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參加高中同學的聚會，算一算離高中畢業也整整45年了。
想想將近40年了，從來沒有參加過三個以上過往同學的聚會，一方面是真的太忙，幾乎每個假日都排滿了志工行程，另一方面，剩下少數有空時間，也想留給自己一些時間，做一些需要較完整時間才能做的事。
不過，因為今年即將滿65歲，給自己一個新的約定，只要老朋友邀約，時間沒有跟排定的活動衝堂，就一定參加。昨天到的是11個同學中，只有兩三位在過去45年間，曾經在某些場合偶遇過一次、兩次，其他真的是畢業45年來首次相見。
很開心，昨天能聽到很多老同學的生命故事。
說故事、聽故事，是人類的天性，甚至可說是人類文明的發端。
小孩子喜歡聽故事，大人也喜歡聽故事，也喜歡轉述故事。
每個人在生命的過程中，都不斷累積故事，都有自己的歷史故事，而且沒有一個人的故事會和別人的完全一樣。我們在故事與故事之間找關聯，當我們認真聽別人故事時，就是將別人請到自己的故事裡，產生新的連結；反過來說，認真地把自己的故事說給別人聽，就是拿自己的精神餐點在宴客。
許多人認為朋友是最大的資產，不見得是朋友會提供我們具體的物質幫助，而是朋友可以豐富我們的心靈與視野。
多年前曾寫過一篇文章回顧高中那一段青春歲月，附在後面，致敬每個人都曾擁有過的夢想。
那一段年輕氣盛的歲月
有人說，台灣的一九七０年代，正像歐美的六０年代一般，是理想正在燃燒的時代。
民國六十幾年，台灣的經濟正從風雨飄搖的四０五０年轉變成穩定成長期，幾乎只要努力就有收穫，因此逐漸累積了一些社會能量，再加上開始有一些留美的歸國學人帶回一些想法與挑戰體制的行動力，偏偏這時政治上還是戒嚴時期，雖然已是白色恐怖肅殺氣氛的末期，但是一方面「看到無限可能的希望」，一方面又受限於「保守規定與自我疑慮的恐懼」這兩種情緒相互激盪下，那種苦悶，以及龐大社會力正蠢蠢欲動找出口的風雨欲來前那種焦躁，大概是現代「只要我高興有什麼不可以」的年輕人所難以想像的。
我高中讀建中，位處於那時台灣看世界的窗口「美國新聞處」以及傳統保守卻又足以當進步跳板的「歷史博物館」這兩個展覽會場中間。
洪通的畫展人潮，擠滿從美新聞處到歷史博物館這一、二百公尺長的南海路，從南海學園對面的建中校門走出，剛好看見了傳統與現代在拉距著。
中美斷交碰到雲門舞集薪傳首演，建中國學研究社的同學在辛意雲老師召集下，都成了舉火把的臨時演員，保衛釣魚台，鄉土論戰……年輕的我們似懂非懂的跟著人家貼大字報，寫血書。是的，那是段理想正在燃燒的日子，年輕人精力沒辦法發洩苦悶之下的出口吧？
我還記得那是個「和女生在校外走在一起」被教官看到會被記大過的時代，那是個人人理三分頭的時代〈所謂三分頭就是把手掌緊貼頭上，頭髮若超出指頭所夾的長度就違反校規〉，幸好，我讀的學校是號稱自由放任的建中。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那麼「熱血澎湃」，很多人在認真讀書，我呢，算是個「東張西望，東玩西玩」的人。
由於被分發到高一24班，這是個具有傳統的一班，所謂傳統就是除了大家知道，一個學校有校刊之外，我們這一班還自己出班刊，而且往往班刊編輯內容及印製，都還比其他學校的校刊來得有水準。
因為我是24班班長，所以自己任命為班刊的總編輯，我認為編班刊是一種手段，是一個機會，可以藉此讓班上同學參與，並且透過共同達成目標的過程，激發同學們的熱情與彼此的感情。
這種最初的想法，一直延續到至今我對所有活動，所有與朋友互動，乃至於所有生命歷程的基本態度。
編班刊，辦活動，朝偉大的願景完成一項又一項的挑戰……這一切都只是手段，最重要的，我最看重的，是與同學，與伙伴，一起努力，一起歡笑，一起哭泣，在熱情付出中得到個人生命的體會與成長，這是我所珍惜的，至於刊物編得好不好，活動成不成功，願景有沒有意義，這一切就隨著時勢或因緣來決定，我並不在乎。
因此，別人出班刊，大概都是分派幾個人去拉廣告或找師長贊助，但我希望大家一起用自己的力量來賺錢。那時候台灣的建築業正開始成長，我們就去幫忙發廣告傳單，挨家挨戶塞信箱，發一份賺一毛錢或二毛錢。於是在那一年中，每個小周末〈建中星期三只上半天課〉及周末，全班分成十多組，遊走在全台北的每一個地區，把手印留在每戶人家的信箱上。
編班刊是個機會，目的是為了將全班的生活具體呈現出來，所以我在班上發展很多活動。
除了必須參加的班際球類比賽之外，為了擴大參與，我以班上每一排為單位，舉行排際比賽，這麼一來全班每個人一定得上場比賽，比賽項目有籃球，排球，手球，橄欖球。另外我們還組織了棒球隊及手球隊，做了漂亮的制服，與各班各校挑戰，到處征戰。
除了班上自己的球類比賽之外，還有牌類競賽，包括橋橋與拱豬，也是以排為單位來競賽，很正式地有模有樣的仿造正式錦標賽地在自己班上舉行。
以這麼活潑的班上風氣，呈現出來的班刊當然是沒有話說。
其實該感謝當時建中有這麼開放的校風，幾乎沒有一個老師會管教學生的，每個老師的氣度也大得很。
比如說有一次在英文課發生的糗事。通常我上課不是在看小說就是在「閉目養神」，因為我的座位是正中間一排最後一個位置，所以應該是很安全地休養之地。通常我若睡得太熟，下課要喊口令前我還沒醒來，坐我旁邊的同學會及時把我推醒，結果在某一次英文課上課半途中，隔壁同學把我推醒，我睜開眼，看到老師站講台上正好沒有說話，我以為她在等下課口令，於是毫不遲疑就大聲喊出「起立！」把專心聽課的同學嚇得一愣一愣的，只有我一個人尷尬地站著。幸好老師溫和地一笑：「咦！你們想下課了？好吧，那就提早下課好了！」之後全班才暴笑起來。
又有一次，正逢友校北一女校慶園遊會之類的，不是假日，是一個要上課的平常日。很多同學都心癢癢地想翹課或有辦法的人想請公假去看看女生們。我為了「照顧」沒有辦法的人，於是就跑去找老師們，把上午四節課全調開了〈反正理由很容易找，什麼練合唱比賽，參加什麼比賽練習……〉，然後全班整隊，堂而皇之地走出校門作「戶外教學」去了！
想不到在北一女亂逛時，碰到課被我們調開的生物老師〈因為她課被調開後也沒事，所以出來玩了〉，只見她和我眨眨眼，笑了笑，也沒有說什麼。
大概就是這麼多老師們的寬容，讓年輕氣盛的我們，得以平安地成長。
從高中時，班上活動及學校課業與社團生活，對我而言是兩個不太相交的平行線，這個態度，也一直延伸到大學，乃至於現在將工作、家庭、與社團，都當作是必須同時兼顧的平行線。
在高中課業壓力下，我的社團生活已經是多采多姿，到了大學，顧忌更少，資源更多，社團生活就更加瘋狂了！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是拿全勤獎的，因為我從來不會因為生病而請假，沒去上課當然都是為了玩，所以自然是請公假囉！記得高中和學校主任教官交情不錯，所以我的公假單只要自己蓋上自己社團的職銜章就可以離開校門，不用經過層層老師，組長，主任來批准。因為方便，所以常常請假出去看電影，也奠定下我喜歡看電影的習慣。
不過雖然我常常沒上課，上課又不專心，作業不認真寫，但是我的操性成績因為全勤同時參加社團又記功又當班長，再加西加，卻變成了100分，滿分的德育成績，一時蔚為美談。
轉眼離那段年少輕狂的日子也四十來年了，曾與高中同學聊天時談到建中時代的生活，他說：「建中畢業到台大，然後到國外留學，一直到跨國的外商公司任職，在許多不同單位不同團體中待過，但是「沒有任何地方的人才密度比當年在建中時碰到的多。」
其實記得我們在民國六十六年考上建中時，已在感慨「典型在夙昔」，覺得前輩好厲害，覺得自己「好可惜沒有趕上那樣的歲月」。不過，厚古薄今，覺得世風日下或許原本就是人的通病吧，我們或許也成了別人眼中的「典型在夙昔」了！
倒是老同學講的「建中是人才密度最高的地方」，我知道他說的人才當然不是指學業成績(比之於成人世界的學歷或專業技術)，而是特立獨行的同學，那種不畏聯考壓力與世俗價值觀而勇於致力追求自己興趣且卓然有成的同學吧！那種勇氣與氣度才是我們眼中的人才，而不是斤斤計較考試贏別人幾分那種考試機器。
我們當年，老師真的不太管學生，每個人各忙各的，以我們班來說，一學期全班只見到班導師二次，其他科任老師與學生互動就更少了。一班五十人左右，其中至少有十多個人是來自外縣市(當初我沒有詳細統計，但是至少十多個一定跑不掉)，班上每個人都是國中國小全校的風雲人物，甚至是全縣市的風雲人物，但是在建中沒有人理你，學校也從來沒有表揚過任何考試成績優秀的人。有沒有門禁我不太清楚，因為我高二高三都是社團幹部，隨時可以離開學校(印象中我那二年每學期起碼都請了數十節到數百節公假，但是建中讀了三年畢業時，我唯一領到的獎狀居然是「全勤獎」，還真好笑！)。
我還是不知道現在的建中學生畢業，進入社會打滾數十年後，回顧自己的學生時期時敢不敢說出：「建中是人才密度最高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