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畢《聽海湧》,忍不住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這部劇無疑是我看過最傑出的台灣歷史劇。
近年來台灣出現許多以「歷史」為主題的影劇作品,例如聚焦在羅妹號事件與台灣複雜的族群議題的《斯卡羅》(2021)、談綠島政治犯的《流麻溝十五號》(2022)、描繪公股轉民營背後之商場爭奪的《商魂》(2024)。透過影劇回望歷史的嘗試雖然總是令人期待,但從過往的作品裡,也不難看出拍攝此一類型的題材時,勢必會遭遇到的,該如何平衡歷史性與戲劇性的困境。當背負著「忠實呈現歷史」的框架,不少導演、編劇容易在創作過程裡失焦,往歷史的記敘書寫,導致即使成功建構出逼真的時代氛圍,戲劇本身卻未必「好看」。
那麼,《聽海湧》到底做對了什麼,使得它成為一部如此成功的作品?
本劇從題材選擇開始就十分聰明。以「二戰時的台籍戰俘監視員」切入,對比其他同類型的戲劇更為微觀,也更著重在個人層面的掙扎與迷惘,讓冷硬的歷史題材變得容易被觀眾同理,大幅減低了進入門檻。
同時,台籍戰俘監視員的身分,本質上就已充滿矛盾的戲劇張力──由於屬於被殖民的一方,在戰俘營之中,他們也被迫承接日本人在情緒與肢體上的暴力;但從戰俘的視角來看,這些台籍監視員卻無疑是與日本人沆瀣一氣的加害者。二戰結束之後,台灣由中華民國政府接管,一夕之間從日本人變成中華民國的子民,使得他們在戰後法庭的審判裡又再次陷入矛盾的處境──他們到底是誰?又是為誰接受這場咎責?
編劇以此為基礎,在劇本裡擴寫更多矛盾與衝突,也增添觀點的多元性。《聽海湧》雖然是以在艱困的處境裡,仍然願意對戰俘伸出援手的新海志遠為主角,將核心基調定為人性的良善和光輝,但同為台籍戰俘監視員的新海輝、新海木德也佔有不下於新海志遠的詮釋篇幅。以兄弟相稱的三人感情甚篤,成為軍屬的原因卻截然不同:小弟新海木德為了貼補家用,大哥新海輝渴望肯定,也有著更強烈的日本認同,而二哥新海志遠的理由則是全然的個人與私密──他愛上了日本女孩櫻子,戰爭什麼的他一點興趣也沒有,純粹只是想要能夠抬頭挺胸地站在女孩身旁,與女孩長廂廝守而已。
對於日方的描寫,分為負責戰爭期間的軍人,與審判上為日方辯護的律師團。針對前者,劇本藉由指揮官、副指揮官、小隊長、一等兵、二等兵等軍階結構,凸顯層層交疊、身不由己的壓迫鏈;我尤其喜歡其中一段:當劇情來到結尾,日本指揮官田中決定撤離營區時,下達了「做該做的事」的要求,接受指令的副指揮官北川瞬間顯得脆弱不安,但轉頭又將相同的指令交付給新海輝。而律師團的內部辯證則是圍繞在辯護策略:到底應該以百分之兩百的努力,極力維護眼前的每一個個案的權益,還是選擇性地捨棄部分個案,將資源留給「更有機會回家」的其他被告?面對已經不是本國國民的台灣人,又是不是應該選擇棄保,以拯救其他「真正的日本人」?
派駐婆羅洲的中華民國領事羅進福,是本劇主要角色群裡唯一的中華民國視角,因此所有的矛盾與衝突都被集中在他身上。他與台籍戰俘監視員們相同,兼具加害者和受害者兩種面向:在戰俘營裡,他被碾斷了手指,永遠失去了摯愛的妻子與十一個月大的孩子,受到悲痛和復仇的情緒驅使,即使沒有完整目睹壕溝慘案的實際過程,他依然在法庭上做了偽證,控訴新海志遠是屠殺案的元兇。與此同時,他也處於國家責任和個人恩怨的夾縫之間,面對手上那紙「台灣人已是中華民國國民」的電報,他的選擇仍是與台灣人劃清界線──當然,從人性層面來看,這恐怕是再自然不過的反應,畢竟誰能夠輕易放下長久以來因戰爭而積累的恨意呢?
此外,就連戰俘內部的關係,《聽海湧》也沒有遺漏。面對囚禁,不同個體也有不同的求生策略。理解日語的戰俘,很有可能選擇成為日軍與其他戰俘之間的通譯,好在戰俘營內苟活,但這般形同背叛、通敵的選擇,在戰俘內部又會如何被看待呢?在有限的篇幅中,本劇精準地透過兩個橋段呈現排拒與猜忌:一是眾人瓜分烤雞時,負責擔任通譯的戰俘獨自側躺在房間的角落,被其他戰俘冷言「他吃壽司就夠了」;另一則是當新海輝挑選執行任務的人選時,通譯悄聲建議將房內一名從未生病的戰俘列入名單,對語言的陌生,以及不確定被出賣了什麼的恐懼,導致在新海輝離開戰俘的居處之後,戰俘之間的衝突便瞬間爆發。
正因為突顯了種種複雜的矛盾,在觀劇過程中,觀眾會發現自己越來越難選擇特定立場──所有角色都有難言之隱、都背負著不得不為的苦楚,每一個人都是戰爭之下悲哀且卑微的產物。
當劇情高度聚焦在個體的困境及掙扎,演員的演技穿透力可說直接決定了戲劇的成敗。為了不讓混雜台語、日語、英語等多語系的台詞阻礙演技表現,《聽海湧》大量起用英國、美國、澳洲、日本等不同國籍的演員,更特別安排在劇中飾演新海三兄弟的三名演員學習長達半年的日語,甚至實際於日本居住數週,讓他們在詮釋被日本殖民的台灣人時更具說服力。劇組的細心安排確實獲得了極佳的成效,即使是熟悉劇中外語的觀眾,在觀劇過程也不容易因發音、口條而出戲,同時演員在運用非母語的語言表演時,也更能保留較多心力在角色建構上面。
由於在戰俘營內所有角色的服裝都極為相似,考量到觀眾可能因此臉盲,《聽海湧》大量運用臉部和眼神特寫,強化個體之間的差異,拉近觀眾與角色的距離。此種戲劇手法不只考驗攝影、剪輯,也挑戰演員在無肢體動作輔助時,表現內心情感的功力。而令人驚豔的是,本劇的所有演員在這部分的表現都無比出色,尤其飾演新海輝和新海志遠的兩位主要演員黃冠智與吳翰林的精湛演技,更是牽動觀眾情緒的最大關鍵。
本劇的重要轉折與情感流動,時常發生在黃冠智與吳翰林的對手戲裡。兩人最具爆發力的一場戲,是新海志遠私下暗地接濟領事夫人的事情險些敗露,被日籍上等兵竹崎正八失控痛毆,使得新海輝最後因為太過擔心,決定不帶兄弟三人中最年幼、在營區裡飽受欺凌的新海木德,而是帶新海志遠離開營區執行挖掘山洞的任務。在這場戲當中,新海輝與新海志遠各自累積的壓澈底爆發,黃冠智精湛地演繹出身為大哥在兩個弟弟之間拉鋸的巨大焦慮,以及明知二弟的行為卻又不好說破,直到最後一刻才忍不住以「櫻子是櫻子,領事太太是領事太太。」試圖打醒二弟的急躁不安;而在先前多半表現較為收斂、抑鬱的角色性格的吳翰林,在這段對戲中則是毫無保留,也極具層次地呈現出新海志遠因種種因素疊加的憤怒──他既不認同大哥升上二等兵之後的行為,又因大哥狠踩櫻子這個痛點更被激怒,而讓他的情緒更加高張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大哥竟然為了自己,選擇讓小弟獨自留在營區。自責、氣惱、憤怒與壓力交錯,幾乎吸不到任何一絲空氣的窒息感,被兩人詮釋得絲絲入扣,極其精彩。
相較之下,拍攝時年僅十三歲的朱宥丞,演技雖然仍有些生澀,但那雙清澈又黑白分明的大眼,仍是本劇最畫龍點睛的一部份。少年純真無邪的眼神,在封閉的戰俘營裡逐漸染上瘋狂的過程,比什麼都還要令人膽戰心驚。
回到《聽海湧》的戲劇本身,之所以能夠在歷史性與戲劇性之間取得如此完美的平衡,必須歸功於導演和編劇在敘事剪裁時極為精準的「處理」與「不處理」。二戰期間日本的往外擴張與殖民、台灣人混亂的國族認同⋯⋯,本劇所觸碰的議題每一項都有太多可以發揮,但《聽海湧》並沒有在歷史素材裡迷失,而是目標明確地在自己的航道上前進:他們並不追求宏大的史詩巨作,而是只想從歷史裡選擇台籍戰俘監視員這個薄薄的切面,完整地說好一個故事。
本劇裡選擇「不處理」的部分非常多。舉例來說,由連俞涵所飾演的領事太太何景儀,在劇中的篇幅可說是意外地少。或許是因為女性戰俘的困境本身就是主題性強烈的題材,本劇並未從何景儀的主觀角度出發,而是透過男性軍人與戰俘垂涎的神色,側面描寫女性戰俘可能面對的遭遇。當何景儀在倉庫裡冒險偷罐頭,被幾乎陷入瘋狂的日軍發現後,鏡頭忠實地呈現出無處可逃的恐怖,但十分節制地、並未拍出最後發生了什麼。這樣的作法一方面保留了留白的藝術性,另一方面也確保戲劇重心能夠穩定聚焦在新海三兄弟身上,不至於在短短五集的篇幅裡偏移太多。
本劇也選擇不處理新海志遠待在牢獄裡的十年,以及出獄後回到台灣的生活。在《聽海湧》劇情推進到緊繃的中段時,不禁令人暗自揣想,這部劇到底會怎麼收尾?失去了櫻子、兩個兄弟,以及青春燦爛的韶光,新海志遠帶著滿身創傷,又該如何面對剩餘的人生?巧妙的是,本劇雖然絲毫不談新海志遠回到台灣之後的一切,卻透過新海輝行刑前努力撐起的灑脫笑容,告訴新海志遠在壕溝慘案發生前,自己遞給他的槍並沒有子彈,要他回到台灣之後好好過生活的遺言,為新海志遠這個角色留下恰到好處的希望與光明。傷痛固然無法抹滅,但大哥最後留下的溫柔,依然使得未來的前行成為一種可能。
作為劇本文眼的「海」,貫穿了整部《聽海湧》的意象。海洋封存了新海三兄弟在台灣時無憂無慮的純真,也是在寂寥的婆羅洲裡鄉愁的依歸。聽著浪花拍打,潮起潮落,抑鬱與恐懼就能獲得慰藉,彷彿家還在、彷彿還回得去。
而「新海」這個姓氏安排,在劇本裡也別有深意。本劇第一集並未言明三人的關係,觀眾只知道三人同姓新海、以兄弟相稱,但當新海木德打算寄錢回家時提及家裡的經濟狀況,從新海志遠的反應,又讓人猜測三人或許不是血緣上的兄弟。同姓新海的原因,直到全劇尾聲新海志遠服刑期滿,在返台的船隻上想起當年離開的景象時才揭露:在前往婆羅洲的船上,眾人被提醒在前線都必須使用日本名字,要求大家為自己改取日本姓氏。
「家裡附近有什麼,就取什麼吧。」
年幼的木德寫了豬舍,志遠則寫了大海。北川小隊長看著上面寫著「大海」的姓名字條不禁淺淺微笑,追加了日本當時對於開拓南方新天地的想望,改為「新海」。於是為了姓氏苦惱許久的三人,在甲板上嬉鬧地搶著使用「新海」這個姓氏──有海、有家、有對於未知的期待,聽起來還不錯。
只是當時的他們都不知道,最後只會有一個新海孤寂返航。
劇照提供/公共電視
責任編輯/黃曦
核稿編輯/張硯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