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影評|《所有的美麗與血淚》──讓美麗在片刻等於血淚

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Droll thing life is that mysterious arrangement of merciless logic for a futile purpose. The most you can hope for is some knowledge of yourself that comes too late──a crop of unextinguishable regrets.
──Barbara Holly Goldin
生命的荒謬就是莫名的安排,僅僅出於殘酷的邏輯與徒勞的目的。你唯一能做的只有對自己遲來的體悟,與無盡的悔恨。
──芭芭拉.荷利.高丁
我在波士頓讀攝影的時候非常苦悶,因為我其實過去都讀歷史,很晚才轉去學藝術,而藝術學院裡面的氣氛對我來講非常地陌生,我急於掌握某種攝影或是藝術的技術,可是我覺得每天我都在不斷地 critique。我因此萌生了退學的打算,但是又為這個半途而廢的決定感到非常沮喪。我記得有一天,我看到一本攝影教科書裡面提到了 Nan Goldin,然後我發現她竟然跟我是讀同樣一間學校(SMFA),而且她也讀了一年就輟學。在那個當下,我覺得我得到了某種撫慰──如果像她這樣的厲害攝影大師也曾經有這樣的經歷,那好像我眼下的掙扎也不算什麼。這是我第一次認識 Nan Goldin。
後來我慢慢開始了解攝影與藝術,我進一步認識到 Nan Goldin 在攝影藝術的地位,這時候的 Nan Goldin 不再是一個過著波西米亞生活的邊緣藝術家,一個不能忍受藝術學院體制的叛逆份子,而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大師。特別是當我要處理到私攝影相關的主題時,一定會面對這一座巨大的山。我記得有一次我去紐約駐村,我在 MoMA 的展覽裡面,第一次看到 Nan Goldin 的真跡,我當時完全被震撼了。因為我現場所看到的照片,比起我在教科書裡面看到的圖片更加精細而且具有張力。我心中不由得出現了一個疑惑,究竟這樣的照片是抓拍還是擺拍?
事實上,這牽涉了 Nan Goldin 作品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作爲一個私攝影大師,她往往被推崇沒有安排、不加矯飾、彷彿具有某種本真。然而這是真的嗎?事實上很多評論家懷疑 Nan Goldin 的照片之所以如此精美,其中必然有某種安排。這件事之所以關鍵是因為,我們認為攝影的本真性必須建立在沒有安排之上。然而這裡有兩個需要討論的地方。第一是攝影真的可以做到無所安排嗎?確實攝影具有一種「自動化」特質,這暗示攝影可以無需人的干預,然後純粹地記錄下眼前的真實。整個現代主義攝影可以說都與此信念相關。當這些攝影大師使用相機時,他們真的認為相機可以「純粹」、「直接」地捕捉到對象。可是站在後現代的立場,現代主義攝影未免太過於天真。攝影無論如何都處在一種建構的脈絡當中,不僅被拍攝的人可能在鏡頭前面進行表演而非展露自己,相機本身也是歷史、文化與科技脈絡的產物。更不用說拍照過程當中攝影者與被攝影之間存在的權力關係,這讓純粹這件事根本無從發生。
另一個問題是,所謂的本真是什麼?事實上本真並非單一定義,而是混雜了不同的概念,包含:
  • 「對象先決」,指照片表現的是對象而不是畫面的形式;
  • 「作者現身」,我們覺得「真」的照片是那種有作者現身的照片,像是 Nan Goldin 拍攝自己被毆打的臉;
  • 「底層生活」,有些時候我們覺得真,是因為照片之中展露了私密的關係,像是荒木經惟拍攝他與陽子的蜜月旅行,又像是 Larry Clark 拍攝那些深陷毒品、暴力的年輕人;
  • 「業餘」,「真」有時也與沒有安排,或是一種素人感相關。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覺得很真的照片,常常看起來構圖歪斜、畫質低落,然後使用閃燈直打的方式。這並非他們技術不好,而是這些手法是一種業餘的象徵;
  • 「意圖真誠」,有的時候「真」指一種意圖上的真誠。譬如張雍說要成為攝影師,先要成為一個好人。當我帶著這種解構的眼光去看待本真的概念,Nan Goldin 在我心中便不再神秘。
直到我看到 Nan Goldin 的紀錄片《所有的美麗與血淚》(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坦白說看完有點失望,我覺得紀錄片是不是有一種套路,特別是以人物為主的:一開始是一個現場,接著切入回憶,接著描述痛苦,然後情緒持續堆疊,最後迎接結局。在這個結構當中,一件事件似乎都是由個人所發動的,結構性的問題往往著墨甚少,善惡的對立也變得很刻板。
但是這部紀錄片也有動人之處。影片包含了兩個部分,一個是 Nan Goldin 私人的生活,一個是 Nan Goldin 與一群人發起對賽克勒家族的抗爭行動。表面上看來這兩件事的關係是因為 Nan Goldin 自己也長期深受藥物濫用問題的困擾,所以她的生命經驗成為她起來抗爭的重要驅力。在片中她便曾經在法庭上作證,說明使用藥物的危險,並且希望有關當局能夠正視如何救助的問題。可是當我看到片子的最後,提到 Nan Goldin 寫的一段話,我忽然意識到其實真正的核心是看見人的痛苦。
生命的荒謬就是莫名的安排,僅僅出於殘酷的邏輯與徒勞的目的。你唯一能做的只有對自己遲來的體悟,與無盡的悔恨。
──芭芭拉.荷利.高丁
Droll thing life is that mysterious arrangement of merciless logic for a futile purpose. The most you can hope for is some knowledge of yourself that comes too late──a crop of unextinguishable regrets.
──Barbara Holly Goldin
芭芭拉.荷利.高丁以現在的觀點來看,就是一個有自我意識以及同志性向的正常人。可是 Nan Goldin 的父母無法面對這樣的小孩,因為他們自己是不正常的,於是他們把她送到孤兒院,然後造成她長期的抑鬱最後自殺。這件事成為 Nan Goldin ㄧ生的痛(我懷疑《康士坦丁》裡面姐妹的原型是不是來自於 Nan Goldin 跟她姊姊的故事)。
在紀錄片當中,Nan Goldin 可以無懼於財閥,可以暴露自己曾經做過性工作,可以對一切事情侃侃而談。但是她卻在談論她姊姊的時候談不下去了。在她心裡有一個深沈的憤怒,那就是為什麼她的父母要否認這一切,這就像當人們使用藥物,當人們身患愛滋,當人們被各種各樣命運莫名的安排所苦,為什麼人們不能看見這些痛苦。而 Nan Goldin 以及那一整代人在做什麼?他們不是一群邊緣人需要文明世界的承認,他們是一群文明人希望啟蒙正常世界當中的野蠻人,希望那些衣冠楚楚的原始人,能夠從偏見、無知與利益當中稍微地掙脫。而實踐這件事的第一步,就是不能否認關於世界或是關於人的真實。這是 Nan Goldin 對於攝影最強烈的動機。
當我理解到這件事,我對於她的攝影當中是否擺拍,以及本真到底是什麼的問題有了新的看法。對於 Nan Goldin 而言重要的不僅僅是真實,而是真實如何被看見。後者其實仰賴兩個條件,一個是在場,一個是形式。在紀錄片當中,我們可以看見 Nan Goldin 在佈置展覽的時候是多麼地講究。她並不是像我們以為的那樣,僅僅關注照片之中的對象,事實上她也關注照片與照片在形式上的關係。當她與夥伴進行抗爭的時候,她們也很細密地考慮抗爭行動的效果,譬如製作染血的鈔票然後從美術館的頂樓灑下來,這些都說明了 Nan Goldin 對於形式這件事有強烈的意識。
但是更重要的或許是,攝影與在場的關係。當她拍下一張照片,那張照片證明了她與她的朋友、情人曾經在同一個現場。但與此同時這也證明了那個現場不在,然後慢慢地慢慢地,現場的感覺全部消失,我們只是目睹一張照片。這個無情的事實提醒我們,下一次我是否能夠拍到更具有生命力的畫面,然後他們就會在照片之中持續比較長的時間,讓我們覺得生命不是那麼殘酷與徒勞,讓美麗在片刻等於血淚。
全文劇照:好威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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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電影難以(也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悲情城市》的幸與不幸是在過去的三十年間,它是談及二二八事件的作品中,名聲最大的一部。影片的美學成就有目共睹,技術面幾無失手,藝術面(時代氛圍的呈現)也讓人著迷。《悲情城市》乘載了大量的讚賞光環,也就無可避免會引來更認真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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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孝賢找了上映前一年剛成立的日本器樂組合神思者為《悲情城市》創作七首配樂。不同族裔彼此錯綜複雜的語言和政治認同,在很淡很淡的山色間,搭著神思者的配樂,成了空谷間沒有回答的提問,刻劃出一個時代的獨特樣貌。然而我,以及許多同代人,孩提時第一次聽到電影開頭的配樂,卻不是因為《悲情城市》,而是霹靂布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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