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新文化運動月論壇」第四場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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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新文化運動月論壇的壓軸場，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以及東華大學華文系楊翠教授對談。
兩位講者都先定義臺灣新文化運動。吳叡人教授指出，臺灣新文化運動可以追溯自臺灣民族主義的興起。1920年代，經過20多年的殖民差別待遇，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民族自決思潮影響，內、外因素與制度交錯下，使得臺灣人開始產生「臺灣應該是臺灣人的臺灣自覺」。
楊翠教授則認為，新文化運動是一種時代的追求。正因臺灣民族問題如此廣泛、多元，才會具有多個面向，體現於農民、學生、民族、階級、性別等多元的行動場域。然而，若回到歷史場域，左翼、右翼的分別是否如此涇渭分明？楊翠教授以自身的經驗回應，其祖父楊逵身為左派，卻長年與右派代表葉榮鐘往來，顯見在1920-1940年代，覺醒的青年想法、主張、背景雖有所歧異，卻都試著以自身的方式，作出對時代的回應。
兩位老師都認同，追求政治的獨立，不能沒有民族的覺醒。而民族的覺醒，必須要有共同文化的價值觀。換言之，只有覺醒的民族才能建立獨立的文化。吳叡人直言，1920年代的人若說「那個人是文化的」，其意義與1980年代的人說「那個是黨外的」差不多。因此，想要理解臺灣新文化運動、臺灣文化協會，不能脫離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脈絡。
而蔡培火等第一代的臺灣民族運動的領導人，參與臺灣文化協會時，才只有30多歲。即使年紀稍長的林獻堂，也不過40初頭歲。這一群「有為青年」，受了完整的現代教育，接收完整的西方思想，力圖領導政治社會的改革。當文化與政治交纏，變成運動的一體兩面後，遂有更多的學生，以第二代追隨者的角色，大量參與臺灣文化協會。
楊翠教授的祖父──楊逵，就以學生的身份活躍其中。他對自治的追求，更橫跨時代，從戰前到戰後，均以肉身參與了幾次臺灣重大的社會運動。楊翠認為，楊逵相信組織、青年匯聚的力量，不完全是其樂觀的緣故。楊逵生長的時代，臺灣政治社會運動逐漸產生分岐，在那個時代氛圍，楊逵這一輩的人很容易相信，若組織能彼此結盟，則可能改變一些什麼。
但是，青年跟社會不是單向度的關係。兩位老師強調，時代不會破曉，破曉的是行動的主體，是發起行動的人。是這群青年在行動過程中不斷自我對話、交集、碰撞，不斷自我省視，並藉由這樣的自省性，才能讓社會持續的滾動與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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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的香港中文大學究竟還有沒有新亞精神？從新亞書院通識的課程大綱看，好像有。中大歷任校長亦常將弘揚中華文化放在口邊。然而，仔細審視新亞書院併入中文大學歷史，新亞精神實一步步萎縮，終至灰飛煙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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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台灣文學研究仍得設定中國框架，框定台灣文學的地方性、民族性才得以在當時進行。
因此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雖然看起來是在討論寫實主義和鄉土視角，但實際是在壓抑／醞釀台灣的主體意識，也因此余光中才扣得上工農兵文學帽子，余光中的狼來了在說鄉土文學是共產黨、是台獨才那麼有殺傷力
再次回到1970年代，1970年代是戰後台灣文學研究重要的階段，但在戒嚴、白色恐怖時期，「台灣文學」──就算當時不是所謂「台獨」，仍舊具備主體意識、台灣意識，如何才能夠被當局允許？
或許問另一個問題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談台灣文學研究會自楊逵和鍾理和，以及日治時期開始？」
1970年代是戰後台灣文學研究的主題多著重在日治時期，因為1949-1970年代外省籍作家為主流，台灣文人要不只能如鍾肇政《文友通訊》窩起來寫，要不就是經歷長期失語（無法寫「國語」），作品數量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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