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庭111年度訴字第194號判決(民國113年02月15日)

【思考】 涉及違反性平法久遠案件的思考

一、事實經過

原告教師其於107年遭檢舉於89至91年間對學生甲女有性騷擾之行為而涉及校園性平事件，調查後經申訴，並重予調查（涉犯妨害性自主罪部分，檢察官為處分不起訴）。性平會乃組成5人重啟調查小組，經性平會於決議同意重啟調查報告，認定「甲女國小5、6年級時（即89至91年間）某日獨自到管樂室欲自主練習，請原告教師協助開門，原告趁二人獨處之機會，未經甲女同意，對甲女為接吻之行為」，故原告教師親吻甲女之性騷擾行為屬實。學校參酌重啟調查報告建議，決議解聘原告，且於1年內不得聘任為教師。

二、法院怎麼說？

1、沒有懲處權時效的問題-多久都可以解聘

教師因有性騷擾行為，已具足不適任教職之法定效果，服務學校享有之終止聘約權利，除具有法定不得行使終止權之事由外，因現行法令並非將服務學校解聘教師定性為行政罰或懲戒罰，自不得類推適用行政罰裁處權之時效或懲戒罰之行使期間等規定，作為限制服務學校行使終止權之期間規範。

2、不適用刑事訴訟法的傳聞法則

刑事訴訟法195條：證人於審判外之指述，除法律有規定外，不得作爲證據。

按行政程序法對於證據方法之適格性，並未如同刑事訴訟法採行傳聞法則及嚴格證明法則，只要證據與待證事實，在客觀上具有關連性，且經合法調查，即得作為判斷依據之證據方法，而具有證據能力。上開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並非屬一般法律原則或法理，其他訴訟法採行與否，乃立法形成自由之範疇。

於行政訴訟法並無明文或準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傳聞法則的規定，而與民事訴訟程序相當，行政訴訟法第307條之1亦規定：「民事訴訟法之規定，除本法已規定準用者外，與行政訴訟性質不相牴觸者，亦準用之。」

故傳聞證據內容是否可信，屬證據證明力的問題，得透過其他證據方法予以補強，由事實審法院依論理法則、經驗法則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的結果，即為合法，不是一概沒有證據能力。原告主張傳聞證據，不具證據能力等語，並無理由。

3、事實認定

(1)、甲女-當事人

甲女陳稱於5、6年級時，原告教師擔任管樂團指導且也會在假日時到校指導管樂團練習乙事，信而有徵，其陳述又與證人A女上開陳述互核相符，可認證人甲女上開所述當非子虛，具有可信性。原告教師於甲女國小5、6年級時（即89至91年間），違反師生分際，確有為系爭性騷擾行為，應可認定。

(2)、其餘證人：誰保管鑰匙問題？涉及能否開啟教室。

由許多證人陳述可知，假日進入管樂室之鑰匙，名義上可能由證人H女保管，但實際上持有鑰匙的人，可能是透過證人H女或值班室人員，也可能有多人持有鑰匙，因時間較為久遠，上開證人之陳述已有所模糊。

但可認定的是，當時原告於假日在學校進行活動或使用教室，相當平常且不困難；衡情原告作為樂團指揮，指導樂團，其在假日要取得鑰匙與甲女進入管樂室，亦顯無特殊困難，其本人究竟有沒有保管或持有鑰匙，尚非本件判斷之重點，自無從因原告主張並無鑰匙等語，即可逕為推翻甲女上開可信之陳述。

(3)、刑事不起訴處分書的認定

A、不起訴理由：

不涉及強制猥褻罪的理由：……觀諸證人A女（即不起訴處分書中之B女）之證詞，雖可證明告訴人甲女於事發後有立刻向證人A女表示稱遭原告親吻乙情，惟細節部分付之闕如，無從核對告訴人甲女所指遭強制猥褻部分是否屬實，復告訴人甲女向證人A女所稱之「親」的方式及部位難以特定，達成之手段更有不同之情形，實難僅憑告訴人甲女稱有親吻乙節，驟認原告有以違反告訴人甲女意願方式，親吻甲女之嘴唇及胸部……原告縱有上開犯行，惟本件追訴權時效於本署收案分由檢察官偵辦前早已完成，自應為不起訴處分等情，為其論據。

B、法院的判斷

不起訴處分書係基於偵查原告涉犯刑法強制猥褻罪嫌，仍存有合理懷疑，無從認定原告有涉犯上開罪嫌之高度可能，且已罹於追訴權時效，從而處分不起訴。

而不起訴處分書僅就不起訴原告刑法強制猥褻罪為認定，但因本件並非刑事案件，而是適用性平法及教師法規定，對原告是否構成性騷擾行為進行評價，適用之構成要件、證據法則、證明程度、行政程序及訴訟程序均與刑事法不同。

故系爭不起訴處分書經本院斟酌後，尚無從對原告為本件有利之認定，亦不妨礙本院就系爭性騷擾行為所為之認定。

三、結論：教師敗訴。

當然如果有對學生做出性平事件的話，理應受到相對應的懲處。但因為年代久遠，只能靠著證人的證詞去拼揍當時的狀況。但如果假設如果要是刻意的設計呢？那是否會讓教師陷於困境呢？這個真的值得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