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融入「類革命」的太陽花學運,呈現臺灣新世代之自主性及開闊視野,揮別「我是誰」的夢魘,認同本土,促進族群和解,明確指出臺灣未來的道路,的確深具時代象徵意義。
(一)「認同」為臺灣文學重要主題
所謂「認同」,是藉著相同血緣、語言、生活習慣,建立有形的共同文化或生物上的特徵,這些本質相近又有認同意識的人形成了族群認同,再透過共同的歷史經驗,針對自己在政治權力上,或經濟財富上的分配不公,經認知產生集體認同,進而形成文化的認同。當「認同」因歷史的變動而改變,最後凝聚成民族認同意識後,將再藉由政治權力建構國家,從而形成了國家認同。總之,「認同」是個人與社會的互動,且必須由他人的反應來獲得意義。可見國家認同不僅是主觀上來自本人的認同,尚需要得到別人的認同。在此種情況下,就殖民地國家的人民而言,相對於客觀的現實環境,的確很難尋求到內外合一的「認同」。有鑑於此,「認同」乃成為殖民地或有過被殖民經驗作家寫作的重要主題。
回顧歷史,臺灣是一個長期被殖民的社會,飽受外來強勢文化價值的壓迫與支配,造成本土文化式微崩解,族群的尊嚴與認同也面臨流失的危機。由於複雜的歷史因素,生活在這塊土地的人乃存在著抵抗意識和國族認同的矛盾心理。1895年清廷將臺灣割讓後的乙未抗日,即為前述本地意識的具體表現。其後日本政府利用種種殖民主義方法,試圖鞏固其在臺灣的殖民統治地位,期使各種強取豪奪合理化,實則此種根本貶抑臺灣的殖民體制,讓不同族群的臺灣人受到一樣不公平的對待,更讓本土性的臺灣意識日益成型,對日本殖民統治者展開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抵抗,以追求平等的待遇與尊重。終於日本戰敗投降,國民政府遷臺,偏偏統治體制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總督府制度的延續,加以接收臺灣後政經、社會、文化等方面舉措不當,以及臺灣人遇到疏離之後再回歸的許多調適上的困難,內心不斷地積累不滿,直至228事件的震懾以及戒嚴體制的政治高壓,使得臺灣人原先對祖國的憧憬與期待完全為之幻滅,繼而產生了國家認同的迷惘,經常被「我是誰」此一問題所困擾,游移於臺灣人、漢人、中國人、日本人等主體位置之曖昧的「民族認同」,這是臺灣人長久以來的悲哀,而「抵抗意識」和「身分認同」也成為深具使命感的臺灣作家念茲在茲的表現主題,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其中的「孤兒意識」,小說主人翁胡太明要做日本人也不是,要當中國人也不是,兩方面都懷疑他,以至於最後被逼得發瘋了,怎不令人省思!
(二)以岩下家族為敘事主線
近如林剪雲(1956-)大河小說《忤》(2017)、《逆》(2020)、《叛》(2024)3部曲,小說人物苦苦尋求土地和國族認同,不斷地叩問「我是誰」。出身屏東萬丹的林素淨自學生時代即困於其中,直到戀愛乃至結婚生子,仍無法擺脫此一認同的枷鎖。到了第3部《叛》,林素淨與丈夫思想觀念南轅北轍,以致離婚別子,逃離臺灣,欲前往民主自由的美國尋找自我,經由貝里斯,移民不成,感情又受中國人欺騙、譏諷,最後落腳於日本九州鹿兒島,改嫁灣生岩下一郎,成了「岩下見晴」,由於文化差異,不被同樣是灣生的公公岩下吉田所接受,活得並不快樂。多年來,林素淨對臺灣故鄉依然無法忘情,其間曾返臺欲見前夫扶養的兒子小壞,然未能如願,失望而回。
後來,臺日混血的兒子岩下松痕來臺,為祖父、父親、母親尋根,得知祖父吉田的花蓮太魯閣族戀人哈娜,當年懷有身孕,嫁給族人,才7個月即產下1子,丈夫心知肚明,從此一去不回,哈娜未久亦投水自盡,嬰兒由兄長扶養,家族隨即遷移東海岸,不知其下落;父親岩下一郎的生母為排灣族慕雅凱,孩子被強奪後,跟著家人離開大武山,也失去了聯絡;至於曾經凌虐母親見晴(素淨),與其斷絕往來的生母和兄長,如今均已不在人世,母親在臺手足僅剩大姊1人。途中,岩下松痕與屏東眷村女子鄒念慈相遇相戀,跟同母異父的哥哥小壞相認,一起到臺北參加反服貿太陽花學運,受到母親林素淨昔日投身街頭運動的前男友B出手相助。岩下松痕返日以後,岩下一家的吉田、一郎、見晴3人,獲鹿兒島神秘女企業家資助來臺,重踏舊地,一了心願,多年來吉田、一郎和見晴之間糾葛的心結,因此得以解開,並在臺北和小壞、鄒念慈等新世代,參與太陽花黑潮的靜坐示威,共同見證臺灣爭取自由民主的歷史新頁。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第3部曲《叛》敘事主線的岩下一家,臺灣媳婦見晴的公公岩下吉田和丈夫岩下一郎都是灣生,《叛》關於灣生之書寫,無疑提供「認同」主題的另一個視角,誠為臺灣文學所罕見。
(三)由林素淨至岩下見晴
串連《忤》、《逆》、《叛》三部曲的核心人物林素淨,父林伯仲早年自福建泉州來臺,痛悟既然唐山回不去了,就得想辦法在臺灣生存下去,臺灣已是家鄉,再苦也要在這裡落地生根。只是林素淨從小常被屏東的街坊鄰居嘲笑是「外省豬仔」、「阿山仔查某囝」,學校的外省同學卻又認為來自福建怎會是外省人?林素淨不免困惑,自己為何不是本地人也不是外省人?即使接受了高等教育,成長過程中一直身陷身分認同的泥淖,為「我是誰」而感到茫然、孤立,淪落於社會邊緣,難以自拔;加以被母親和兄長凌虐,迫使她一再試圖逃離那個家,越逃越遠,連父親最後一面都未見到,讓她拋棄生命來處,與家裡斷絕關係。
求學時期,林素淨逐漸了解歷史真相,結識從事街頭反政府運動的思想犯之子B,開啟了政治啟蒙與認同追尋的道路。林素淨欣賞、傾慕B的崇高人格和作為,B卻在美麗島事件後無端失蹤。即使和守在身邊、安於現狀的鄭家安結婚生子,林素淨依然對以天下為家的B不能忘懷。她認為,人生不是所有外在條件加一加就足以安身立命,除了現實生活還有精神層面的需求,而丈夫完全無法安撫她的心靈,丈夫自認當然是生長在臺灣的中國人,對於素淨質問:「1895年之後統治臺灣的日本人說臺灣人是日本人,遲至1911年才成立的中華民國來了又說臺灣人是中國人,臺灣人到底是什麼人?」丈夫無法理解妻子內心長期以來的困擾,反而誤會妻子外遇,造成婚姻決裂。林素淨自問:「我是誰?我的根源自何處?為什麼我生長在臺灣卻不認同臺灣?我不能再繼續行屍走肉一天過一天……」打不開認同的死結,活得像個社會邊緣人,林素淨毅然辭去教職,選擇結束婚姻,離棄幼子,勇敢赴海外尋找自我。幾經周折,來到日本鹿兒島踏尋西鄉隆盛的歷史足跡,結識了出生於臺灣的巴士司機岩下一郎,一郎展開熱烈追求,去到西鄉隆盛被流放的竜美大島,她在這裡接受了一郎的求婚。
嫁入岩下家,明明夫妻身體和身體零距離,心和心卻隔了山與海,已改名為見晴的素淨對丈夫不免有愧,覺得自己再次犯下把婚姻當作救贖與回報的錯誤,理應全力守護現在的家和家人,才是還君深情應有的作為。丈夫一郎處處體諒見晴,對臺灣念念不忘的公公吉田則並不接納見晴,批評說:「生於臺灣長於臺灣,初次見面就跟我說妳不認識臺灣,更不認為自己是臺灣人,妳不認同臺灣我就無法認同妳……」一郎於心不忍,反駁父親:「多桑有什麼資格指責見晴!你可認同過你是鹿兒島人?」見晴忍辱負重,自承前半生都在逃避和拋棄,剛好碰到街頭運動在臺灣風起雲湧的時代,懦弱的她沒有勇氣加入抗爭的行列爭取改變,只是不斷逃避,以為逃到天邊海角就可以追尋到自我。其實見晴自己的父親早教導過,臺灣才是故鄉,如今從高齡的公公身上逐漸體悟到父親的教導,不斷重疊父親的身影來摸索、驗證「我是誰」。
多年後,見晴終因日本的「松痕」和臺灣的「小壞」兩個同母異父的兒子,意外獲知昔日失蹤的B已重回街頭,繼續為民主志業打拚,而且B為她替代兒子松痕承受警察盾牌一砸,無疑用行動證實了對她永恆的愛。她曾因為B,遠走天涯想要尋找自我;如今B亦因為她,重新定位街頭運動人生,見晴為此深感欣慰。林素淨(即岩下見晴)終於找到了臺灣認同,不再為故鄉與認同而迷惘,誠如屏東大姊告訴她:「毋管世間因緣怎樣變化,咱生活佇這,嘛是要認真本分守護囝孫。妳雖然嫁去日本了,莫未記得這片土地晟養咱三代人,以後還要繼續生湠。」
(四)岩下家族的衝突與和解
《叛》的敘事主線,為鹿兒島武士後代的岩下家族。見晴的公公岩下吉田和丈夫岩下一郎都是灣生,分別誕生於屏東和花蓮。吉田的父母早年響應臺灣總督府的殖民政策,自日本九州鹿兒島渡海來臺,到花蓮吉野移民村墾殖,吉田父曾任職衛生所,配合政策加入飼養軍用馬的行列,還參與佐久間將軍的理蕃計畫和討伐戰役。
吉田生於花蓮長於花蓮,直到青年期,一直認定花蓮為故鄉。父母反對兒子與蕃女接近,吉田欲擺脫控制,曾打算離家出走。其後,屏東大武山軍方養馬場秘密設置毒蛇血清試驗所,吉田父子被上級單位相中,奉派來此,父親負責行政和監督的工作,他則協助養馬及餵養毒蛇等雜役。吉田與心愛的哈娜分隔兩地,卻因寂寞而侵犯在養馬場幫傭的排灣族少女慕雅凱,生下1子。吉田的父親有大和魂,一再提醒兒子,身為武士後代不可忘本,要有為天皇為國家打聖戰的榮譽感,吉田則厭惡戰爭剝奪自己原來的人生,父親為此鄙夷兒子是懦夫,彼此話不投機。
戰敗後,吉田的父親為日本人在臺灣不再是統治者而悲傷失落。當面臨遣返,岩下一家意見分歧。吉田若承認自己是日本人,就得回到不曾存在之前人生當中的家鄉;若堅持自己是臺灣人,就得變更為曾是敵對國的國籍,人生怎會如此荒誕不經又無能自主?然而吉田還是以臺灣為家鄉,不肯承認自己是日本人,想方設法以技術人員的身分申請留在臺灣。父親則搖擺不定,既不想留下受中國政府統治,又不願被遣返日本。至於吉田的母親,始終不適應臺灣的生活,反倒高興因為戰敗而得以回去日本。父親批評吉田迷戀花蓮蕃女哈娜,是毫無責任心的廢物,卻又和屏東另一蕃女有個親生兒子,就算能夠留在臺灣,回去花蓮又如何向哈娜交代?最終,母親病故,吉田自責是喪盡天良的禽獸,一心要留在臺灣,回花蓮和哈娜團聚,不曾注意到母親早已病入膏肓。吉田終究未能跟哈娜說再見,和父親帶著幼兒一郎被遣返鹿兒島,從此念念不忘臺灣。
回到日本,岩下一家被鄉人視為侵入者,只得蝸居防空壕。因缺糧和飢餓,排隊領取美軍發配的麵粉、玉米粉、巧克力等,不但遭搶,還被啐罵:「外來者!為何來搶奪本地人的糧食?日本不歡迎你們!」在吉田眼中,鹿兒島已經成了不是家鄉的家鄉。為了生活,吉田先是去做搬屍工,後來有機會才轉行為漁夫。兒子一郎外貌如同生母的翻版,有著深邃的五官和黝黑的膚色,從小不被本地人認同,玩伴們老是欺負一郎。一郎得知身世,成年進入職場後,曾偷偷存錢,渴望有一天到臺灣尋找大武山上的母親,他不能身為人子而不認識自己的母親。但父親絕口不提他的生母,自認是臺灣人卻不許他去臺灣尋親,顯然父親嫌惡的絕對不是臺灣,而是他的母親。自己的生命出處被嫌惡,一郎無法不自卑,父子間無法不嫌隙。
一郎原本在巴士公司擔任司機,由於父親年老力衰,怕父親上船工作危險,只得辭去工作,繼承家業,過起討海人的生活。然父子相處不睦,一郎批判父親,對日本充滿哀嘆卻對臺灣無限追憶,此早已扭擰為人生的死結。後來,一郎娶了來自臺灣的見晴,吉田並不認同。直到孫子岩下松痕展開臺灣尋根之旅,吉田慢慢接納了臺灣媳婦見晴,尤其吉田和一郎夫婦一起來臺,重訪舊地,吉田說起自己的母親,一直想回日本卻在臺灣勞苦一生,他還害母親死無葬身之所;他愛花蓮的哈娜,願為她死,卻反而遺棄了她;他在大武山侵犯了慕雅凱,到頭來還強奪了她的親生骨肉,令兒子一郎終生不識生身之母,是他這輩子不敢回顧的罪行。吉田認為自己死後即使墮入地獄,也難以救贖一身的罪惡。來到屏東,一郎行走於母親的大武山,放下長久以來的懸念,心情轉為清朗,看到老父吉田氣喘咻咻,他順理成章揹起吉田,一步一步爬上陡坡,吉田枯瘦的雙手攀附兒子肩頭,身體全然倚賴著他的背部。吉田和一郎父子和解的這一幕,令見晴感悟到,人要先學會和自己和解,才能學會寬恕他人,她不禁拭去沁出眼角的淚珠。
回到臺北,吉田在太陽花學運現場,注意到黑潮青年,有感而發:「我這一生任由時代把我沖向日本,不得自己作主。現在我回來了,我不能也去守護一下臺灣青年想要自主的未來?我嘛是臺灣人!」這趟岩下1家3口的臺灣之行,見晴發現,也許因為這樣的天時地利以及氛圍,彼此間有了某種交心和諒解;同時她也欣見,這個世代的孩子已然擁有自主意識,沒有所謂「認同」的困擾,可以更大膽、更勇敢去追求屬於自己的未來。
(五)兼顧商業與藝術
林剪雲踵繼前人腳步,以故鄉與認同為主題,奮力撰寫完成大河小說《忤》、《逆》、《叛》3部曲,臺灣這塊土地上的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日本人、灣生等一一粉墨登場,透過日本治臺、戰後國民政府遷臺、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中壢事件、橋頭事件、美麗島事件等政治風暴,以及八七水災、賽洛瑪颱風、莎拉颱風、莫拉克颱風等肆虐臺灣的天災記憶,以主角林素淨(即岩下見晴)串連前後3部曲,最終曲《叛》並融入「類革命」的太陽花學運,呈現臺灣新世代之自主性及開闊視野,揮別「我是誰」的夢魘,認同本土,促進族群和解,明確指出臺灣未來的道路,的確深具時代象徵意義。
藝術表現方面,雖然小說人物語言的文藝腔、男女情愛和過於戲劇化的故事情節,增加了小說的娛樂性,卻不可避免也多少減損歷史小說的嚴肅性,甚至關於灣生的書寫,或許有些一廂情願,但整體言,林剪雲苦心孤詣完成的《忤》、《逆》、《叛》3部曲,不斷追尋探討故鄉與認同的主題,確是著力於兼顧商業和藝術的臺灣大河小說,應對其強烈的創作企圖心,不吝給予高度的肯定與掌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