的投入固然可能增加街道家具的數量與品質，但有時商業的置入反而會與公共服務的需求發生衝突。如候車亭為了放置廣告燈箱，反而壓縮站牌資訊可擺放的空間。更根本地說，街道上無所不在的商業廣告，是否是一種對市容的破壞？
回顧臺灣街道家具設置的歷史，可以看到幾個不同階段的轉變：從戰後僅關注於路燈等機能性公共設施的營造，到九〇年代執政者積極透過設置街道家具作為一種可見的政績，並開始援引西方城市的美學意象；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引入私人資本填補財務預算的空缺，卻也在另外一方面引起了地景商業化的疑慮。
街道自造：出現在街頭巷尾的「友善椅」
不如，我們先將視野從公部門設置的模組化街道家具移開，並試著回想那些出現在街邊，有時看似突兀的木製桌椅或沙發吧！這些有點破舊的椅子，起初可能會讓人誤以為是胡亂棄置的自宅家具，直到幾個阿姨伯伯走來，熟稔地在這些椅子上坐下閒聊，才發覺這些椅子恰如其分地融入在城市的日常光景裡。
這類非正式的街道家具，有時被稱作「友善椅」，可能出現在廟口、街邊，或規模較小、沒有設置候車亭的公車站，由居民自主地將椅子擺放在站牌旁供等車的人使用。相較於正式部門提供的街道家具，友善椅出現的位置相當隨機，卻更能貼近地方的需求，經常坐落在居民們時常經過、又不易受日曬雨淋的角落。對年長者而言，比起樣板化的路邊長椅，這些友善椅可能更舒適、更好坐。
筆者第一次留意到這類椅子的存在，是在如今已拆除的紹興社區中 [4]。有位伯伯在家門口擺了一張家裡不要的舊沙發，社區的生活就在這張沙發上長了出來：一位伯伯每天固定時間都會坐在沙發上，看著街角人來人往，附近的鄰居大哥經過也向伯伯噓寒問暖；買完菜的阿姨在沙發上歇腳，住隔壁的鄰居大姐們就像沙發藏著磁鐵般被吸到一旁閒話家常。紹興社區隨處可見的街道座椅，其實反映著社區的組成，由於社區裡有不少居民從事清潔隊工作，回收時看到狀態還完好卻被棄置的沙發、座椅，就會主動撿回來放在家門口。這些椅子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讓社區裡許多年長、行動不便的居民有了更友善的步行環境，讓他們走累了可以稍微停下歇息，閒來無事的午後又能坐在這裡聊聊天，自然形成了居民聚集的社區節點，促進了社區的公共生活，更間接發揮著鄰里照護的長照效果。
友善椅亦凸顯了城市中相對弱勢的群體，他們被隱藏的生活需求。對於相對邊緣的群體而言，當他們受主流的都市空間所忽視乃至驅逐時，正是這些出現在街角的友善椅，溫柔的承接住了他們的需要。人生百味的創辦人朱剛勇便提到，萬華的友善椅讓無家者有機會更舒服地歇息，而不必勉強在被刻意加上把手的長椅上委身屈膝。
在街道上，人們每日行經、彼此遭遇，多半是倏忽地擦肩而過，要能使行色匆匆的行人們在路途中暫停片刻，街道家具往往在其中直接或間接地使上了力。街道家具將通行化為時間短暫凝滯的佇足，讓人與街道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能夠有這麼一點時間與空間從中萌芽，也才讓城市的公共生活能夠開展。然而，這不代表街道家具所蘊含的公共性沒有排他性，在日漸商品化的街道上，對於街道家具的追求除了在質的精進與量的提升外，更應該關注的也許是，街道家具是否可以承接住不同的人群在街道上，除了步行以外的佇留需求。
[1] 英國電信集團（BT Group Plc）發起「領養電話亭」（Adopt a Kiosk）計畫，鼓勵社區團體以一英鎊的價格收購電話亭。在資源不足的鄉村，有社福團體發起將電話亭改造為圖書館或AED配置站，也有社區鼓勵民眾自行放入CD、書籍或雜誌，成為小型休閒據點。
[2] 黃浩德（2017）〈回首「敦化藝術通廊」點點滴滴〉，公共藝術。
[3]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
[4] 紹興社區原址座落於仁愛路、紹興南街與信義路一帶，倚在曾為軍營的中正紀念堂一旁，為早期臺灣戰後與城鄉移民自行營造的社區，也被稱為「非正式聚落」（informal settlement）。
參考資料
- 翁註重、鄭育芬（2013）〈販賣服務：戰後臺北街道家具營造的歷史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90: 115-162。
- 傅雅祺（2016）〈城市的表情——街道家具的美麗與哀愁〉。眼底城事。
- 朱剛勇（2019）艋舺公園、茶店、友善椅：老少年少女的社區交際場。眼底城事。
- Gökçen Firdevs Yücel(2012) Street Furniture and Amenities: Designing the User-Oriented Urban Landscape. Advances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 Fabrice Pincin (2013) A Brief History of Street Furniture. Urban Design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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