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戰時文化機構從一開始就備受爭議。他們的任務是確保媒體傳播的戰爭資訊正確，抑或他們構成了美國的宣傳部門？在一九四三年眾議院預算聽證會上，共和黨國會議員擔心羅斯福已建立了他個人的宣傳機構,這在未來選舉中可能是無價之寶。眾議院將戰情局的預算全數砍掉，參議院同意關閉戰情局的國內分部和電影處，但恢復了給海外分部的一些預算，以對抗敵方的宣傳，直到戰爭結束。戰後，國務院接管了部分戰時機構，一九四八年的《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規定，美國政府不得向本國公民進行宣傳。"-好萊塢：文化、政治與商業的合力與角力 P119
美國電影的政治宣傳與預算刪減：銀幕背後的政治角力
美國電影不僅是世界娛樂工業的核心，也是一種極具影響力的政治工具。從冷戰時期的反共電影，到911事件後的反恐敘事，再到當代全球化的文化競爭，電影始終在塑造美國政府希望傳達的價值觀。然而，隨著政府預算削減、社交媒體興起，以及市場環境的變化，這種影響力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一、美國電影如何成為政治宣傳工具
1. 好萊塢與美國政府的歷史聯繫
美國電影與政府之間的合作可追溯至20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政府意識到電影在鼓舞士氣、塑造民族認同上的潛力，因此成立了「美國新聞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用來指導電影業製作愛國題材作品。
二戰期間，政府進一步強化對電影的控制，發行大量戰爭宣傳片，如《為何我們而戰》（Why We Fight）系列，以說服美國民眾支持參戰。隨後的冷戰時期，好萊塢製作了大量反共電影，如《紅色黎明》（Red Dawn）和《洛磯四：天下無敵》（Rocky IV），以烘托美蘇對立局勢。
這種合作關係在911事件後再度加強，政府與好萊塢攜手製作了一系列反恐題材電影，如《獵殺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綠區》（Green Zone）和《13小時：班加西的秘密士兵》（13 Hours）。這些電影往往帶有鮮明的政治立場，強調美國軍隊的正當性，並美化政府行動。
2. 美國軍方與好萊塢的合作模式
(1) 軍事資源的交換
美國國防部與好萊塢的合作模式通常是「資源交換」，即軍方提供軍事裝備、拍攝場地、技術指導，甚至派遣現役軍人參與拍攝，而電影製作方則需確保劇本符合軍方的利益。例如：
- 《壯志凌雲》（Top Gun，1986）：由美國海軍全力支持，成功提升海軍飛行員的招募率。
- 《變形金剛》系列：獲得五角大廈提供的坦克、戰機和軍艦，軍方亦對劇本進行審查。
- 《美國狙擊手》（American Sniper）：塑造美軍狙擊手克里斯·凱爾為英雄人物，強調愛國精神。
這些電影的影響力遠超出娛樂範疇，甚至直接影響美國民眾對軍事政策的態度。例如，《壯志凌雲》上映後，美國海軍報名人數激增500%。
(2) 五角大廈的劇本審查
軍方提供資源的條件之一，是對電影劇本擁有審查權，確保影片不會損害美軍形象。例如，2001年的電影《黑鷹計劃》（Black Hawk Down）在劇本修改階段，就根據軍方意見刪除了部分對美軍行動的負面描寫。
這種審查制度確保了美軍在銀幕上的形象始終保持「正義」、「高效」與「專業」，避免影響徵兵與國內外的輿論支持。
3. 冷戰、反恐與當代政治宣傳
(1) 冷戰時期：塑造共產主義的敵對形象
冷戰期間，美國政府利用電影塑造共產國家的負面形象，強調美蘇對立。例如：
- 《紅色警戒》（The Manchurian Candidate, 1962）：描述共產黨利用心理控制操縱美國政治。
- 《洛磯四：天下無敵》（Rocky IV, 1985）：美國拳王擊敗蘇聯拳擊手，象徵美國的勝利。
這些電影不僅影響了美國民眾，也在全球傳播美國的政治立場，使冷戰的意識形態對立更加鮮明。
(2) 911後的反恐電影
911事件後，美國政府積極支持反恐題材電影，塑造美軍與情報機構的正當性。例如：
- 《獵殺本·拉登》（Zero Dark Thirty, 2012）：美化CIA追捕賓·拉登的行動，爭議在於電影對「酷刑有效性」的暗示。
- 《美國狙擊手》（American Sniper, 2014）：強調個人英雄主義，忽視戰爭的道德問題。
這些電影在全球範圍內提升了美軍形象，並影響了美國民眾對反恐戰爭的態度。
二、預算削減對政治宣傳電影的影響
1. 政府資助減少，電影商業化取代政治導向
隨著美國政府預算削減，對好萊塢的資助亦大幅減少，導致政治宣傳電影的數量下降。例如：
- 軍方對電影的直接補助減少，製片公司需自行籌資。
- 許多軍事題材電影因成本過高而放棄拍攝，如2010年代後減少的美軍英雄主義電影。
這種趨勢使好萊塢更傾向於迎合全球市場需求，而非純粹製作政治宣傳作品。
2. 票房取向與中國市場的影響
好萊塢逐漸將票房視為首要目標，導致某些政治敏感題材被修改。例如：
- 《變形金剛4》加入中國軍方場景，以迎合中國市場。
- 《捍衛戰士：獨行俠》（Top Gun: Maverick, 2022）最初刪除台灣國旗，後來因輿論壓力恢復。
這些改變顯示了市場與政治宣傳之間的角力，也反映了美國電影對全球政治的適應性。
3. 獨立電影崛起，挑戰傳統政治敘事
由於主流好萊塢電影受到市場與政府控制，部分獨立電影導演選擇拍攝批判政府的作品，如：
- 《傷心的奶油》（The Report, 2019）：揭露CIA酷刑行為。
- 《美國動盪》（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 2021）：講述FBI對黑豹黨的鎮壓。
這類電影反映了美國政治宣傳模式的變化，顯示政府控制力正在減弱。
美國電影的政治影響仍在，但形態正在變化
隨著預算削減、國際市場變化與社交媒體的興起，美國電影的政治宣傳功能正在演變。未來，政府仍會透過影視影響大眾，但好萊塢的市場導向與獨立電影的崛起，將使政治宣傳的形式更加多元與複雜。
