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愛爾蘭的人均GDP已超過7萬美元，而同期英國的人均GDP尚不足4萬美元。那麼，這個曾經的“醜小鴨”，是如何變成“白天鵝”的呢？
2019年4月18日，是英國承認愛爾蘭獨立70週年。對於很多國內讀者來說，愛爾蘭可能依然是個較爲陌生的國度。除了《當你老了》的作者—詩人葉芝，以及令人熱血沸騰的《大河之舞》之外，很多人腦海中對愛爾蘭僅有的一點印象，可能就是不斷製造襲擊的愛爾蘭共和軍，以及歷史上的“愛爾蘭大饑荒”（俗稱“馬鈴薯饑荒”）。
愛爾蘭共和軍追求統一愛爾蘭的政治目標，但因其暴力方式而被許多國家列爲恐怖組織;發生於1845—1850年的大饑荒，則奪走了近百萬人的生命，約佔當時愛爾蘭全部人口的1/4。愛爾蘭共和軍與大饑荒，似乎正是愛爾蘭悲情的寫照。由於當時處於英國的“陰影”之下，愛爾蘭不但在歐洲的政治舞臺上默默無聞，經濟上也長期處於貧困落後的狀態。實際上，直到20世紀70年代，愛爾蘭還是以農牧業爲主的不發達國家，被稱爲“歐洲乞丐”或“歐洲農村”。
然而，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愛爾蘭經濟突飛猛進，GDP年均增長率超過7%，增速最高時達9.2%，一躍成爲歐盟人均GDP靠前的國家。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7年的統計，愛爾蘭的人均GDP已超過7萬美元，在“100萬以上人口國家”中人均GDP僅次於瑞士和挪威，而同期英國的人均GDP尚不足4萬美元。
崛起的愛爾蘭被稱爲“凱爾特之虎”。那麼，這個曾經的“醜小鴨”，是如何變成“白天鵝”的呢？
愛爾蘭人是古代凱爾特人的後裔。凱爾特人是西歐最古老的民族，與日耳曼人、斯拉夫人一起，被羅馬人並稱爲歐洲的“三大蠻族”。自12世紀英國開始對愛爾蘭進行征服以來，愛爾蘭與英國之間就開啓了一段長達800年的“恩怨史”。墨西哥前總統波爾菲利奧·迪亞斯曾對墨西哥命運發出感慨：“可憐的墨西哥！離上帝如此遙遠，離美國又如此之近。”其實愛爾蘭的命運也如此：“可憐的愛爾蘭！離上帝如此遙遠，離英國又如此之近。”
1171年，英國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率軍登陸愛爾蘭，用武力迫使島上的各路諸侯前來宣誓效忠。都鐸王朝時期，英國進一步加強了對愛爾蘭的控制，亨利八世與女兒伊麗莎白一世都奉行中央集權的政治理念，着手在愛爾蘭建立法律與政治秩序。
斯圖亞特王朝時期，英國政府利用蒂龍伯爵休·奧尼爾與泰爾康奈爾伯爵羅裏·奧唐奈的“伯爵逃亡”事件，沒收了二人的土地。於是，多尼戈爾、蒂龍、德里、阿馬等四郡的伯爵領地，再加上卡文、弗馬納兩郡，就成爲英國政府有計劃安置英格蘭與蘇格蘭移民的殖民地。
英國革命時期，由於愛爾蘭站在王黨一邊，克倫威爾率領議會軍對愛爾蘭進行征服。戰爭結束以後，克倫威爾對戰敗的天主教徒採取了嚴厲的懲罰措施：將土地分配給自己的官兵和投機商人，同時將被剝奪土地的愛爾蘭天主教徒，放逐到貧瘠的西部邊疆。
1801年，英國根據《英愛同盟條約》，正式合併了愛爾蘭，成立了“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此後的100多年裏，愛爾蘭人並沒有放棄反抗，其中最大的一次反抗是1916年爆發的都柏林復活節起義。這次起義由新芬黨領導，最終被英軍武力鎮壓。
1921年12月，英國政府與愛爾蘭共和軍簽署條約，愛爾蘭全部的32個郡被分成兩部分：南部的26郡爲“自由邦”;北部6郡成爲“北愛爾蘭”，擁有一個獲授權的獨立議會，但其主權仍屬於英國。
1937年，愛爾蘭“自由邦”宣佈建立共和國，但仍留在英聯邦內。1948年12月21日，愛爾蘭宣佈正式脫離英聯邦。1949年4月18日，英國承認愛爾蘭獨立，但沒有歸還北方6郡。至此，愛爾蘭人這個古老的民族，纔有了自己獨立的國家。
經過800多年堅持不懈的反抗，愛爾蘭最終贏得了民族獨立，告別了英國人統治下“二等公民”的命運。
雖然愛爾蘭自1801年就被正式併入英國，但其經濟卻並沒有藉助大英帝國而實現現代化。長期以來，愛爾蘭的經濟以農牧業爲主，產業結構單一，發展嚴重滯後。這種落後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國的“內部殖民主義”造成的。
獨立以來，愛爾蘭開始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然而由於國家小、底子薄，要實現經濟崛起並非易事。在充分認識到自身內部的侷限之後，愛爾蘭將目光投向了外部，走出了一條大膽的開放之路。20世紀50年代，愛爾蘭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的工業化戰略。1973年，愛爾蘭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EEC），開始逐步融入歐洲市場。
20世紀90年代以來，愛爾蘭積極地融入歐盟，並通過歐盟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隨着1993年《馬斯特裏赫特條約》的簽訂以及1999年歐元計劃的實施，歐洲的統一市場基本形成。與此同時，藉助與美國的特殊關係，愛爾蘭逐漸成爲連接美國與歐盟兩大經濟體的重要橋樑。大量的跨國企業在愛爾蘭設立總部或分支機構，愛爾蘭成爲世界範圍內的投資高地。藉助於強大的親市場的外向型經濟，愛爾蘭也成爲了世界上最開放的經濟體之一。
從實際經濟效果來看，愛爾蘭的經濟騰飛始於20世紀90年代。從1990年到2001年，愛爾蘭的GDP年均增長率達7.6%，僅次於新加坡與中國，位列世界第三位。從經濟總量來看，從1990年到2007年，不到20年的時間內，愛爾蘭的國民生產總值翻了兩番（4倍）。因此，愛爾蘭被譽爲“凱爾特之虎”。
對於愛爾蘭經濟奇蹟的根源，一般認爲包括五個方面的原因，即財政與金融政策、工業政策、投資教育、歐盟的轉移（特別是結構基金），以及獨特的制度創新—“社會夥伴關係”。其中，最有愛爾蘭特色的當屬財政與金融政策，以及“社會夥伴關係”。
財政與金融政策的功能在於，最大限度地發揮資本和市場的作用，通過大量吸引外資和高科技企業來帶動經濟。愛爾蘭的歷屆政府，都堅持將低稅率作爲吸引外資的重要手段。很長一段時間，愛爾蘭的企業所得稅只有12.5%，遠低於美國（35%），同時也低於歐洲平均水平（23.2%）。由於低稅率所釋放的巨大的比較優勢十分顯著，很多全球著名公司將歐洲總部設在愛爾蘭。
“社會夥伴關係”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制度安排，通過協調不同階層與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關係，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識，解決社會發展中面臨的重大問題。來自政府、企業家、工會等社會團體的代表，以平等的“社會夥伴”身份，就社會經濟政策的大政方針進行充分的溝通協商，達成綱領性的共識並最終落實到政策層面。
在愛爾蘭的經濟騰飛中，“社會夥伴關係”起到了關鍵作用，其最大的作用在於使愛爾蘭這套獨特的經濟戰略安排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可，從而降低了政策實施的交易成本。
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迅速地傳導到愛爾蘭，使愛爾蘭的經濟遭受重創。由於愛爾蘭的經濟對外依存度高，因此這場經濟危機對愛爾蘭的傷害程度遠超他國。
據統計，從危機爆發至2012年，每年有多達7.5萬人離開本國外出尋找工作，這對於僅有450萬人口的愛爾蘭並不是一個小數目。官方失業率已突破15%，時任愛爾蘭財長邁克爾·努南甚至表示，這5年是“愛爾蘭大饑荒以來最大的危機”。這場危機中止了“凱爾特之虎”的神話，甚至開始有人以懷疑的口吻，稱愛爾蘭已變爲“凱爾特之貓”。
而且，在高速增長階段被掩蓋的社會問題也逐漸顯露出來。愛爾蘭政府的親市場偏好，使社會建設成了相對的短板，造成了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之間的不平衡。長期存在的低稅收政策，制約了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支付能力，由此進一步導致了貧困、失業和不平等。
雖然愛爾蘭的絕對貧困率一直在下降，2007年已經下降到5%以下，但相對貧困率卻一直居高不下，在2004年時高達19%。據統計，在經合組織的富國中，愛爾蘭的收入不平等指數位列第二。在社會支出方面，愛爾蘭也遠低於其他歐盟國家。從1993年到2000年，愛爾蘭的社會保障支出佔GDP的比重，從20.2%降到14.1%，而同期歐盟的平均水平也只是從28.8%降到27.3%。
愛蘭爾模式的底色，實際上是“強經濟、弱社會”，將國家的經濟競爭力置於社會福利之上，通過壓低稅收來吸引直接外來投資，從而使社會從屬於經濟，導致經濟與社會之間的失衡。這種模式在高速增長時期可能問題不大，一旦發生經濟停滯或衰退，就可能產生致命的後果。
幸運的是，經過5年的徘徊，愛爾蘭成爲歐元區第一個復甦的國家。2014年，愛爾蘭的GDP增速達8.33%，重新回到高速增長模式。2015年，愛爾蘭的GDP增速甚至達到了創紀錄的26%;之後的兩年也都保持在5%以上，基本上走出了經濟危機。
愛爾蘭的崛起之路已經充分說明，後發國家可以藉助全球化的機遇，通過自身的制度與政策創新，來創造經濟奇蹟。
作者張建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