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23|閱讀時間 ‧ 約 9 分鐘

2020我的反思和整理(下)

父親要走的那天清晨,在值班室床上,我突然驚醒,感覺到該趕快到病房去。爸爸坐在椅子上,嘴角的膽汁已經乾了,衣服和床邊也染了膽汁的顏色,愛乾淨的爸爸若非已無體力,絕不會呈現這種狼狽的模樣。趕緊拿了毛巾替他擦拭洗臉。幾乎說不出話來的他,想要上床去躺一下,我從前面抱著他,抓著他的後褲頭,用力地協助他從椅子上站起來,爸爸的頭靠在我在肩上,我知道他幾乎沒有力氣了。雖然孩子在肚子裡,讓我擔心自己不能太用力,但也沒辦法,只能要孩子抓緊了。撐過了清晨,媽媽和二哥幫忙爸爸換上乾淨的衣服。我也開始連絡返家的事宜:救護車,電動床,電動床還沒到之前如何把床墊高,PCA...。本來想等到出院手續辦妥再回家,後來感覺不太對勁,該讓爸爸先回家,手續後續再辦。聯絡救護車9點來接爸爸,哥到對面租氧氣機,姑姑和媽媽幫忙收拾房間。
我陪著爸爸,坐醫院的電梯,經過急診室的時候,恍如隔世,爸爸住院的那一天,是自己騎著野狼來急診的,還可以在我的身後慢慢的走路,此時雖然清醒,卻是必須躺著推床出去了。
救護車上,一如往常靜默地陪伴著彼此。我們請救護車不要鳴笛,安靜地穿過我們熟悉的每一條街道和轉彎,來到了暌違一個多月的家門口。救護人員用被子抱著爸爸的身軀上到二樓的臥室,躺在他熟悉的床上,父親意識清醒地向家中每一個員工比「讚」的手勢,道別道謝,他已經沒有力氣說話了。我們圍繞在他的身邊,通知未到的至親我們回到家了。後來,父親突然坐起,眼睛上吊,媽媽這幾年陪伴阿姨和奶奶經歷人生的最後一刻,像是知道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地直呼著:要走了要走了,爸爸又突然回神。就這樣反覆了一兩次,最後一次,他又突然這樣,而後身體癱軟,我們知道這次他真的走了。就在夏至中午的12點整。姑姑和我開始在旁邊念佛,平靜地伴著他。
爸爸原來希望可以死後盡速火化,簡化喪葬的事宜,但火葬場客滿,時間要排。所以我們讓父親躺在原位,助念八小時之後,請了冰櫃放在家中客廳,讓父親的遺體先安放在家裡。我每日早晚課誦阿彌陀經,祈福回向給父親。我們沒有發訃文,大門未貼嚴制,樓下的店舖還是照常營業,除了客廳多了佛堂,一切如常。因為知道這是父親的心願。
幾天之後,姑姑端詳父親的面容,告訴我們一件神奇的事,父親的額頭出現了紅色如蓮花般的印記,我們的內心都感到無比的殊勝和吉祥,相信父親是跟著菩薩到了西方淨土,我也對佛法有了更深的信心。父親的身體也讓我見識到,即使心跳停止了,身體仍然是不斷地變化著。

如何能夠善終?
在人生的道途上,許過許許多多的願望,而我現在最想許的願就是,時候到了,讓我好好的走。
如果這一切的安排都是有意義的,那我所經歷的這一切是要學到什麼?在我書寫此段文字的同時,過去所經驗過的死亡在我腦海中轉了一遍。
第一次看見人在我面前死亡,是醫五,同學被分配照顧的病人病況急轉直下,進了加護病房,那是一位榮民爺爺,已沒有任何的親人在台灣,但有一親近的阿姨與他保持著父女般的情感。加護病房中,爺爺的血壓直直地掉,但心臟仍跳動著,監視器上的EKG還嘟嘟作響,我們趕緊聯絡阿姨來,告訴她爺爺病危了。就在阿姨來到爺爺身邊的那一刻,心電圖停了。阿姨大聲地叫了出來:「原來你在等我。」身上穿著嶄新的白袍,站在同學和學姐的旁邊,我的眼淚無法控制地湧出,雖然理智告訴我該保持著醫者的鎮定,但那種生死一線的脆弱、阿姨無盡的哀慟和觸動帶來的衝擊,我只能展現真實的自己。
大學畢業,我選擇了內科,在大醫院接受訓練。
第一年當住院醫師,病人的複雜度極高,排山倒海的工作,讓我消化不良,被做不完的工作追著跑,一整天只喝一罐優酪乳,每隔三天就要連續工作36小時(雖然我才剛接受完甲狀腺手術,和碘131的治療)。
記得自己一開始就被排在腫瘤科病房,這裡的病人對自己的情況和各種化療藥劑,都比我這個菜鳥醫生還要懂。周末的時候,同事將病人交給值班的我。他有一床病人已經末期,時不時會因為胸水淹起來,而呼吸困難,已經簽了DNR,他說剛幫他抽完水,周末應該不用再抽。沒想到,這回他不是喘,而是血壓掉了,病人逐漸休克快要走了,他的妻子突然跟我說,但是他的兒子還沒有回來,希望能撐到見最後一面。我問她,你兒子在那裡呢?她說:「我兒子是機長,飛機剛從台灣起飛,要飛到美國。」她問我,可不可以用強心劑撐一下?那時的我謹守藥物的規定,指示上寫強心劑若小靜脈給,恐怕有皮膚潰爛壞死之風險,建議由中心靜脈導管給予。但病人身上沒有中央靜脈導管,也不該再為此作此侵入性的治療。和她說明可能的風險和現況,後來,我們沒有用升壓劑,讓病人自然地走了。幾天之後,太太帶了另外一個婦女,來到護理站,指著我說,就是我值班,沒有讓他們用升壓劑,害他的兒子無法見父親最後一面。我雖然表面堅強,說明這是我們共同討論後的結果,心裡確實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沒有撐到讓他的兒子見父親最後一面的遺憾和責怪。
到了第二年,我的知識和臨床經驗都逐漸累積,再到腫瘤科病房的時候,已經遊刃有餘,我知道各種方法,可以讓病人多活一會兒:抽水、抗生素、升壓劑、正壓呼吸器,各種支持療法都已熟稔。我知道自己會盡力,如果他們想要,可以讓他們多活一會。除夕夜值班,有一個母親拜託我,讓他肝硬化末期的兒子不要在除夕和大年初一死掉,這樣對家裡不好,我用了各種我會的方法達成了她的期望。住院醫師的學習是以月為單位的,一個月之後,我輪調到別科,後來遇見前一個單位的同仁,他說接手我的病人的那位住院醫師那個月好慘,開了好多的死診單,我知道那些病人其實都是在懸崖邊,隨時都有可能會走,但內心也有另一個聲音,沾沾自喜著自己的"支持療法"醫術有進步,才能讓這些病人不用死在我的手上。
但有兩位的家屬,讓我看見對面死亡的不同態度,後來給了我深遠的影響。
一位爺爺因為肺炎入院,將收病人的學長說,家屬和病人什麼治療都不要,只要待在病房裡面慢慢地等病人走。打開胸部X光片,是大面積的肺炎,占了四分之一的胸腔。我一頭霧水,什麼都不要?真的嗎?抗生素?不要。插管?更不用說,不要。爺爺生平無病無痛,肺炎不治療嗎?這不是絕症耶!我們當醫生,可以這樣嗎?這樣不會怎麼樣嗎?不安的我,在入院時又詢問了一次,家屬斬釘截鐵地確認。但我心裡還是毛毛的,真的什麼都不做嗎?
後來我又前往了病室想要確認,悄悄地推開房門,裡頭暗漆漆的沒有開燈。家人靜靜地陪伴在爺爺身旁,氛圍相當的寧靜,我明白了,他們在等待,輕輕地闔上門,退出來。
新的一個月份又到了,我接手學長的病人,一位胰臟癌末期,腫瘤吃到動脈和胃的爺爺。學長說,爺爺的女兒是護理師,非常清楚一切狀況,前陣子爺爺解了很多的黑便,這幾天已經緩解。家屬不要急救。剛接手病人的我,還沒有和家人建立關係,對什麼都不做又是充滿疑惑和不安。後來,爺爺的血壓開始下降,心跳變快,我們知道他又在流血了。我問女兒:「我知道你們不想要電擊壓胸插管,但是點滴也不要嗎?升壓劑也不要嗎?」她語氣堅定地說:「不要,點滴和升壓劑讓血壓上升,只會讓他解更多的黑便。我們要讓他乾乾淨淨的走。」女兒和父親有強烈的連結,她知道父親的時候快到了,為他先換上喜歡的乾淨西裝,把他的拐扙放在右手裡握著,仔仔細細地打理著每一處,嘴裡喃喃念著:「這樣乾乾淨淨的,很好。」陪病椅上坐滿了家人,大家安安靜靜地等著,爺爺也果真如願地在家人環繞之下,乾乾淨淨地走了。
因為體力和心力的不堪負荷,在內科住院醫師的第二年我離開了。後來,我成為了麻醉醫師,踏入外科的領域,看見的另一個世界的生與死。手術和麻醉是更利的兩面刃,用或不用的抉擇相當困難,可以看見所有人在不同角色中的掙扎和痛苦。而常常在做或不做之間,人們會選擇去做,彷彿有做才表示自己盡了全力,殊不知有時只是在安慰自己的無力感,而忽略了病人的感受和人的尊嚴。而無效醫療對於我的身心折磨更是難以言喻,當我為一具具早已無意識的身體進行麻醉,讓他們接受氣切手術、更換腦室引流管、腦室腹腔引流管置放、骨折手術。或是為臥床乾瘦的老人進行截肢手術,我都不斷的在心中質疑,這究竟是在做什麼?我連是不是在幫助人都不確定了。醫療場所裡的忙忙碌碌是一場戲嗎?我們知道自己的真實感受為何嗎?還是我們只是用各種作為來麻醉自己,逃避核心的問題。
慢慢地,我形塑出自己心目中理想死亡的樣貌,也形成了我在父親臨終之時的各種觀點和決定。但也不禁疑惑,在這台平價醫療的列車上,無效醫療該如何避免?善終要如何才能抵達?死亡真的是我們必須迴避的選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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