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新文化運動月論壇」第一場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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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新文化運動月論壇，以文協百年為命題，透過不同的四個講題，試圖接近臺灣文化協會成員的內心世界。
首場論壇，邀請到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陳允元與作家朱宥勳對談，以「文協青年創作中」為題，回顧日本時代的幾次文學論爭，及其背後所代表的涵義。
兩位講者從自身接觸日本時代文學作品的經驗談起，爾後回顧張我軍、鄭坤五等人的新舊文學論戰。為什麼張我軍認為古典文人的文學無法應用於社會？文學價值是什麼？文學的定義又是什麼？
其實，對張我軍等擁護新文學的知識份子而言，文學是參與社會運動、傳輸理念的工具。朱宥勳直指，300多個詩社所代表的舊文學界，其盛行的現象具有政治意義，與臺灣總督府的拉攏有關。陳允元則強調，張我軍對舊文學的否定，是否定舊文學界與臺灣總督府的眉來眼去。
於是在日本時代，新一輩的創作者書寫作品時，多半會帶入對傳統倫理道德、守舊思維的抨擊，以及對現代文明的追求與嚮往。陳允元也接連引用幾部日本時代的作品，呈現知識份子對當代社會的反思與批判。
不過，臺灣文化協會則可視為新舊文學界的攜手合作。林獻堂、林幼春、賴和等創始成員，都參與了舊文學界的詩文創作。在論壇後半段，陳允元和朱宥勳兩人以〈不幸之賣油炸檜的〉手稿，細看賴和透過多次修改，逐步嘗試新文學的語法並從賴和的文學創作，探究知識份子對當代社會問題的思索。
「時代的進步和人們的幸福原來是兩件事」，身為知識份子、醫生，賴和看見平民大眾苦痛，他無法和謝春木一樣將去東京視為解藥，也無法像蔣渭水一樣，說要將教育開到最大量。因此，在賴和的文學作品中，可以看見他從事社會運動的反思。
這樣的反思，在百年後的今天回頭看，更能感受到當代新、舊文化轉換間的衝擊，以及賴和等文協成員面對時代的反省與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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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對現代詩歌傾注熱情的詩人，多半有共組詩社和合資出版同仁詩刊的經驗，尤其剛出道的與尚在強勢媒體副刊闖出名號的新銳，維繫或經營同仁詩刊雜誌，自然成為他們大顯身手的最佳舞台。奇妙的是，當新秀詩人獲取聲名之後，往往要面臨一面問題，他們的詩歌裡是否飽含台灣文化主體性，以此為使命起點傳揚台灣詩歌的精神。
1970年代台灣文學研究仍得設定中國框架，框定台灣文學的地方性、民族性才得以在當時進行。
因此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雖然看起來是在討論寫實主義和鄉土視角，但實際是在壓抑／醞釀台灣的主體意識，也因此余光中才扣得上工農兵文學帽子，余光中的狼來了在說鄉土文學是共產黨、是台獨才那麼有殺傷力
再次回到1970年代，1970年代是戰後台灣文學研究重要的階段，但在戒嚴、白色恐怖時期，「台灣文學」──就算當時不是所謂「台獨」，仍舊具備主體意識、台灣意識，如何才能夠被當局允許？
或許問另一個問題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談台灣文學研究會自楊逵和鍾理和，以及日治時期開始？」
1970年代是戰後台灣文學研究的主題多著重在日治時期，因為1949-1970年代外省籍作家為主流，台灣文人要不只能如鍾肇政《文友通訊》窩起來寫，要不就是經歷長期失語（無法寫「國語」），作品數量有限。
戰後真正要說「台灣文學研究」──與台灣相關、在台灣書寫、台灣人書寫文學開端，大概還是得從1970年代算起。
本文介紹了臺灣戒嚴時期文學主題以及四個文學團體的因應方案。透過介紹不同的作家與他們的作品風格取向，突顯出在戒嚴政策的底下，文學界選擇了與政府前呼後應、曲折避開，或直球對決的不一而足的態度。
台灣的50年代文學，是懷鄉、反共與戰鬥文學興盛期，也是由政府主導文學走向的特殊文學時代，是時自由主義的風氣固然受到壓抑，文學作品的政治價值遠勝過藝術價值，但無論如何，這畢竟是一段特殊的文學歷史，台灣新文學無可磨滅的一頁。
當年，司徒衛（1921-2003）《書評集》和《書評續集》，正為1950年代
《文藝春秋》引起共鳴與同感並不意外。而且這種共鳴，所招喚起的情懷，在很大的程度上屬於「同代人」。就算不是標準文青——其中作者展現出一種承襲前代的廢材氣息（例如駱以軍？），卻也正是是這種「廢材」與「偏差」散出的寂寞氣息，形塑起這一代，甚至前溯與後推鄰近世代文青臉譜——，在接觸「漢聲小百科」、「林強
在台灣，對現代詩歌傾注熱情的詩人，多半有共組詩社和合資出版同仁詩刊的經驗，尤其剛出道的與尚在強勢媒體副刊闖出名號的新銳，維繫或經營同仁詩刊雜誌，自然成為他們大顯身手的最佳舞台。奇妙的是，當新秀詩人獲取聲名之後，往往要面臨一面問題，他們的詩歌裡是否飽含台灣文化主體性，以此為使命起點傳揚台灣詩歌的精神。
1970年代台灣文學研究仍得設定中國框架，框定台灣文學的地方性、民族性才得以在當時進行。
因此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雖然看起來是在討論寫實主義和鄉土視角，但實際是在壓抑／醞釀台灣的主體意識，也因此余光中才扣得上工農兵文學帽子，余光中的狼來了在說鄉土文學是共產黨、是台獨才那麼有殺傷力
再次回到1970年代，1970年代是戰後台灣文學研究重要的階段，但在戒嚴、白色恐怖時期，「台灣文學」──就算當時不是所謂「台獨」，仍舊具備主體意識、台灣意識，如何才能夠被當局允許？
或許問另一個問題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談台灣文學研究會自楊逵和鍾理和，以及日治時期開始？」
1970年代是戰後台灣文學研究的主題多著重在日治時期，因為1949-1970年代外省籍作家為主流，台灣文人要不只能如鍾肇政《文友通訊》窩起來寫，要不就是經歷長期失語（無法寫「國語」），作品數量有限。
戰後真正要說「台灣文學研究」──與台灣相關、在台灣書寫、台灣人書寫文學開端，大概還是得從1970年代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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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50年代文學，是懷鄉、反共與戰鬥文學興盛期，也是由政府主導文學走向的特殊文學時代，是時自由主義的風氣固然受到壓抑，文學作品的政治價值遠勝過藝術價值，但無論如何，這畢竟是一段特殊的文學歷史，台灣新文學無可磨滅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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