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不一定是對的，但我們都有義務去回應他們｜紀錄片《九槍》影評

發生於2017年的社會事件「九槍」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說明，我認為整體來說大概可以分成下列兩種說法：

1. 吸毒移工盜車甚至傷人、襲警且企圖強搶警車，在混亂中遭執勤員警開了九槍當場擊斃。

2. 移工因遭僱主勞動剝削，逃逸後以打黑工維生，終日生活在不見天日的惶恐中，後來靠毒品自我麻痺。最終因毒品危害身心，可能在用毒之後精神亢奮的狀態下犯了盜車、損害他人財物、傷人等罪行，甚至企圖襲警、強搶警車，在混亂中遭執勤員警開了九槍當場擊斃。

而我想多數人應該會選擇接受第一種說法，並且齊聲討伐吸毒者、竊盜者、襲警者，認為犯罪的人死有餘辜，因為這種解釋簡短又明瞭。更有甚者，可能有人激憤《九槍》這種幫罪犯發聲、打壓基層員警的爛片，憑什麼能得金馬獎。

然而，我們卻忽略了一個事實：「九槍」這件事情本來就不會隨著犯罪者的死去而結束，不管蔡崇隆最後有沒有拍出這部紀錄片、不管這部紀錄片有沒有得到金馬獎，死者的幽魂、生者的傷痛都會一直存在。

也許有人還不知道，其實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有文學或影視作品直接點出外籍移工在台灣的困境（或者你也可以說是討論移工們對台灣社會環境帶來的衝擊），這些作品卻從來沒有受到主流民意的重視。例如2008年作家顧玉玲的書籍《我們》、2010年何蔚庭的電影《台北星期天》，而相關紀錄片更是豐富，隨手捻來即有：2008年的《八東病房》、2010年的《T婆工廠》、2012年的《麵包情人》、2016年《再見可愛陌生人》、2020年《逃跑的人》.....

這些作品其實都已經一而再再而三指出台灣社會在外籍移工的議題上有許多漏洞與缺失:勞動法則雙標、僱傭關係不良、文化適應衝突...等，且當中部分作品不能免俗的已經指出陳加害者的身分：可能是態度官僚的公務承辦人、可能是惡意欠薪的工廠雇主、可能是巧立名目的仲介公司、當然也可能是某些移工自己，然而政府看見了嗎？大眾聽見了嗎？當我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情況當然永遠不會改變、悲劇當然會再重演、幽魂當然會繼續飄盪。

如若不是此次「九槍事件」另外一位受害者是一位台灣的基層員警，又有多少人會在五年後繼續討論「九槍」、繼續討論「阮國非」？

我無意在此為阮國非吸毒、破壞民眾車輛(或者是盜車)以及襲警的行爲做辯護。但如果你看過上文提及的那些作品的其中一部，甚至你在看新聞的時候多停留一分鐘，你起碼會理解為什麼秘錄器裡那位拿石頭丟人、偷車的阮國非與越南家人口中那位溫柔、懂事的阿非會天差地遠如此不同。

（下文有雷）

如果完完整整的看過《九槍》，你絕對會被秘錄器的畫面給震攝，但震攝你的絕對不會只是阮國非異常的行為，也不會只是那連續碰碰碰的九發子彈，而是中了九槍的阮國非如何「不被當成人」一般的倒地自生自滅。

我不是員警，也不曾遭遇生命危險，但按照邏輯推斷，就連惡貫滿盈的槍擊要犯張錫銘或林春生都能中彈後送醫，難道阮國非的殺傷力會比這兩個人還可怕嗎？為什麼會讓他在現場流血而死呢？

我這麼問，絕對不是要指責在現場值勤的陳姓員警。其實紀錄片也明白指出：陳姓員警才剛從警校畢業不久，當時又是一人執勤，在現場確實承受了莫大的壓力。所以他們也採訪了資深的員警（猜想陳姓員警應該是拒絕受訪），該名資深員警對於警察的教育制度、出勤制度、用槍訓練都表示了強烈的擔憂與不滿，但這次員警的聲音政府聽見了嗎？大眾聽見了嗎？在新聞的熱潮過去後，又有誰能陪著要寫無盡報告或者挨告的員警呢？

《九槍》採訪了阮國非的家人朋友，採訪了資深員警，也將陳姓員警家人的心聲放進影片中，甚至也採訪了仲介公司，讓仲介公司的老闆暢所欲言他們的如何在移工身上找到生存邏輯。雖然我認為跟蔡導演以往的作品比起來，《九槍》的火力已經小了很多，這次導演不太用他一針見血的觀點去搓破某些人的誇誇其談，但我想這也是因為導演不願意將影片帶入正反兩派的簡易思維裡。

不管你對這則社會事件持有什麼看法，誠摯建議你可以先看過電影再做最後的評論，《九槍》電影製作單位陸陸續續有在開做非售票的放映報名，可以到這裡刷看看。

如果真的報名不到《九槍》的放映會，也可以依照這份片單，找一下其他的影片來看看。或許弱者不一定是對的，但我們都有義務去回應犧牲者的一些要求，而通常犧牲者都是弱者--尤其這個不幸的事件中有兩個犧牲者。

後記：也想在這裡提醒導演（雖然他應該九成九九九不會看到這篇文章），在數位時代，有些時候某些做法可能需要與以往不同。例如除了崔紀鎮、湯美玉等法官，一般人很難輕易找到《島國殺人紀事》當中其他糊塗辦案的公務員的大名（雖然影片中幾乎有一一唱名），但如今不管知不知道阮國非案細節的人，都可以搜出陳姓員警的大名以及一些個人資料。尤其本片因為陳姓員警的缺席（當然這應該是因為他自己拒絕被拍攝），使得原本是「兩個受害者」的設定稍有失衡，這個失衡又會在網路上繼續擴大成另外一種紛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