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化的子宮，被剝奪的自我－－《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6月24日，保障美國婦女墮胎權的重要判例－－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被推翻，讓世界各地的女性穿上紅色斗篷、白色大緣翼帽，站上街頭為身體自主權抗爭。這套服裝出自《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一個真實到令人擔憂的反烏托邦小說，正正將大結構對女性的宰制體現的淋漓盡致。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奠基於曾經發生的真實事件，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用文字搭建起一個極權下的烏托邦，她抓住人性的本質，向世界提出叩問：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她虛構出基列國（Gilead）這個極權國家，卻彷彿預言般，讓人覺得極有可能發生。

基列社會像一座撲克牌塔，有些人靠踩在別人頭上，攀得更高，權力地位的高下主宰著一切日常生活，所有人的角色都被指定。在其中人們的名字被奪取、衣著被指定、知識成為壟斷的稀有資源，細細密密的極權壓迫讓反抗的可能性趨近於零。但撲克牌塔終究是脆弱的，只要有一張紙牌傾斜，整個世界就搖搖欲墜。

在這個故事裡，父權的宰制是主軸，卻攀附於宗教的權威之下，因而獲得了至高的、無可違逆的正當性。基列國的律法由一群男性大主教決定，而他們的妻子也獲得了相應的高地位，然而，這些看似蒙受父權紅利恩澤的女性，實際上仍然被困囿於結構之中，沒有多少選擇，她們必須喜歡小孩、必須無條件地支持丈夫的一切言行，因此表面上她們看似擁有特權，卻同時被那個身分的框架給束縛得死死的。

基列國的掌權者以神之名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收編成為生育機器，使女們成為一群「會行走的子宮」，她們的使命是在每個月排卵日時舉行「儀式」，使女被迫躺在女主人的胯下，與女主人手拉著手，象徵著女主人陰道的延伸，讓大主教進入體內。整個儀式只為了繁衍而執行，生下來的孩子屬於主教夫人，而主教與使女之間亦不能有任何眼神接觸，排除了任何情慾萌發的可能，沒有溫度，沒有人性。

這個儀式幾乎可以說是強暴。使女的自主權被剝奪，甚至喪失了作為一個「人類」的主體性。在他們身上，我們可以看見這個政權荒謬的矛盾：壓迫與崇拜同時被施加在她們身上，她們被捧為「神聖」的使女，生而為人的價值卻變得扁平。

Offred。這是基列國賦予故事主角June的名字，像《神隱少女》裡的「小千」，失去名字是被奪去自我的第一步。這個名字是由Of+Fred所構成，意味著「Fred的附屬」，沒有了名字，使女身為個體的獨立性也被毀棄，使她們被一張標籤覆蓋，由所屬主教的地位來估定價值。

而基列國也用統一的服裝來劃分階級與管理人民。所有使女的衣著都是一樣的，寬鬆的大紅色斗篷、遮擋住頭髮與雙頰的翼帽，遮蓋起面貌、身形，讓每個女性個體的差異隱形，卻讓整個群體都引人注目，在頹敗的世界裡無所遁逃。

西蒙波娃在《第二性》中寫道：「女人的命運是體面的服從。」但在《使女的故事》裡，我們總能看到女性體面的反叛：主教夫人Serena不顧禁令大聲朗讀聖經，希望下一代能夠有閱讀的權利；使女們在超市裡輕聲告訴彼此自己的真名，女性們每一次的沉默、拒絕都是以尊嚴抵抗命運的抗議，她們直面懲罰，相信著，雞蛋終究能打倒高牆。

最後，若我們反思現實與虛構的關聯，愛特伍的小說展現了極端的情況，但她清楚表明小說中的所有設定都奠基於歷史，而在美國羅訴韋德案被推翻之際，我們又能如何確定《使女的故事》不會變成真實故事？

因此，這個故事彷彿預言，揭櫫了平和秩序的表象下，人性不安的躁動，流動於各階級的人群之中，警告著當今社會的每一個人。故事裡的人物都立體的活著，有血有肉，有愛也有恐懼，讓身為觀者的我們可以從中換位反思。

反思：

在劇集中，政權對女權的限縮是漸進的，如溫水煮青蛙那樣，先是以家庭責任對女性施加壓力，最後禁止女性工作，甚至不能持有任何財產。

歷史上總有人後悔自己沒能及早站出來，如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的《懺悔詩》： 「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的時候， 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 當他們抓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時候， 我沉默，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抓工會成員的時候， 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抓猶太人的時候， 我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 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當你閱讀原著小說，或者收看影集，可以嘗試換個情境去思考，容忍與發聲的界線如何取捨？當強權臨頭，或末日降臨，有能力的人理應為生命、為國家、為全人類服務嗎？這之中的責任與合理性又能如何權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