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新文化運動月論壇的壓軸場,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以及東華大學華文系楊翠教授對談。
兩位講者都先定義臺灣新文化運動。吳叡人教授指出,臺灣新文化運動可以追溯自臺灣民族主義的興起。1920年代,經過20多年的殖民差別待遇,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民族自決思潮影響,內、外因素與制度交錯下,使得臺灣人開始產生「臺灣應該是臺灣人的臺灣自覺」。
楊翠教授則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一種時代的追求。正因臺灣民族問題如此廣泛、多元,才會具有多個面向,體現於農民、學生、民族、階級、性別等多元的行動場域。然而,若回到歷史場域,左翼、右翼的分別是否如此涇渭分明?楊翠教授以自身的經驗回應,其祖父楊逵身為左派,卻長年與右派代表葉榮鐘往來,顯見在1920-1940年代,覺醒的青年想法、主張、背景雖有所歧異,卻都試著以自身的方式,作出對時代的回應。
兩位老師都認同,追求政治的獨立,不能沒有民族的覺醒。而民族的覺醒,必須要有共同文化的價值觀。換言之,只有覺醒的民族才能建立獨立的文化。吳叡人直言,1920年代的人若說「那個人是文化的」,其意義與1980年代的人說「那個是黨外的」差不多。因此,想要理解臺灣新文化運動、臺灣文化協會,不能脫離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脈絡。
而蔡培火等第一代的臺灣民族運動的領導人,參與臺灣文化協會時,才只有30多歲。即使年紀稍長的林獻堂,也不過40初頭歲。這一群「有為青年」,受了完整的現代教育,接收完整的西方思想,力圖領導政治社會的改革。當文化與政治交纏,變成運動的一體兩面後,遂有更多的學生,以第二代追隨者的角色,大量參與臺灣文化協會。
楊翠教授的祖父──楊逵,就以學生的身份活躍其中。他對自治的追求,更橫跨時代,從戰前到戰後,均以肉身參與了幾次臺灣重大的社會運動。楊翠認為,楊逵相信組織、青年匯聚的力量,不完全是其樂觀的緣故。楊逵生長的時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逐漸產生分岐,在那個時代氛圍,楊逵這一輩的人很容易相信,若組織能彼此結盟,則可能改變一些什麼。
但是,青年跟社會不是單向度的關係。兩位老師強調,時代不會破曉,破曉的是行動的主體,是發起行動的人。是這群青年在行動過程中不斷自我對話、交集、碰撞,不斷自我省視,並藉由這樣的自省性,才能讓社會持續的滾動與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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