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想世界中，一家企業決定僱用一名工人的決策，純粹取決於利潤最大化，而利潤最大化的結論便是，端看市場工資率和工人的生產力。至於企業主是否有一大家子要養，或者比起工作更喜歡休閒，這都無關緊要；企業追求利潤極大化，而企業主則利用賺取的收入分開地追求效用極大化。這被稱為分離性質 (Separation Property)。
然而，在發展中經濟體的背景下，家戶往往就是廠商，比方說種稻的小農，這道隔開「作為消費者的家庭」與「作為生產者的家庭」之間的邊界便會逐漸模糊，便讓傳統的新古典經濟邏輯失靈。這可能也是臺灣的發展經驗為何重要，因為臺灣以前走的是「家庭即工廠」模式，顯然是「分離失靈」的一個典型，卻在這個模式下走入經濟高成長。臺灣學者對這方面的探討還相當少，卻可能對國際經濟發展得出不少寶貴的經驗。
下文將探討分離理論、其失效的實證證據，以及這對農業效率和技術採用的深遠影響。
新古典的基準情況：當市場運作良好時
以發展中國家的小農為例，就算小農「蠟燭兩頭燒」，既是小孩子的父母，又是自家水田的經理人，是否代表新古典的邏輯會崩掉呢？
這倒未必。分離性質依賴於完全市場 (complete markets) 的存在，也就是幾個關鍵的市場的運作跟定價都存在的話，在價格機制的指引下，小農是可以同時擔任「完美的消費者」跟「完美的生產者」。
什麼是完美的消費者呢？就是符合經濟學中由傅利曼提出的「恆常所得假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或是Franco Modigliani提出的「生命週期消費模型」(Life Cycle Model)或是Angus Deaton途出的「緩衝儲蓄模型」（Buffer-Saving Hypothesis），以上三君都因這方面的貢獻得到了諾貝爾獎。
簡單來說，完美的家戶會有很強的「消費平滑」的狀況，平常都有些儲蓄，於是在小孩生病、或是作物欠收時，可以維持差不多的消費水準。
那什麼是完美的生產者呢？就是符合「利潤最大化」的廠商決策，在有資產要考慮的情況下，可以進一步考慮到「Q-理論」的邏輯。
Deaton的學生Benjamin (1992) 提出了一個「無摩擦基準」(frictionless benchmark)，在該模型中，農戶在預算限制下極大化效用。如果農戶能夠以市場工資自由買賣勞動力，最佳化問題就會分解為兩個連續的步驟：
- 利潤極大化：農戶選擇勞動投入以極大化農場利潤，即邊際產量等於工資。
- 效用極大化：農戶根據步驟 1 產生的收入來選擇消費和休閒。
換言之，農民怎麼做決策，可以符合新古典邏輯呢？答案出奇的簡單，先是想辦法把田地的利潤最大化，再想著怎麼平滑消費，便可以滿分過關。
當分離失效時：理論與證據
然而，上述的邏輯在現實卻異常的困難。
無論是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信貸市場或保險市場市場失靈（簡單不完全市場）時，分離性質就會失效。Benjamin (1992) 確定了幾種失效的狀況。
比方說，非農勞動市場失靈的話，農民自身無法在附近找到非農工作（過度供給），農民的「影子工資」(shadow wage，即勞動力的內部價值) 會跌至市場工資以下。這種情況下，農民會在其土地上過度投入使用家庭勞動力，原因不是農民笨，而是因為勞動市場出了狀況。
另一種則是農業勞動市場失靈。如果農民無法僱用到足夠的幫手（過度需求），影子工資會飆升，從而限制農場的擴張，這時候家裡的兄弟姐妹都是主要的農活勞力來源，容易產生「多子多孫多福氣」的策略，因為農戶的生產規模大小，取決於家庭的規模。
於是，發展經濟學家這幾十年來，試圖通過問一個問題來檢驗這個假說：家庭規模是否會影響農場的勞動力需求？ 在分離性質下，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如果勞動力市場運作良好，家庭人口多寡不應影響農場的工作量。
Benjamin 最初在印尼的研究未能拒絕分離假說，這暗示當時的市場出乎意料地有效率。然而，LaFave 與 Thomas (2016) 發表在Econometrica上的研究，利用更優質的追蹤資料 (panel data) 和固定效果(fixed effects) 的迴歸分析重新檢驗了這一點。他們發現家庭人口結構與農場勞動力投入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從而明確地拒絕了分離假說。這表明在印尼，許多家庭而言，農場與家庭，因為市場摩擦的存在，緊密地糾結在一起。
超越單一家庭模型：性別與無效率
市場的失靈甚至延伸到了家庭內部。Udry (1996) 挑戰了「單一家庭」(Unitary Household) 模型，因為前述的模型，假設家庭成員像一個單一的效率實體一樣行動。在布吉納法索 (Burkina Faso)，男性和女性控制著分開的農地。Udry 實測了資源配置是否符合柏拉圖效率性 (Pareto efficiency)。如果性別沒有導致決策失靈，無論地塊是由誰控制，家庭內所有地塊的投入邊際產量都應該相同。
結果令人震驚：在控制其他變因後，女性控制的地塊產量顯著低於同一家庭中男性控制的地塊（約低 30%）。這意味著家庭白白損失了收入；僅僅將肥料和勞動力從男性地塊重新分配給女性地塊，就可以使家庭總產量增加約 5.8%。這種內部無效率模仿了市場失靈——勞動力和資源甚至在夫妻之間都無法自由流動。
失效的代價：受阻的技術採用
為什麼分離失效對發展政策很重要？Jones 等人 (2022) 說明了這些市場摩擦力如何阻礙新技術採用。
想像你是一個農民，有兩塊田，有一塊田有流經灌溉水道，另一個沒有，你會如何調配勞力？在調查盧安達的灌溉水道時，Jones等人發現當一個家庭的某塊地獲得灌溉渠道時，他們增加了該地塊的勞動力投入。然而，由於農業勞動力市場的市場摩擦，導致了新古典邏輯失效，他們無法輕易僱用更多工人。相反，他們從自己的「最大的其他地塊」(Largest Other Plot, LOP) 抽走勞動力和投入，導致其他地方的產量受損。
這種資源的「相互排擠」(cannibalization) ，解釋了為什麼在許多地方，新技術的採用率往往低於預期。是否採用新科技，不僅取決於新技術的獲利能力，還受到家庭內部勞動力充足與否、能夠透過外部幫手的限制。
臺灣如何克服了分離失靈？
對分離失效的研究揭示，傳統發展經濟學中「貧窮但有效率」的假設往往是不正確的。勞動力、信貸和保險市場的失靈產生了扭曲決策的影子價格，導致投資不足、生產力中的性別不平等，以及技術採用的遲緩。有效的政策不能僅僅針對價格；它必須解決將家庭生產與消費綑綁在一起的潛在市場不完全性。
然而，一如Benjamin (1992)的研究指出來，這種「蠟燭兩頭燒」的模式，未必會帶來失靈。臺灣人過去如果不是小農，多半是夫妻或家庭共同創業的中小企業，又是怎麼克服「分離失靈」的呢？
這或許可以從幾個角度觀之，未來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臺灣的信用市場相當發達，臺灣的非正式金融、到戰後臺灣的農漁會，到日治時期留下的高密度銀行網絡，讓借錢跟存款都相當普及。
-臺灣的土地市場相當發達，土地可以去銀行轉成抵押之外，從日治時期的土地登記制度，已有完整的產權登記，或矢內原忠雄所謂的「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建設」。在許多的發展中國家到今天，土地所有權仍是一團謎霧，你不實體佔著一塊地，就不一定是你的田。
-灌溉市場發達：李登輝前總統在1960年代的作品便提到，臺灣跟其他發展國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在邁入工業化的階段，灌溉便是相當普及。在Karlan等人 (2014)的研究便提出，灌溉是屬於「對沖資產」，對於農民來說，就等同於強制引介了「天災保險」，而在世界多數地方，天災保險多半銷售不佳，灌溉普及，等於幫農民大量減少了生產風險。
-臺灣的非農勞動力市場相當發達，女工在臺灣戰後工業化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但對於許多國家來說，女工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可思議的事。
-臺灣的產品市場非常普及，謝國雄老師所說的「生產網絡」在許多國家是不存在的東西。進一步想，1976年的工商普查資料顯示，臺灣有超過九成的廠商是「非正式」的微小營利單位，但這些生產單位卻能互相協助，本身已經比經濟奇蹟還來得Puzzling，因為在多數的國家並沒有發生。
-臺灣戰後的保險相當特別，產險與火險從日治時期就有相當程度的發展，戰後在美援資金到位後，甚至於中央信託局再保險處，設有「再保險設計委員會」，筆者對於這段發展還是摸索，而全民健保實施之後，更有辦法協助臺灣的家戶處理當個「更好的消費者」，有更多的消費平滑。
從「瑞士起士理論」來看臺灣發展
筆者跟我的一位指導教授Emily Breza研討「分離失靈」多次，我個人體感上的結論上是這東西就像是「瑞士起司理論」。
瑞士起司在製造與發酵過程當中，很自然地會許多小洞。如果把許多片起司（市場）重疊在一起，正常情況下，每片起司的空洞位置不同，光線透不過。只有在很極端的情況下，空洞剛好連成一直線，有多個市場都失靈，才會讓光線透過去。
只不過從發展經濟學的經驗來看，我們把每片起士想成一個市場，而每片起士的洞都很大。你把這些起司片疊在一起，光線透過去是常態：家戶同時借不到錢、租不了土地、買不到保險、存不了錢、招不到工等等。
或許我們從這個角度看，才能理解對臺灣經濟史的爭論，便可以看成一個讓每一片起士洞都越來越來小的過程。像吳聰敏老師的《台灣經濟四百年》強調市場發展，便像是我們能不能透過培養不一樣的發酵菌種，讓每片起士的洞自發地變小。而瞿宛文老師等人或Alice Amsden等人強調產業政策，就像是強調不改變發酵菌種的情況下，政府能不能改變人工發酵技術來把洞變小。不管發展的方式（菌種vs發酵方法）如何，像臺灣這種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體，發展的歷史方向必然有以把洞越補越小為前題，才有可能減少社會中的錯置，除了提升家戶的福利，也讓中小企業能夠兼顧利潤最大化。
相較之下，南韓以大財閥為主的發展模式，就未必需要關心這些爭論。哪怕市場的漏網再多，只要幾個財閥家族主管的大企業事業體的周邊起士洞夠小就可以了，比方說勞動市場的摩擦對於財閥很重要，但對習慣直接跟外國廠商進口零件組的財閥企業來說，是否存在發達的國內彈性發包市場這件事情，就不是很重要，至於普惠金融，對於南韓三星家族來說，也不是他們關心的事情了，這也可以回到寇斯跟Oliver Willaism還有Oliver Hart他們說的「Make or Buy」的差異上。
是為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